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先生

自从去年12月初加拿大政府当局根据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引渡要求而扣留过境加拿大的中国通讯行业巨头华为公司的副总裁兼财务长孟晚舟女士以来，中加关系急转直下。从中国方面看，朋友后面捅一刀，而从加拿大这方面看也没有预料到一夜之间加拿大一个中小国家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中国方面扬言，不无条件释放孟晚舟女士，加拿大要承担严重后果。后来，中国方面抓捕两名身在中国的加拿大公民。国际社会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方面的报复。两名加拿大人成为人质。由于美国有意引渡孟晚舟女士，中加关系进一步严重恶化的可能不能排除。中国与美国的冲突也可能加剧。这对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而言肯定不是一个积极的动向。更重要的是，孟晚舟事件可能预示中国与加拿大甚至所有西方国家之间正在开启一种结构性冲突的新时期。

请允许我解释一下我所谓的结构性冲突。自从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趋于和缓。经济合作取代了过去的备战政策。和平与发展成为中国的主要政策走向。内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外部则是发展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合作。由于进行经济合作必须以双方互利为原则，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是友好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每年都与美国或欧盟举行经济和战略对话，寻找彼此之间合作的机会并协调各自的立场和政策。从事经济合作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是放在一边的，是隐藏在背后的。由于从事经济合作双方有利，虽然有时也谈人权问题，没有影响双方合作的大局。从中国的角度看，可以做到两手都要硬。一方面对外开放，搞改革，另一方面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加强。就是外界所说的政经分离。经济可以自由化，可以改，但是，政治体制不能动，坚决不改！就是原来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给中国领导人的启发：经济开放，政治则自搞一套。实际上，就是中国那种经济上开放，搞改革，政治上则不搞改革的发展策略的结果。以前，这种策略没有遇到问题。现在，遇到了问题。就是出现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结构冲突。

就是说，出现了体制冲突。以前，经济是润滑剂，不涉及体制的冲撞。现在，开始出现体制冲撞。  加拿大根据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孟晚舟，中国要求放人。加拿大表示，加拿大扣留人是司法过程，政府不能干预。加拿大是法治国家。就是说，政治归政治，司法归司法，不涉及政治。其实，任何法律都有可能与政治关联，例如，国会制定法律的时候也可能有政治考量。但是，一旦进入司法程序，政府或政党就不能干涉。在中国，司法程序随时可能面临政府的干预。彼此的司法制度不同。同样，中国政府扣留两名在中国的加拿大人。加拿大也呼吁中国政府放人。但是，中国也要求加拿大尊重中国的司法制度。其实，中国的所谓司法就是政治操作。现在，两种体制发生冲突。还有很多细节。加拿大表示，孟晚舟在加拿大获得保释，允许支持孟晚舟的人示威，但是，中国政府不允许加拿大人获得保释，也不允许支持加拿大人的人示威。体制差异凸显。也是一种结构冲突的表现。

还有，中国是一党专政国家。私营企业一定要服从一个政党领导。华为发展5G技术，进行国际合作。西方国家很担心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他们认为，中国政府要求华为将西方客户的信息资料提供给政府，华为难以抗命。于是，西方主要国家开始防备和围堵华为。西方国家的看法是，西方的通讯技术供应商可拒绝政府的类似要求，为客户保密，于是，不存在泄密问题。但是，由于中国是个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而且中国谋求世界主导地位，西方国家很担心。根据中国的意识形态宣示，将来要将共产主义红旗插遍全球。将来美国也要建立类似中国那样的政治制度。就是一党专政。没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没有选举。没有法治。当然，中共领导人或智库现在也未必这样想，但是，西方国家也有担心。不知道中国将来想干什么。你们还会实施共产主义吗？人们由此担心。所以，有评论说习近平的政治倒退导致华为被世界各国围堵。

总之，这样的体制冲突可能改变原来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影响中国的发展战略。就是那种政经分离的策略可能难以奏效。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模式基本上就是新加坡的模式。由于中国是个大国，在国际上影响广泛，体制冲突的可能性更大。一旦这样的体制冲突长期化，中国的开放政策必然受阻。于是，经济增长率可能下降。发展不顺利成为一个时期的特点。就是说，一旦与西方和其他国家合作的话，外国会有疑虑，会消极对待。比如，一带一路的战略可能受到抵制。这可能逼迫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对中国走向自由化是个积极动向。毕竟，自从近代中国打开国门以来，每次变革都是外部压力的结果。中国人内部缺乏变革的动力。如果没有外部的冲击，中国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不会出现。所以，这种结构性的冲突，特别是体制的冲突，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拐点。有些坚决不改的，可能也要改。人们可以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