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是大陆2003年出品的一部电视连续剧，曾在CCTV1黄金时间热播。我本人没有看过。最近看到网友转载该剧编剧赵琪在搜狐接受访谈兼与网友聊天的实录，谈的重点是皖南事变。就史实而言，该实录真假混杂。赵琪及实录中的部分说法是正确的，但恐怕更多的是谬误，这可能是十多年前的时代局限及其它种种原因造成的。众所周知，近现代史的真实性一直是一个大问题。我最近一直在写一个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皖南事变的连载，我认为有必要将看到的错误指出来，与广大网友讨论商榷。

该实录题为：皖南事变悲剧的责任分析-悲剧责任在谁？

一个可访问的地址为：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244431837503926

另，一些关于皖南事变的小信息：1941年1月4日新四军自云岭移动（南移），5日各部队先后到达茂林一带，6日凌晨与40师搜索队遭遇并发生小规模战斗，7日-12日与前来围剿的国军发生激烈战斗，12日夜与13日晨双方基本停战。14日傍晚，叶挺离开西坑山谷，到谷口外的大康王村与国军谈判，被扣留。

下面我逐一列举赵琪及实录中的错误之处。

1。实录篇首说：“新四军军长叶挺被囚、副军长项英牺牲，军部机关与直属部队9000余人，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全部阵亡被俘。”
综合童志强先生及其它学者的严谨考证，更细致而准确的相关数字为：牺牲、失踪(及自行离队)约3500人；被俘、被收容约4300余人；突围或逃脱并回归中共建制者约1000人。

2。实录中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蓄谋已久动手是必然的”。

国民党墙倒众人推，见多不怪了。皖南事变真的是国民党蓄意发动，并蓄谋已久的吗？

新四军北移一事源自1940年7月16日何应钦、白崇禧与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商定的，解决国共“摩擦”的分区抗日方案：《中央提示案》。周恩来将方案拿回延安后，遭到毛泽东的强烈反对，双方最终未达成一致。1940年10月初，黄桥战役爆发，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所属1.1万人被苏北新四军歼灭，国军两中将一溺死（李守维），一自杀（翁达）。19日，何、白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身份，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出《皓电》，要求华中、江南的中共军队，遵循《中央提示案》，按期移往旧黄河以北的冀察及鲁北，以消弥国共摩擦。11月9日，毛泽东以朱、彭、叶、项名义发《佳电》回应何、白，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调往江北，但要求华中的中共部队暂缓北调（不久，毛又要求周恩来在谈判中将缓调改为免调，即华中部队北调之事免谈）。也就是说，皖南部队北移是国共双方一致的决定。

起初，国民政府对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未作强制规定，新四军可自云岭（北面的铜陵、繁昌）就地北渡长江到皖北无为，也可向东借道国军防区，先到苏南，再由苏南（多在镇江）渡江至苏北，事变前，皖南新四军已由这两条路线分批北移了数千人。但11月底情况有了变化，11月3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刘少奇、陈毅对韩德勤发动了曹甸战役，再次歼灭国军8000人，国军虽顽强守住了曹甸，但韩德勤嫡系军力已接近崩溃。

为防止皖南新四军加入苏北对韩德勤的攻击，12月9日，蒋介石下令不准皖南新四军再走苏南路线，只准由云岭原地北渡至皖北，并命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如新四军悍不遵令，则予以包围剿灭。为使皖南新四军顺利完成北移，蒋介石、顾祝同与皖北的桂系军队协调了新四军过江后的集结地和转移路线。事变后三分之二的突围者正是走这条路线成功脱险的。

1月2日，皖南事变发生前两天，参谋处长岳星明在徽州军事会议上向在场的三战区高级军官传达了顾祝同的指示信：“顾长官有指示，新四军如果北撤，我们要掩护好；如果南窜，我们务要堵止住。

