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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忆文革批斗地主:80岁老太受不了吊打自杀
送交者:  2019年04月10日10:39:56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我是1967年大庸一中高十四班应届毕业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全国一片混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从1966年开始大学停止招生,十一年后的1977年才恢复高考。因此66届、67届、68届三届的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不能招工。于是一心一意投入文化大革命,成了文革的主力军,大大小小几十个造反派组织又分别集中到两大阵营。一个是“红革筹”,一个是“联总”。各自都宣称对方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反革命派,而自己才是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派。各派之间因观点不同,在大辩论中矛盾逐渐升级而发生武斗,先是棍棒,后是配备枪支。子弹不认人,1967年的几场战斗中,双方打死了不少人。后在解放军第四十七军的干预下,武斗才得以平息。为此,还牺牲了好几位解放军战士。

1968年学校恢复上课,即所谓的“复课闹革命”。然而,在经过几年的打打杀杀后,大家的心早已野了。老师无心教,学生无心学,课堂上吵吵闹闹,话题还是文革的内容。既然高考未恢复、升学不可能、招工不存在那就只剩下一条路,下乡当农民。在动员学习班上,认真学习有关文件,使我们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外的反动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一直把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寄托在第二代第三代身上,也就是说寄托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身上。为了彻底粉碎他们的狼子野心,我们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自己;二是坚定不移的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使自己脱胎换骨,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于是,一个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所有的老三届和后来每届的毕业生纷纷奔赴农村插队落户。后来才清楚,因为文革的动乱,中国的一切都已瘫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毕业就是失业,而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当时县里设有知青办,负责知青上山下乡事宜。下乡的方式是有亲的投亲,有友的靠友,无亲无友的再由知青办统一安排。1968年十月二日,我与胡津生、刘志兰、王席春一行四人由班主任老师吴可龙带队,采用统一安排的方式,来到沅古坪区政府,住在区政府招待所。恰巧当晚有位区干部举行婚礼,邀请我们参加。婚礼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大家起哄要两位新人玩各种条件。新娘还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耳熟能详百听不厌的陕北民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当唱到“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时,大家哄堂大笑,此时气氛达到高潮。婚礼上的喜糖是饼干,谁知半夜一个个腹泻不止,一直到天亮,不断上厕所。因为是木房子,所以你来我往只听到楼梯响。第二天大家面面相视,忍不住想笑。那时的物资十分匮乏,买什么都凭票。我想那些饼干不知道是哪年哪月的,细菌早已饱和,不屙稀才怪哩!

因要去的公社和大队还未最后落实,我和胡津生趁此空档去拜访了附近也是老三届知青的同学。沅古坪自古就重视教育,所以文化普及很高。算一下同届的同学人数,就足以证明这点。仅沅古坪公社同届的就有李亚雄、龚湘雄、李兴浓、龚梦雄、龚竹林、李鄂华、李西州。红土坪公社有金克剑、李松鄂。而其他公社也不少。我俩非常想落户到这些同学所在的生产队,但区领导不同意。当晚在区里又住了一夜。第二天大概上午九、十点钟,只听外面锣鼓喧天,人声嘈杂,出来一看只见十多个少男少女打着红旗,敲着锣鼓在大队干部龚建业的带队下来区里接我们来了。他们是沅古坪公社红星大队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县城过来的公路只到沅古坪打止,再往前就是小路。一路上,宣传队的年轻人十分热情,执意要给我们背行囊,并一路叽叽喳喳地介绍情况。其中有一对小夫妻,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男的叫孟生,淳朴而厚道;女的叫九妹,漂亮而大方。一路上她最活跃,笑声最多,话也最多,原来她是宣传队的一号女主角,并扮演《沙家浜》里的女主角阿庆嫂。到了红星大队后,我和胡津生分到红旗生产队,刘志兰和王席春分到红岗生产队。不久后,王席春与他的同班同学欧秀生结婚,欧秀生是赵家大队人,当然她就去了赵家。

