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河

  回国一个半月后，我在北京首都机场飞机起飞的刹那，内心忽然有了轻松的感觉：我总算出“圈”了。然而心里又别扭起来；我边上坐着个华人老太太，大包小包带了很多东西。放行李的地方放了个提箱，椅子下还塞了个布口袋，自己的座位上也放个不大不小的提包。她虽然瘦小，可因为座位上有个提包，她坐在椅子上就歪向我这边，“入侵”我的空间，她的身体就渐渐不由自主地压在我的肩膀上；我躲都没地方躲。我用胳膊挡了她几次，每次她都惶恐地努力坐回去，可渐渐地，身体又歪过来。怎么办啊？

  还有，飞机起飞平稳后，我放下自己坐的椅子靠背。后面坐着的一位华人小伙子立即就说我放下靠背后他“站不起来了”。岂有此理。我没理他，心想，飞机经济舱的椅子设计成这样是不会让您“站不起来”的，除非用餐时间。真到那时我会抬起靠背的。

  如果我是个当大官的呢？周围的人还不得毕恭毕敬？嘿嘿，那我也就不会坐经济舱。坐经济舱的都是普通百姓。中国人认为，普通人之间，如果相互不认识，就“不用客气”；其实就等于可以不用相互尊重。

  我在纽约JFK机场拖着行李出门的时候，一位老妇人微笑着让我先走；我赶紧停下来示意她先。这时我心里真正的轻松下来：又回到普通的人们自觉相互尊重的地方了。

  每次回北京探亲访友，我都感到自己无时无刻生活在无形的“圈”里。很多马路上中间建起栅栏；便道边上建起阻拦行人随意过马路的栅栏更是随处可见。北京有各种各样的“大院”；各种大大小小的部门（行政部门、医院、影剧院、学校等等、等等）、住宅小区居民楼群和各种商业机构四周都用栅栏围起来。这么说吧，是个“地方”就建围墙和栅栏围起来，哪怕是个各式小贩们卖东西的小商场；就连市里的一些公共绿地四周也布满栅栏。

  北京市北边的天通苑居民区我还看到这样的景象。各个居民区街道外出的路口都设卡，开各种车辆出入都被拦下检查证件。您要是到天安门地区逛，各种栅栏修成“迷宫”；您必须走规定的路口。

  我这么抱怨，肯定有人不以为然：难道美国就不修围墙和栅栏？嘿嘿，说得不错；不过在中国大陆的“圈”里，人们的行为和圈养的动物差不多。在中国大陆，车辆从来是不让人的；就是自行车、电动车也是不让行人，更要命的是这两种横冲直撞的车可以从各个方向，各个地点直奔您而来。你要是躲闪不及，驾车的人来个急刹车，他/她随口一句“会走道吗你”。我多少次遇到这种情况，吓一大跳（因为这种车行驶我起来没声），当时血压都上来了；MD，我可是在人行道上走哪。行人在路口斑马线过马路（行人过马路的绿灯状态下）更是机动车一定要开在行人前头。有一次我就是故意要走在一辆小汽车前边，这车的司机为了抢在我前边冲过去，居然把车开到了便道上。那司机一下子把车刹住，下车还要揍我。这种情形让我想起我当“知青”时在猪圈里喂的猪。那些猪成天为了自己互不相让的争夺撕咬。不过猪往往是为了争吃的，而北京街头的人们则要显示“身份”。具体地说，一个拥有轿车的人就要显现出他/她比行人“高贵”。

  终于我也怒起来。过马路也不看红绿灯，就大摇大摆的走。众目睽睽之下，那些开车的司机们反倒小心翼翼起来。他们把我想象成一个“碰瓷儿”的，一个到处找茬的“牛二”。看看，这个社会你真的是个极其下流的流氓，倒也可以横行霸道。此刻，我看着满街都是“和谐”的标语，心里是无奈。我知道百姓们对这种空洞的宣传不相信，但他们也无动于衷。中国毫无权力的P民，天大的事儿，只要是自己还能凑合活着，那就是“心字头上一把刀——忍”。

  北京的脏也让我联想到牲口圈。气候是个原因，总是雾霾；天气干燥，一刮风就尘土飞扬。还有，北京各种建筑材料都显得不耐用；锈迹斑斑的铁栅栏，破破烂烂的地面，斑驳陆离的草坪，和满地的狗屎，小饭馆里油腻腻的桌椅；还有各种“油腻腻”的人等等、等等。

  我这儿东拉西扯北京的“圈”意会没完没了，还是打住吧；而且我说的这“圈”主要也不体现在以上说的这些表面现象上。我感觉，国内的人们很习惯于“圈养”。中国人，确切的说是汉族人，几千年来一直被“圈养”；这是个传统儒家文化的桎梏。这是东亚文化的主流。如果细说起来我没这能力。泛泛的说，古代大一统专制王朝统治的地方太大；这就需要被统治的民众成为顺民。而儒家文化和专制王朝的制度相辅相成。要专制王朝的长治久安，老百姓必须被“圈养”。

  用“圈养”这个词儿说中国大陆的百姓被“圈养”有些极端和情绪化。毕竟，中国大陆发展到今天，当今中共专制政府是无法完全控制所有人的思想的；另外，再“闭关锁国”，也会有国外的各种思潮或多或少地传播进来，国内能独立思考，并学习理解国外各种思潮的人还是有的，只是仍然是少数，并未相成整个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族）思想意识上质的转变。所以，中国大陆大多数人群的思想状态是不自觉地接受“圈养”。“圈养”这个词儿难听，可我还真找不到更贴切的词汇来替代。