所以，皖南事变不是国民党蓄意发动的， 国民政府一心要新四军完成北移；而新四军则在明知军令的情况下，不北而南，硬闯第三战区重兵围堵的区域，才酿成皖南事变。

3。实录中说：“新四军军部坐失突围时机，主要是项英的责任。从项英同意北上东进战略拖了八个月，从1940年10月中央告诫全党小心国民党方面的袭击拖了两个月，从中央严令12月底前离开皖南拖了一周。”

真的是项英一直在拖，并坐失转移良机吗？实情并非如此。

在皖南军队确定北移之初，项英确实“拖”过，因为渡江的船只需要准备，沿途的交通线需要设置，皖北桂系的让路问题需要协调。但自11月下旬开始，就不是项英拖，而是毛泽东指示项英故意拖了。

11月21日，毛泽东致电叶挺、项英，指示：“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

（注：所谓进攻是国民政府调山东和河南的部队向苏北韩德勤靠拢，以收声援和对中共警告的效果，此二路部队在苏北冲突中未放一枪，实际并非介入，但毛习惯称此类军队调动为进攻）

在同一天的另一份电报中，毛还说：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对一切吓我之人，应以我之法宝（政治攻势）转吓之。我除在“佳电”中表示和缓，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实际我早要北移，但现偏要再拖一两个月），其他寸步不让，有进攻者必须粉碎之。

曹甸战役将发动的11月29日，项英怯怯地致电中央询问：“苏北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安全北渡后？”30日毛回电：“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祝同）、韩（德勤）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北移，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所以，“拖”的主要责任人并非项英，而是毛泽东。

4。赵琪：“皖南事变错误从我个人判断来讲，如果讲错误主要是项英的错误。中央在这个问题的决策上，关于东进北上态度比较明晰。中央这方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原因如下：
1）中共中央明确指示项、叶故意拖延北移，见第3小节；
2）在皖南北移迫在眉睫之时，中共中央批准刘少奇、陈毅于苏北发动曹甸战役，给皖南新四军北移带来重大危机；
3）于苏北一再被中共打击的韩德勤是第三战区（皖南隶属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嫡系，对韩打击越重，顾祝同就越有可能在皖南实施报复；
4）蒋介石已下了皖南新四军就地北移，不得转道的明确军令；顾祝同、上官云相所作的防范新四军违令的布署，项、叶也已上报中央。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却作出了与国民政府冲突的指示，指示叶、项转道苏南北移，使项、叶陷于两难，不得不执行中央指示，走上违抗政府军令，硬闯包围圈的绝境。
因此，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皖南事变正是用心叵测的毛泽东一手造成的。

皖南新四军走苏南的决定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的结果，并非项英自作主张，关于这一点，有以下证据链：
1）据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陈列部王振合先生说，该馆有馆藏电稿抄件：12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溪到溧阳（注：溧阳位于苏南），然后待机北渡。
2）12月26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复电叶、项，严厉批评、警告项英，并敦促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执行北移方针。电文摘要如下：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予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藉故不执行。。。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3）12月30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叶挺、项英：据恩来电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四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注：所谓李品仙的阴谋根本不存在）
4）1月1日，新四军军部致电中共中央：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进，并采取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极大。我们如遇阻击或追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
5）1月3日，毛泽东、朱德复叶挺、项英1月1日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

项英是老革命，亲身参加过中央对张国焘、王明的批判，参与过处决高敬亭事件，深知服从中央的重要性和违抗中央的严重后果。面对两个冲突的指令，项英只能服从中共中央，而违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5。赵琪：“而项英担心到了敌后部队生存有问题，自己还有一些其它战略构想，迷恋一种三山战略。。。”
据历史学者，老将军王辅一考证，所谓“三山计划”是编造出来的，用于证明项英“反对向北发展，而热衷于南进。”的错误思路。实际情况是，军部参谋处三科(即通信科)在云岭驻地山上建立了一个侦听机构，负责从电波中搜集情报，对外称"三山办公室"(即三科设在山上的办公室)，项英常去那里看情报资料，被说成是搞‘三山计划’”。当年三科科长、后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的胡立教，1990年2月致信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后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李一氓，说:“我也算是当时皖南军部的知情人之一，我就不知道项英同志有个什么'三山主义'的计划或者说法。”

