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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摩擦,北调令,千古奇冤
送交者:  2019年04月17日11:20:17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七七事变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4.5万红军主力,摆脱了困守西北一隅的窘境,通过游击战扩散到华北、华中的山西、绥远、察哈尔、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省;南方的游击队1.03万人改编为新四军后,也在大江南北的湖北、河南、安徽、江苏等省不断发展壮大;众多的党员干部,被派往全国各地,发展党组织、武装力量,建立根据地与政权。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中共武装、国军、其它抗日武装错杂共处,中共‘抗日民主政府’与国民政府地方政权并存的局面。1938年11月,王明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后来被称作“右倾投降主义”)被批判后,国共摩擦开始频频发生,越演越烈。

为解决国共摩擦问题,经过多次谈判、协商,1940年7月中旬,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白崇禧,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拟定了一个国共分区抗日方案:《中央提示案》(全称是《关于陕甘宁边区及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作战地境编制问题的提示案》),该案部分要点如下:
1)取消冀察战区,将冀、察两省(全境)及鲁省(旧)黄河以北(含鲁北36个县)并入第二战区。阎锡山仍任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朱德仍任副司令长官; 
2)新四军加入第十八集团军战斗序列,由朱副长官指挥; 
3)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须在正式命令下达后一月内,全部调赴旧黄河以北的第二战区境内(辖山西全境,陕西一部,冀、察两省全境,鲁北); 
4)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绝对服从命令,不得随意扩军,不得擅自越出地境线。

《中央提示案》正式提出了八路军、新四军北调问题。

7月下旬,周恩来将方案拿回延安,遭到毛泽东强烈反对。9月初,周恩来返回重庆,提出以下三项要求,变相拒绝了提示案: 
(一)、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 (注:当时山东旧黄河以南属鲁苏游击战区,绥远属第八战区)
(二)、按照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各游击部队全数发饷。(注:不计游击队,当时八路军、新四军仅正规部队已有约五十万人) 
(三)、各游击部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线,分头击敌。 (注:即不执行北调)

一个月后,40年10月初,国共争夺黄桥之役爆发,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所属1.1万人被新四军歼灭,国军两中将一溺死(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一自杀(独立第六旅旅长翁达)。

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身份,向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皓电’,严厉谴责八路军、新四军不遵军令,随意调动,自由扩充、擅立政权,避战日寇,专事攻击、吞并、残害友军等行径,命令华中、江南的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所规定的(旧)黄河以北的冀察两省和鲁北对日作战,实行国共分区抗日,消除国共摩擦,避免同室操戈,自毁抗战力量。

‘皓电’正式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出了北调命令。

‘皓电’出乎中共预料之外。接电后,“从10月20日起,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接连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开会,分析局势,但始终得不出确定的结果。”毛泽东曾致电周恩来说:“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

中共中央反复讨论的最核心问题是:如何使国民政府的北调命令夭折、破产。达成这一目标至关重要。如果被迫执行北调命令,中共武装、党组织将退出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或转入地下,中共在该区域内苦心创建、经营的众多“抗日根据地”将拱手送人,“抗日民主政府”将化为乌有。执行‘皓电’的北调命令,将八路军、新四军撤到(旧)黄河以北,中共是不甘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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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抗军令是叛乱行为,拒不北调将导致国共决裂。在抗战之初的国共谈判和中共发表的《共赴国难宣言》中,中共曾承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

10月底,毛泽东考虑主动决裂。毛泽东说“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毛泽东还进一步考虑“如何顺利地完成此次决裂,不受大的损失”。

11月初前后,毛泽东提出“15万精兵计划”。在致彭德怀、刘少奇的电报中,毛泽东计划,将八路军编为三个纵队,各选五万精锐,分别出鄂豫陕边和陕甘川边,打到国民政府后方的河南、甘肃等省去;同时,组织一支二万人左右的新四军精锐,也从国军的薄弱地带打到国民政府后方去。另有资料称,毛泽东要彭德怀在华北组织十五万精兵,从山西、陕北经陕南,包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11月4日(另说7日),毛泽东向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汇报了“15万精兵计划”,请求他们作出指示。(共产国际先于12日要求中共中央“暂缓作出决定”,再于20日或26日正式否定了这一将开启国共大战的主动军事进攻计划。)

虽然,毛泽东不惜以先发制人来反制北调令,但他也意识到主动决裂政治上极为不利。决裂需要一个‘完美’的借口,拒绝北调需要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理想’的国共破裂应该由国民党‘主动挑起’,由国民党‘一手制造’,而共产党,则应是事件的无辜‘受害者’。

毛泽东决定暂时采纳周恩来的意见,表面缓和,实际抵抗,先以小的让步与国民政府周旋。

11月9日,毛泽东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出‘佳电’,对何、白‘皓电’中的谴责作出辩解,称愿接受调查;‘佳电’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调往江北,但要求对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暂缓实行北调(12月24日,毛又要求周恩来在谈判中将缓调改为免调,“惟江北部队请缓调改为请免调”)。

