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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侃公有制,聊聊社会主义(二)
送交者:  2019年04月10日10:37:44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二)

本文第(一)部分指出:公有制—社会主义是一个政治、经济二位一体的高度一元化控制体系。
(注:公有制—社会主义指公有制性质的社会主义,包括以公有经济为主体,或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以公有经济为主体,或以公有制为主体,本身就是公有制。)

公有制—社会主义(以下简称社会主义)是一个全面的社会控制体系,其控制范畴不只局限于纯粹的政治、经济领域,还囊括意识形态领域。如果社会成员思想上不认同共产政党的理念,那么,他们就不会乖顺、服从地投入、配合这场共产政党主导的强制性的的社会大实验。任何与共产政党相左的思想、言论都可能导致反抗意志,反抗意志随时可能演化为反抗行动,危及共产政党政治、经济领域的一元化控制。反抗意志的社会基础越普遍、越深厚,社会主义被颠覆的危险就越大。所以,思想、言论等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控制关乎社会主义政权的安全,必不可少,也是维持政治、经济领域一元化控制所必需的。

从而,社会主义不只是政治、经济二位一体的一元化控制体系,它还囊括意识形态领域,是全方位,三位一体的高度一元化社会控制体系,是“党管一切”的社会。这个控制体系的核心,是政治权力的控制。

社会主义,其社会控制的全面性、深度、极端性,远远超越了史上任何一种制度,任何一个朝代,即使最专制的皇权帝制(即通常所说的封建社会)也难望其颈背。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
1)政治上,帝制的政权机构不下县(到县为止),在县以下,由民间自治;而公有制—社会主义的权力触角则无所不至,遍布社会各个脚落,遍及每个乡村,每个社区,在最极端的毛时代,社会控制的触角甚至深入家庭,直指个人;
2)经济上,帝制下的皇权官僚集团垄断政权,但并不从制度上垄断、控制土地及干预社会经济。帝王只在政治权力上是至高无上的,但它并非全国土地、财富的超级控制、支配、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强调的是领土的宏观臣服关系,并不涉及土地所有权的具体归属,帝王不能因“莫非王土”而随意干预、支配、侵夺臣子、国民的土地与财产,即使帝王偶而为之,也将被视为无道,视为暴君,失去统治的合法性。
3)皇权统治集团一般不进行全面的意识形态控制,它本身不出产思想。除了它推崇、利用的特定思想、学说,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也允许其它思想、学说存在。帝制时代下思想是多元的,信孔圣,信佛祖,信老君可以并行于社会,与皇权统治并不存在根本矛盾。皇家不垄断教育,不垄断思想传播,民间可以办学,学者可以在思想上保持相当的独立性和尊严。而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是极端一元化的,政权的独揽者同时又是思想、理论的推行者、垄断者、裁判者,它要求一切思想、学术都为政权服务。共产主义本身是一种排它性的信仰,以其它信仰为威胁和天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政教合一的制度。

社会主义控制体系的极端性还表现在,它的一切党政、军事、司法、行政、经济(工商、金融、行业管理)、民政、宣传、媒体、教育机构,甚至娱乐、体育机构,都是社会控制体系的部件,都是社会控制的工具,它们的首要功能,是保障或实施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对社会生产、社会经济、社会活动的人为干预和操纵。

控制就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放弃了控制,社会主义就会死亡。

由于个人活动与社会活动存在耦合,当对社会活动、社会组织实施控制时,将联带对个人活动进行控制;由于社会生产、贸易与个人工作、生活、消费存在耦合,当进行经济控制时,控制措施将不同程度介入个人生活领域;实施意识形态的控制,也势必介入个人创作、表达、作品、观念传播,介入人际交流、甚至娱乐活动。可见,介入、干预私人生活领域,对社会主义控制体系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对私人生活领域的控制与干预,在原教旨社会主义时代(毛时代)登峰造极。在之后的邓时代及后邓时代,个人领域的控制明显放松了,但控制和干预仍以新的策略和方式保持着。

控制意识形态,干预私人生活领域,是极权主义的二个标志特征。社会主义必然是极权主义制度。这不仅适用于毛时代的中国,而且适用于邓时代及后邓时代的中国。后毛时代的中国仍然是极权体制社会而非威权体制社会,只不过极权措施一度以较温和、隐蔽的形式而存在。

社会主义的形态不是固定不变的,作为一个一元化的控制体系,它的控制策略有相当大的弹性和调整、变化空间。这里所说的控制策略指:在政治权力、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各自采取不同的控制范围,控制粒度,控制强度力度,控制方式方法等等。例如,在经济领域,可供选择的控制策略因素包括:公有、私有对象的范围,个人财产的自由度,私营经济的范围、比重,自由程度(通过生产、经营中行政审批等手段控制)等等。通过调整控制策略,社会主义可以从一种形态切换到另一种形态,如从原教旨社会主义(毛时代)变为改良社会主义(邓及后邓时代)。

原教旨社会主义,或者说原教旨公有制是机械模仿马恩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产物,是最反人性,最具灾难性的社会形态。“改革开放”本质上是对原教旨社会主义的一次改良,从控制策略的角度看,它对社会主义控制体系采取了以下改良措施:
1)放开了对个人财产的最极端控制,给予个人一定的财产自主权;
2)放开了对生产经营的绝对公有垄断、控制,允许私人在部分领域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允许私营经济在受控的范围内,以一定比例存在,允许商品生产,允许市场的存在;
3)放弃对个人人身极端、赤裸的控制,代之以宏观社会控制,将基本的私我生活空间还给个人;
4)放弃如影随形的思想审查、思想控制,代之以宏观意识形态控制。

不可否定,以上改良措施相对于原教旨社会主义是重大的进步。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政治权力、经济、意识形态三大领域的社会控制已经不复存在了呢?并非如此。
1)党仍完全掌握绝对权力,完全控制政权、军事、行政、公安、司法等各个领域,党仍然领导一切,党代表着法律,代表着一切权威,保持着对社会全面控制的绝对能力;
2)遍及社会各角落的,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党的各种直接、间接机构始终存在,只是改变了工作方式和风格;
3)所有重要的社会资源、财富,产业命脉都在党控制之下,公有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居于绝对的主体、主导地位,经济包括市场仍然完全在党一手掌控之下;所谓权贵资本实际是绝对权力的衍生物;
4)通过行政、司法、公安、工商、消防、金融、税务、保险。。。,党有一万种手段控制、干预、左右、决定私人经营和个人财富;
5)对社会组织、社会活动的控制从未放松;
6)对思想、言论、意识形态的控制,对文化、艺术、影视,教育、学术、科研的严格审批、审查、控制一无既往;
7)干预私人生活领域轻而易举,当需要对目标人的私人生活进行干预时;

所以,改革开放本质上只是对社会主义控制体系控制策略的改良,它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一元化极端权力控制的本质,政治权力、经济、意识形态三大领域的一元权力控制仍普遍存在。

在社会主义一元控制体系中,可调整的控制策略通常是经济、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策略;政治权力领域,作为社会主义控制体系的核心,控制策略相对稳定。政治权力对其它因素是决定性的,只要政治权力的控制是牢固的,经济、意识形态的策略或政策调整就不大可能失控。控制策略的调整方向和调整细节取决于共产政党的意志或需要,控制策略可以“改革”、“改良”、“进步”,也可以向原教旨方向倒退或复辟。既有的二个方向的社会转变都是社会主义控制体系自身范围的调控,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的质变从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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