6。赵琪：“当时主要有三条路线，从东往北往南，其中叶挺主张走往东的路线，路线比较短，江南部队好接应，沿途国民党部队自己能对付。项英考虑来考虑去，最后选择了向南的路线，绕一条大弯，然后再渡过长江向江南前进。这个绕道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当时国民党严令向北走，不能向南，向南等于向国民党方向前进。”

这段话的错误不只一处。
1）最短的路线是就地向北走在铜陵或繁昌渡江，而不是向东绕道苏南；
2）往东走，东面有国军108师和52师驻扎，这两师的后面还有冷欣的62师，这些都是经历过淞沪会战的部队，战斗力很强，很难对付，叶挺不可能不知道。同时，这些部队在当地驻扎已久，工事很坚固，硬闯很难；
3）皖南到苏南不需要渡过长江，都在江南；
4）无论向南走，还是向东走（顾祝同只准一个团走东线），都违抗国民政府军令，路线选择的责任不在项英。

项英不直接向东，而是先往南走，再折向东行的原因，是南面只有国军40师，是几天前上官云相刚从苏南调到三溪来的，立足未稳，如果一旦打起来，南面相对东面更好突破一些。南线其实就是个变通的东线，先向南只是为了绕过东面最强的国军阵地。

项英已充分考虑了各种因素，项英考虑的，比现下的众多所谓“智者”，只多不少。

7。赵琪：“这一点可以确定（指项英对国民党抱有较大的幻想），突围时受到国民党攻击项英起初还以为是误会”
项英当然知道违抗国民政府军令免不了要和国军开打。项英在1月1日致中共中央的汇报电文中说得很清楚：“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进，并采取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极大。我们如遇阻击或追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

但项英还心存一丝可以不战而过的侥幸，并和叶挺一同向这个方向努力。1月2日，叶挺、项英在给顾祝同、上官云相的“冬午电”中暗示，新四军军部主力仍可能取道苏南北渡：“。。。如万不可能时，仍恳准予转经苏南。特先呈报，乞并转知沿线友军知照，以利通行。”

1月4日全军出发前，叶挺、项英又专门给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唐式遵、上官云相、李济深发出长达1100多字‘支电’，详细报告本军决定取道苏南北渡的决定、理由，恳请他们命令沿途友军让道。按中共规定，此电先发延安，从延安转重庆周恩来，再由周转国民政府方面。有证据表明，此电被毛泽东压下未转，使蒋介石对此并不知情，事发后以为叶、项故意违抗军令且不做解释。

1月5日，项英、叶挺又发出‘微电’重复‘支电’内容，还特地让部队在茂林一带休整一天，盼望国民政府方面收到电报并安排让路。也许预料到被做到局里了，其中一封给顾祝同的电报可能是直发的，未经过延安。不排除顾收到了5日电报，但仍选择按原计划执行围剿的可能。

8。赵琪：“按照王明的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指项英）对王明的这些理论比较持拥护态度。王明理论代表了共产国际的主张，共产国际的主张说到底是苏联的国家利益。”

王明提倡与国民政府充分配合、合作，主张国共共同生存、共同发展。王明的抗战主张虽有为苏联服务的主观意图，但它客观上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一致的；而毛泽东“斗争中求团结”，独立于国民政府之外疯狂发展武装和根据地的做法，则是置阶级利益，也就是一党利益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在王明领导中共统一战线时期，国共几乎没有摩擦，有小的问题也能通过协商、开会（如多方会议）和平解决，对盟友付诸武力是不被考虑的；王明路线被毛泽东作为“右倾投降主义”批判后，中共视一切阻碍其扩张者为顽固派，并对顽固派采取坚决打击消灭的排它性态度。中共武装壮大的过程，同时是国军武装被削弱、兵源被枯竭的过程，中共根据地不断蔓延的过程，就是国民政府管辖区日渐萎缩的过程。到底谁的政策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于全民族的抗战，我认为这个问题并不难判断。