至此,皖南新四军北调一事成为定局。

按“皓电”命令,新四军应于11月19日前完成北调,但新四军并未如期执行命令。

11月21日,毛泽东曾致电叶挺、项英,指示:“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

在当天另一份电报中,毛泽东还说: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对一切吓我之人,应以我之法宝(政治攻势)转吓之。我除在“佳电”中表示和缓,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实际我早要北移,但现偏要再拖一两个月),其他寸步不让,有进攻者必须粉碎之。

11月3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刘少奇、陈毅、黄克诚指挥白驹会师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对韩德勤发动了曹甸战役,再次歼灭国军8000人。苏北国军利用完备坚固的工事,水网纵横、易守难攻的复杂环境,经半个多月苦战,顽强守住了曹甸(曹甸战役12月19日结束)。在付出了较大伤亡后,韩德勤的嫡系部队已不足一万人,处于崩溃边缘。

曹甸战役使国军将领极为愤怒,蒋介石曾在面见周恩来时说:“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韩德勤是新四军所属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唯一嫡系”。曹甸战役对将经过国军防区转移的皖南新四军非常不利,再次打击韩德勤,就是将皖南新四军往险境上又推了一把。这些利害关系,普通人也能想到。

曹甸战役即将发动的11月29日,项英不安地致电中共中央询问:“苏北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安全北渡后?”30日毛泽东回电:“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祝同)、韩(德勤)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北移,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曹甸战役并未为皖南新四军北移取消或推迟。

12月8日,曹甸战役发动一周后,何应钦、白崇禧发出‘齐电’,谴责中共军队,变本加厉,攻击苏北国军;对中共‘佳电’所做辩解,亦严加驳斥;再度劝令八路军、新四军执行‘皓电’北调命令。

12月9日,蒋介石颁布北移展期手令,将长江以北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移至(旧)黄河以北的期限放宽至12月31日;将江南(含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的期限放宽至12月31日,将其渡江后开至(旧)黄河以北的期限放宽至来年1月30日;

12月10日,为避免皖南新四军由苏南渡江至苏北后加入对韩德勤的攻击,蒋介石致电顾祝同,命令皖南新四军不得假道苏南(经镇江)北渡,应就地北渡(指经云岭北面的铜陵、繁昌渡江至江北无为县,云岭距长江直线距离约60公里);蒋介石同时命令,如新四军至限期(12月31日)仍不北渡,则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在此之前,国民政府的原则是,只要遵令北调,路线不限。新四军可经三支队的驻扎、活动区域铜陵、繁昌北渡到江北无为县,也可向东借道国军防区,先自皖南到苏南,再由苏南渡江(多自镇江)至苏北,至十二月上旬,已各有数千人由这两条路线分批转移至皖北或苏北。

顾祝同将改道命令传达至叶挺、项英,项英将情况汇报了中共中央。

12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了一道奇怪的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溪到溧阳(注:溧阳位于苏南),然后待机北渡。 (据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陈列部王振合先生)

这一命令与蒋介石12月10日改道电令是冲突的。

通过有关情报得知新四军可能的动向后,12月26日,上官云相(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三十二集团军司令)急电第四十师师长方日英,命他于次日立即率四十师自苏南宜兴、溧阳移防皖南三溪、星潭,防堵可能南进的新四军。四十师出自宋子文税警总团,参加过淞沪会战,装备精良,堪称劲旅。

12月26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回复项英25日请求指示电,措辞严厉地批评、警告项英,提醒项英坚决执行中央方针。

极为相似的电报,率领西路军苦战河西走廊的陈昌浩、徐向前也收到过。项英是老革命,参加过对张国焘、王明的批判,参与过处决高敬亭事件,肯定深知无条件服从中央这一党的铁的纪律,及对抗中央的性质和后果。

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蒋介石命令就地北上、渡江,不得假道苏南;代表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的毛泽东指示先自皖南东进苏南,然后再渡江北上。这两个冲突的命令,不可能同时遵从。项英和皖南新四军陷入了两难的死局。遵守党的纪律是党员的最高责任,作为一名忠诚的党员,项英别无选择,只能服从中央指示,同时违抗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

12月28日,项英主持召开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经过一天反复讨论,确定了转移的路线细节:先由云岭向南,取道茂林、三溪、旌德,绕开云岭东面的国军精锐108师和52师,再折向东北方向,沿天目山麓,经宁国、郎溪,到苏南溧阳,尔后待机择路线北上渡江至苏北(可能的北上渡江路线是溧阳-金坛-丹阳-镇江-长江-扬州)。