  人们被动地，表明服服帖帖地接受“圈养”，肯定是有怨言的（我当“知青”养猪时，这些胖家伙总是很不高兴的样子，特别是放猪后再把它们赶回圈里去的时候。动物其实有对自由天地的向往；牛马羊等更是如此）。但其中大多数人是希望自己能成为“饲养员”，而非被“圈养者”。具体的说，别看老百姓个个对贪官咬牙切齿，其实个人潜意识里都想自己成为贪官。在专制制度下，说说看，大大小小的当官的哪个不贪腐？“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嘛。大大小小的中国官吏者，都对下拥有绝对的权力。出于人的本性，一定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贪腐是必然的；结党营私是免不了的。

  说到“公社饲养员”这个词儿。开始我在聚会的社会圈子里听到后有点反感，也常常在思索。“饲养员”是权力者，其他则是被统治者。其实任何一个动物社会都是由权力者和被统治者组成，只是人类的社会形态复杂的多而已。我体会，在专制制度下，最低层的是绝大多数没有任何权力的被统治者；这是这个专制社会“金字塔”的最基础的层面。再往上的阶层，对下则是统治者，对上是被统治者。真正能掌握国家绝对权力者是极少数。他们相互你争我夺谋取国家权力全是暗箱操作，完全是见不得人的宫廷政治。铁幕外的人们毫无知情权，只是算命式的猜测，或根据写蛛丝马迹的信息推断国家权力者之间的权斗。

  中国大陆民众对国家权力的运作毫无知情权，更遑论参与，但他们很是心平气和；因为人们在潜意识里认为，自己能自生自灭的活着就不错了，还是盼着“明君”和“清官”来“圈养”他们。中国大陆中国当官的也是口口声声“要做真正关注人民群众疾苦的父母官”的。中共宣传媒介宣传的“在中共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听起来极其矛盾，可P民们从来也没自觉地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美国人则口口声声“我是纳税人”）。在北京居住的时候，我从不看电视的“新闻联播”，打开电脑或手机，我也看不到我想知道的任何信息。我当然有在“圈”里的感觉；可我问周围的人们对此作何感受，他们往往说“习惯了”，或“你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太长了”。

  我知道国内有很少的“公知”们为公众的权力和权利在奔走呼号，但影响甚微。一方面是官方的全力压制他们的声音；另一方面则是老百姓并不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是的，中国的老百姓对平等的要求是有的；但谈到自由一直很陌生，也没有真正理解。祖祖辈辈被“圈养”很难体会人类社会中什么是真正的自由。

  我悄悄地离开了“圈”，感到自己真是个懦夫，总是想到一百多年前秋瑾烈士牺牲前写的“秋风秋雨愁煞人”……

附录维基百科中对人类自由的解释（摘编）：

  自由是一个政治哲学中的概念，意即人类可以自我支配，凭借自由意志而行动。

  自由，在民主政治中又体现为一种精神：就是对什么是正确不那么确定，但是会守护那有选择之自由的精神。

  自由有多种含义：

  意指由宪法或基本法所保障的一种权利或自由权，包括政府在内任何人都不可以不起诉或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拘捕扣留任何人。

    尽可能地以法律保障与赋以相对应之义务，让最大多数人拥有说出属于他们的言论之自由。(言论自由)

  自律意义下的自由。

  是人在自己所拥有的领域自主追求自己设定目标的权利。

  在不妨碍他人同等自由的前提下个人运用自身和自身所具有的能力(如财产)从事一切活动的权利。

  不干涉別人的私人生活，只要不危害旁人就不应当禁制，如个人的私有财产、私隐、性取向、信仰、政治主张、嗜好。

  把被外国所侵略中解放殖民地或领土，恢复独立或归还原有国家的。

  不具有性別意识、思想，认为性別是对自己和人身自由的一种限制。

  1789年法国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中，对自由的定义为：“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

  ——法国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第4条

  美国建国者托马斯•杰斐逊认为，个人的自由受制于他人的同等的自由。进而有人认为自由与责任相关，有相关之自由即应负相关之责任。自由的边界是人权，自由止于人权。

  自由是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自由也是一种社会概念。自由是社会人的权利。与自由相对的，是奴役。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41年1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向往并需要确保一个由必要的人类自由构成的世界：第一，言论与表达的自由——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第二，一切人民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他们神祇的自由——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第三，免于匮乏的自由——以世界性的角度来说，可使每一个国家的所有居民享受在和平时期健康生活的经济基础——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第四，免于恐惧的自由——以世界性的角度来说，全球的兵力削减以至于任何国家都没有对其邻邦进行武力入侵的可能——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美利坚合众国国情咨文，1941年1月6日

  简略来说，这四大自由便是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重申了这四大自由的精神：“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

  ——《世界人权宣言》

  20世纪下半叶，以赛亚•伯林开始用“两种自由”的概念来划分自由：“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他认为，积极自由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作为主体的人做的决定和选择，均基于自身的主动意志而非任何外部力量。当一个人是自主的或自决的，他就处于“积极”自由的状态之中。这种自由是“去做……的自由”。而消极自由指的是在“被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人在意志上不受他人的强制，在行为上不受他人的干涉，也就是“免于强制和干涉”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