俞先生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宪法里都规定言论自由，但是，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没有人说言论自由就是绝对的自由，但是，允许言论的宽松范围不一样。在西方国家里被人们视为应该给与的言论自由在中国则不能给与。中国知识分子发表自己关于国家事务的意见经常被当局压制。最近，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教授发表感言遭处理即为一例。当局也声称要研究如何在面对社会舆论发表批评意见的时候政府的承受能力。但是，估计他们改不了现况。下面本人就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西方国家的法律文明是允许言论自由的基本条件，而在中国则不给与这个基本条件。中国没有法治，而是实行人治。这是基本原因。法治就是法律具有至高无上权威，在中国则是执政党在法律权威之上。执政党的领导人实行独裁制，结果就是人治国家。人治国家是不可能给与言论自由的。关键在于，只有法治才能有言论自由。法治就是意味着树立一种非人格化的权威。怎样非人格化？就是作为拥有权力的立法者在订立法律以后退场，主要有三个表现。第一，立法者订立法律以后，不负责执行法律；第二，立法者订立法律以后，自己也要遵守自己订立的法律；第三，若干年后立法者去世，法律还在实行。当法律的权威至高无上时，没有哪个人能干预法律的实行，法律变成一个独立的权威，就是本人说的，法律是一个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出现这个过程的关键条件是采用一种材料当媒介，这个材料成为拥有权力的人的化身。由于这个材料不能自己行动，法律代表的权威非人格化。这样的权威对谁都采用同一个标准行使权威。这个权威是一个中立的权威，代表公正。这样它会对行使权力的人构成一个限制。掌权者就不能为所欲为。

于是，国家的权威和统一依赖这个物化的权威。由于它是一个非人格化的权威，人们通常不会反对它，只要人们能接受它。如果人们反对它，也可以修改它。人们不会对这个权威产生情绪化的反应。如果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官员遭到社会的反对，人们通常反对这个官员或委任这个官员的政府，但不会反对国家的法律。这个法律可能是宪法。这样，即使出现反对政府的言论，国家的统一和完整不受影响，因为有法律在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完整。

但是，在人治社会里，国家的统一和完整依赖于最后定于一尊的最高领导人，而不是法律。于是，只要人们藐视这个最高领导人，发表反对意见，或者进行嘲讽，都会威胁国家的统一和完整。所以，人们反对政府的时候，他们的言论也威胁国家的统一和完整。当局一定会采取行动压制言论。原因是，这个最高领导人已成为国家的化身。1957年很多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即被认为向党进攻，而被打成右派。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表万言书，批评大跃进犯错误，结果，他和其他支持他的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如果一个国家里存在这一个非人格化的权威，国家统治权力就会变得温和，于是，展现言论自由空间。完全人格化的统治就不可能有言论自由。动物社会里，猴子也实行专制统治。人治社会没有超脱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文明人却懂得建立一个非人格化的权威来管理自己。这就是人管理自己的唯一进步。中国人到今天还没有学会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