项英、叶挺试图解开死局。新四军扩大会议前后,叶挺恳请顾祝同通融,允许新四军取道苏南北移。12月30日顾祝同复电叶、项,只“准以一个团取道苏南北渡”,并强调,皖南大部队仍须按12月10日(蒋介石)电令就地北渡。同一天,顾祝同致电李品仙(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安徽省主席),请其为新四军北渡划定登陆地点、临时集结地和渡江后的北移路线。12月31日,李品仙以‘世亥电’一一答复、解决了上述问题。

12月30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叶挺、项英,称根据周恩来提供的情报,新四军若就地北渡,过江后可能遭李品仙部队袭击,再次指示叶、项应走苏南路线转移。

“李品仙袭击阴谋”并不存在,周恩来提供的,是一个假情报。难以判断它出自情报失误,还是其它原因。

1月1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与顾祝同交涉的情况,及探知的国军四十师、七十九师调动情况,表示: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进,并采取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极大。我们如遇阻击或追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

1月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叶挺、项英,对其执行中央指示予以肯定: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

1月2日,徽州军事会议,参谋处长岳星明向在场的三战区高级军官传达了顾祝同的指示信:“顾长官有指示,新四军如果北撤,我们要掩护好;如果南窜,我们务要堵止住。”会议期间,上官云相的集团军参谋处制订了《第三十二集团军围歼匪军计划》。第三战区调集了八个师约8万余人在皖南严阵以待,准备对可能不遵令北移,东进或南犯的皖南新四军予以围剿。

1月3日午后,蒋介石向叶挺等发出‘江未电’,更正了李品仙(12月31日)‘世亥电’所说的新四军渡江后的行军路线,命令叶挺指挥部队在铜陵、繁昌间渡江,在江北无为附近集结,集结后在安徽境内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继续北上,直至北渡黄河。为使新四军安心北移,电报中说明“已令沿途各军掩护”。

1940年1月4日夜,新四军军部及三支队九千余人临时编成三个纵队,分别由泾县土塘、云岭、北贡里出发,冒雨向南开拔。皖南新四军未执行蒋介石的就地北渡命令,不北而南,南下茂林,闯向第三战区的重兵防线。

4日开拔前,深知事态严重的项英、叶挺又做了一次挽救死局的努力,他们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三战区正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唐式遵、上官云相,及老四军军长李济深发出一封‘支电’,报告部队当晚将移苏南,并陈述这样做的理由,表示并非故意抗命,希望各长官安排友军让道。

为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规定,此类电报不能直接发往国民政府方面,须先发往延安,由延安转重庆周恩来、叶剑英,再由周叶转国民政府。如果蒋介石收到叶、项这封电报,结果也许会不同,但不幸的是,这封电报被压下,蒋介石等人并未收到。

至此,悲剧已不可避免。

1月6日凌晨,新四军先头部队遭遇四十师搜索队,双方发生小规模战斗。

确定了新四军动向后,第三战区从7日晨起,对新四军展开全面围剿。

12日子夜,盐城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收到新四军军部用脑记密码发来的电报:情况万分紧急,密码已经烧掉,请党放心。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1月15日,延安通过了《中央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这个决议产生得实在太神速了。当天,袁国平刚刚于清晨自杀身亡,前一天,叶挺才在大康王村被扣,事变期间,延安因电台“故障”而中断了与皖南军部的直接联系,一直靠刘少奇的盐城华中总指挥部中转电报。迅速地通过该《决定》,对皖南事变的党内责任作出结论,也就给皖南事变的党内亲历者划好了言论基调。党一旦作出决议,就不能乱说话了。任何党员不得公开发表与中央决议不一致的观点和意见,这是党的铁的纪律。
(注:袁国平的死因、时间有不同说法)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牺牲、失踪约3500人;被俘、被收容约4300余人;约1000人突围成功。

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样来看,这次皖南失败的代价是值得的。”

皖南事变带来了以下的结果:

1)完美破解了国民政府的北调命令,八路军、新四军顺利地留在了黄河以南的的广大地区,华中众多“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都保全了;
2)得到了一个‘理想’的决裂借口,八路军、新四军从此不再奉国民政府命令,不再向国民政府汇报,不仅实际上一直独立于国民政府,而且从此,形式上也不再受国民政府的束缚;
3)中共可以以抗日之名,更‘自由’地发展武装和党组织,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为未来夺取政权奠定了基础;
4)通过周恩来等的出色运作,中共的事变表述在美、欧、东南亚成为主流声音,中共作为受害者在国际社会和华人世界赢得了广泛的同情;
5)以全民族抗战领袖自我定位的蒋介石,不欲张扬新四军违抗军令的家丑,企图缩小事态,息事宁人,维持抗日统一战线,忽视了对事件的宣传,反成为阴谋的始作俑者,一手制造“千古奇冤”的民族罪人;
6)除掉了令毛泽东深恶痛绝的项英;

这样看来,3500条生命的牺牲确实是值得的。没有皖南的千古奇冤,也许就不会有日后“中国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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