9。主持人：“如果不是独断专行，听进叶挺的意见，也不会导致这种局面。”，赵琪附和说：“当时项英在新四军里面的家长制搞得非常厉害，当时其他领导根本没有办法跟他提意见，叶挺就更不用说了。”

项英的名声不好，最重要的原因是与领袖关系不好，被领袖批判，理所当然地成了专门担责任的shi盆子；说项英独断专行，搞家长制者多是和项英没有过接触的人，他们根本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或事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新四军老人出来为项英说话，对项英的褒远多于贬。

事变前的12月28日，项英召开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讨论转移路线，把已没有党员身份的叶挺也请来参加，当天的会议召开了一整天，这说明项英是讲民主作风的，一个独断专行的家长是没有耐心长时间听大家讨论的；在事变已爆发的7日，项英召开的百户坑会议，与会者激烈争论了七个小时，这说明项英的工作作风是宽容的，是能充分容纳不同意见的。当然，作为新四军实际的一把手，充分听取各种意见与做出自己最终的决断二者并不矛盾。

所以，我认为，对项英工作作风的指责是不可信的。对那两种作风当之无愧的，另有其人，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

10。赵琪：“有一个军分会，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是主任，叶挺是副主任”

新四军军分会是中共中央军委的分会，叶挺已不再是中共党员，所以进不了这个分会，不可能是“副主任”。新四军开拔前于12月28号召开的会议是军分会的扩大会议，党外人士叶挺得以有机会参加。项英在军分会的职务不叫主任，项英是新四军军分会的书记（最初叫主席）。

11。赵琪：“应该负责任的个人显然应该是项英，如果不是项英一连串的错误，皖南事变损失可以降到很低的程度。”
前面已经说过（可参见第3。第4两小节），皖南事变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是毛泽东做的一个局。局中的项英并没有犯错，他只是无力改变自己和皖南新四军被摆布的命运，换任何一个人来也是如此。

12。赵琪：“黄桥这一战消灭了国民党三万多人，整个韩德勤的主力报销，一个军还有一个师基本全军覆没。”
实情是，黄桥战役消灭国军1.1万人，黄桥战役韩德勤共调动3万人，但有近一半部队（非嫡系）被陈毅成功统战，未加入战斗，所以并非消灭三万多人。另外，被消灭的韩德勤主力是一个军（李守维的九十七军，含二个师）又一个旅（翁达独立六旅），也有说法称独六旅本身也隶属九十七军。独立六旅中将旅长，抗战名将翁达在此战中战败自戕。

13。主持人：“黄桥战役对皖南事变的影响，是不是黄桥战役晚一些打，有没有可能推迟皖南事变发生的时间，争取军部转移的时间。”
黄桥战役是1940年10月初发生的，导致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敦促中共军队执行北移命令；曹甸战役是11月底开打的，导致蒋介石下令不准皖南新四军走苏南，还导致国民政府对八路军、新四军停饷停弹。该实录反复谈黄桥战役，对曹甸战役却只字未提，我认为，探讨皖南事变不能忽略曹甸战役，曹甸战役对皖南事变的影响恐怕比黄桥战役更大，更直接。

14。赵琪：“他（项英）在皖南事变期间指挥作战上的失误按我个人的感觉，这时候更多是因为优柔寡断的心理造成的。。。他把新四军看成一大家子，谁也舍不得丢，每个人都心疼。部队突围在攻击星潭的时候，伤亡一大他就撤下来，特别心疼部队。实际上他已经把自己放在一大家子家长的位置，而不是放在新四军统帅的位置上。”

