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巴山老狼

刚才看到盲从先生的文章《统治者的任性是不是我们惯坏的？》

文章开始的第一句话是：郑也夫教授曾告诫我们：统治者的任性是我们惯坏的！

对郑也夫教授的话，巴山老狼认为是完全错误的！

举个例子：如果十个土匪闯进一个十万人的村庄，强行要十万村民接受土匪的统治，如果不服从就杀人放多，手无寸铁的村民只好顺从其统治。你能说这十个土匪的胡做非为是十万村民们“惯坏”了的吗？

盲从先生以“法不责众”来说明：“如果有一天，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其实也不限于知识分子，应当说有良知的广大民众，敞开心怀，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表达出对统治者的不满和憎恶”，那么统治者“还敢像毛时代那样，行刑前割喉吗？还敢像89.64那样，调动军队用机枪和坦克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进行屠杀吗？抑或像对待刘晓波那样，囚禁至死吗？他们还会那样任性吗？还敢那样任性吗？”

但老狼要说的是：在任何国家和社会，会思考和有良知的人都是少数。就算所有会思考、有良知的人都有胆量“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表达出对统治者的不满和憎恶”，他们在全国的人口数量中也是少数或极少数。至于敢象刘晓波、毕福剑、邓相超、郑也夫……们一样公开说出来的更是凤毛麟角，他们说出的话对独裁专制政权的统治者的影响完全可以被忽略不计。

独裁专制国家统治者的“任性”来自何处？

老狼个人认为：独裁专制国家统治者的“任性”来自于统治者自己身上的“兽性”多少和“人性”的多少。

在独裁专制国家中，如果统治者的“兽性”太多，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人性”，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就会遭受到巨大的苦难！例如列宁统治下的苏联，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金胖子统治下的朝鲜，波尔布特统治下的柬埔寨……。在这些国家中，人民的苦难不是因为人民把统治者“惯坏”了，而是统治者没有一点“人性”，只有“兽性”！因为在这些国家里面，人民根本就不敢说出一句心里话，更别说要说出与统治者意见不同或者批评的话，在统治者只有“兽性”的国度，如果有人说了统治者不爱听的话，就会立即处死！其他的人，就算你会独立思考，面对动辄就摘下你的人头的“野兽”一般的残暴统治者，你也不敢说出一个字来！

特别是毛泽东这个没有一丝一毫的“人性”，只有完全彻底的“兽性”的家伙，在他的眼中，活活饿死五、六千万中国农民的巨大苦难只不过是一个“数字”而已！

能说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金胖子、波尔布特……这些没有一丝一毫人性的残暴统治者是人民“惯坏” 出来的吗？是人民“惯坏”了的吗？

在独裁专制国家中，如果统治者不但有“兽性”，还有“人性”，那么他在“任性”的同时，也有一定程度的宽容和包容。例如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苏联，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邓小平死后至今的中国……客观地说，这些的专制国家的统治者不但有“兽性”，也有一定程度的“人性”，有一定程度的包容。否则郑也夫、毕福剑、……们早成了刀下之鬼！这样的国家，统治者的“任性”与人民的“惯坏”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当其“任性”时，是因为统治者自身的“兽性”在起作用。当其有一定程度的包容（例如对郑也夫不进行处理）也只是因为统治者身上有“人性”的一面。

在独裁专制国家中，如果统治者的“人性”占了主导地位，他就会主动地搞政治体制改革，让政治制度进一步“人性”化，让人人平等的民主理念法制化。例如前苏联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变革，赵紫阳启动了几天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今日的越南体制的巨变，缅甸前军人政权的和平变革，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波兰的主动变革……。

综上所述，得出结论：在独裁专制国家，统治者的“任性”只与统治者自身的“兽性”与“人性”的有或无、多与少有关，与人民是否“惯坏”无关。

郑也夫教授这一句话“统治者的任性是我们惯坏的”是完全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