我与胡津生在红旗生产队的住处很宽敞,是一栋木房子的西头厢房,两间加一个小杂物间。房子的主人成分不好,是地主,叫尹如海,六十多岁。上有老母,八十多岁。下有四个儿女。老大尹佩如,老二佩凡,老三佩彬,女儿已出嫁。三兄弟年龄与我争上下,他们都挺聪明,木匠,篾匠都在行。老大佩如还能拉上一手好二胡。虽出身不好,也破例成为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成员。他们一家住正屋,西厢房土改后分给一个瓦匠,他孤身一人,死后房子空着,正好我们住。为了图个好印象,我们要求参加下午的劳动,借了两把锄头就出工了。工夫很简单,就是用锄头脑将刚犁出来的大土块打碎。澧水河两岸的坪区,像这类打土块的农活是不存在的。因为坪区属沙质土壤,犁翻转出来的土块一倒下就自行碎了。而沅古坪的土属大山土,像瓦泥一样糯,怎么使劲打也打不碎,这无疑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真是刚学剃头就遇到一个络腮胡。汗如雨下,双臂酸痛,但也只能咬着牙,使出吃奶的气力坚持着。可能是使劲过大,振动强烈,我感觉胸腔的肺部很痛,好不容易捱到收工,被暂时安排到孟生的家里吃晚饭。只见孟生的奶奶正在昏暗的火坑边用汤罐煮饭。她善良而热情,边弄晚饭边问长问短,由于是第一次接触沅古坪的乡音方言,有一半听不懂。一身的疲惫加上一身的臭汗,以及衣服上白花花的汗渍,只想马上洗个热水澡。不知汤罐什么时候才能空出来烧洗澡水,而一家几口人轮流烧水,要到什么时候才会轮到我俩。无奈,我俩决定到沟里洗冷水澡。岂料,十月的山水冰冷,瑟缩着虽然洗完澡,却不能解乏。此时天已黑定,晚饭也已弄好。好几个吃饭的人,只那么一点饭,早已饥肠辘辘的我也不敢多吃,几乎连半饱也不到。刚放碗,外面哨声响起,孟生说:“这是队上开会的哨声”。多想躺下睡一觉呀!

生产队的会议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这是走出校门进入社会的第一个会议,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原来是斗争四类分子(地主份子、富农份子、反革命份子、坏份子)。被斗争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年龄大概在八十多岁的老妇人,她是我们房东的母亲,其死去的丈夫是解放前治坪乡的文书,(沅古坪解放前属沅陵县的治坪乡),据说以前家里有枪;另一个是三十多岁,身体很壮实的李桃生。1949年刚解放时他才十五六岁,罪名是他在伪乡政府搬过枪,他俩在斗争中一口咬定,枪在解放时的土改反霸运动中早已上交给农会了。由于时间久远,谁也记不清,谁也不敢作证。于是群情激愤,高呼口号:“打到地富反坏!敌人不老实就让他灭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本来白天打土块我已累得不行,全身疼痛,像散了架似的,加之睡意袭扰,头像鸡啄米一样无法控制。而胡津生上学时一直是班干部,觉悟比我高。他不断地碰我,提醒我千万别打瞌睡,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我深感惭愧,我想他同样很累,他却能带头呼口号。两个挨斗者一直顽固的拒不承认有枪,老羞成怒的贫下中农将他俩的手反绑在背后,分别扯上房梁。只见两脚悬空,像打秋千一样,此后任凭反复不断的吊起和放下,任凭棍子不断的抽打,惨叫声不绝于耳,但还是一口咬定没有枪。我估计真的是没有枪,不然那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何必要受这种皮肉之苦呢。斗争会一直进行到鸡叫,第二天还要出工,只好不了了之宣布散会。

第二天我与胡津生一道请假回城取冷天的衣服,一回城,大庸老阳戏剧团(后来解散,全部人员下放农村)要我俩协助演出。县里马上要召开三级扩干会,会议期间要演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节目。我们在戏里分别饰演新四军、解放军和八大金刚(未毕业前,剧团因演员不够,经常到一中挑选群众演员)。结果排练加上后来的会议演出,一耽搁就是半个多月。此时沅古坪针对我们的传闻则是害怕艰苦、临阵脱逃。半个多月后我俩返回生产队,谣言虽不攻自破,但不佳印象已经留下。对此,我俩无可奈何,也无需辩解。

回队后的第二天出工时,生产队的一些小青年和我们聊天,问我们昨晚起来解手没有,我说解了一次大手。他们问怕不怕,我好生奇怪,一个大男人有什么好怕的?他们告诉我,在我们进城后的当天晚上斗四类分子,又接着斗争地主,老妇人实在经不起吊打,半夜后吊死在自家屋后的屋檐下,听后我十分愕然。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下,老妇人是四类分子,属于人民的敌人,她解放前是否罪孽深重,我不知道,更没看到。但我对这位弯腰驼背,裹着小脚的老人没有憎恨也没有同情,只觉得她晚年很可怜,她的自杀很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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