项英心疼、爱惜皖南部队这一点不假；但项英不强攻星潭，并非优柔寡断。应该注意，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日，而不是国共内战。守星潭的是国军，不是日军，打二者的做法是不同的。已经违令在先，再孤注一致强攻星潭，那就把事情做绝了，叛军的罪名就坐实了，和友军就完全撕破脸了，彼此没有情面可留了。弃攻星潭，是给新四军留余地、留后路，保留和平解决事变的机会。退一步讲，就算攻过了星潭，还得再攻星潭南面40师主力防守的三溪（40师也是淞沪会战考验过的税警出身的部队，实力很强），闯过了三溪，还要面对第三战区十几万虎狼之师的围追堵截，后果不难想象。皖南转移部队不是一只纯战斗部队，有很多机关非战斗人员，并携带大批行装，这些分析问题时不应该忽略的。不强攻星潭，因为项英没有疯，项英的理智为新四军保存了至少5300条生命（突围1000+被俘4300），弃攻星潭，体现了项英的冷静与匹夫之勇的区别。

15。赵琪：“几百人看到叶挺下来以后没有结果，开始往外面打，大部分死了。只有饶漱石和十几人冲出去。”

实情并非如此。
叶挺去谈判后，留在西坑山谷内的饶漱石等人没有往外打（108师、52师对西坑围而不打），双方没有战斗发生，也没有“大部分死了”这回事。饶漱石不是打出去，冲出去的；饶漱石躲藏了起来，但被搜山的国军抓住了。据饶自述，他谎称自己是做军需官的华侨，收买了抓他的国军连长，之后就被放了。

16。赵琪：“当时飞机比较落后，结冰无法处理，有很清楚的航空记录，没有国民党特务的原因。”
叶挺46年自重庆返延安，乘座的是飞虎队的飞机，驾驶员是美国人，没有证据说明那是比较差的飞机，空难的原因是导航设备出了故障，这个故障很可能是人为破坏。“没有国民党特务的原因”，不排除其它人为原因。黑茶山空难（四八空难）是一大悬案，同机遇难者还有秦邦宪（博古）、邓发、王若飞、叶挺的妻子和一子一女等19人。叶挺、博古、邓发三人的死带走了很多秘密。本文不对此作展开了。

17。赵琪：“突围的时候有九千人，最后正而八经有两个团突围出去。当时打到第三天的时候，跟军部联系不上，按照军部的指令一直往前打，就从星潭方向打出去了”
皖南事变中成功突围的总共才一千人左右，七百人是原地北渡的，另外二三百人是绕道走苏南出去的，成建制的两个团成功突围的情况并不存在。星潭在南面，这两个团打出星潭后是怎么走的？走苏南？还是又往北走渡江的？这与史实是合不上的。

18。赵琪：“当时国民党部队的战斗力不是很难打的，军部有六千人的作战部队，有些部队武器装备非常好，突围不难。”
这又是信口开河。第三战区的不少部队都是打过淞沪会战硬仗的，战斗力很强，皖南事变中参战的国军108师，52师，40师都是如此，作为第二梯次未参战的62师也是如此。

19。赵琪：“确有其人，原名叫刘厚总。。。项英比较喜欢他，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做副官。这个人是真实的。”
据项英的秘书之一顾雪卿回忆，杀害项英的刘厚总并不是项英身边的副官，而是军部副官处负责管理马匹的副官，平时与项英没有联系，是在皖南事变突围时在山沟里跑到一起的。

20。赵琪：“日本和蒋介石在反共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也是先天的，他们在某一些局部方面经常就反共达成默契，有直接的阴谋勾结。”
据我所知，国民政府与日本有过谋求两国和平的谈判，但并未有过阴谋勾结，更没有就反共有过阴谋勾结。如果是我孤陋寡闻，我很乐意接受网友们的指正。相反，没有中央的指示和授权，潘汉年、扬帆等人是不敢，也没有资格私下与日本人，与汪精卫秘密接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