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来到北京后的第一个清晨，我对我的中国女友说，这大雾真是太棒了，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乡慕尼黑。而她只是说：“这不是雾，是雾霾。”

十年前当我搬到中国来的时候，我以为我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每当我晚上清鼻子时，纸巾上所有的东西都是黑色的。我对空气污染非常震惊，我感到，在这里的每一次呼吸都让我离死亡更近了。

对那些咂嘴、随地吐痰、擤鼻涕和抽鼻子的人，我也都觉得格格不入。还有那些高热量和重口味的早餐，让我无法理解。而且我也非常恼火，因为餐厅里的服务员从来都没有问过我是否喜欢他们的食物。

我是在一个热情好客的环境下长大的，我的父母在慕尼黑有一家餐馆，我也很早就开始在那里帮忙了。因此中学毕业后，我就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亚霍夫酒店接受了酒店管理的培训。在那里，我甚至接待过例如迈克尔·杰克逊、奥马尔·沙里夫和皮特·乌斯蒂诺夫这样的客人。

在酒店工作了六年之后，我决定出国，因为我想在其他地方学一些餐饮业方面的经验。我去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先是到了迪拜，然后到了阿布扎比。

那时，在我工作的酒店里来了一位来自中国的舞蹈演员。我立刻爱上了她。三个月后，我就决定跟她去北京。出发时我只带了一个背包和3000美元，这就是我当时的全部家当了。

幸运的是，我很快就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德国公司里负责三家餐馆的饮料和食品进口。从几年前开始，外国人在中国找工作变得困难起来了。要获得工作许可，就得找到能为你担保的雇主，或者具备足够的技能而获得专家身份。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结婚。

刚去北京的时候，我遇到过一位中国老人，他对我说：能挺过六个月的人，就能长期留下来。

中国人把这段时间称为“黄热病期”。但六个月之后，我要解决的却是另一个问题：我的脖子上长了一个肿瘤。

我不知道环境污染是否与此有关，但我很怀疑。在慕尼黑我切除了肿瘤，从那以后我的脖子上留下了一个大伤疤。

当我重新回到北京后，就和我的女朋友结婚了。她带着我参加了许多她作为舞蹈演员被应邀出席的派对和庆祝。然而不幸的是，她热爱舞蹈超过了爱我，我们的婚姻在三年半之后结束了。

我彻底被摧毁了。我住进了一家酒店，因为无法想象独自一人住在一个北京的公寓里。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女经理，于是我们开始约会。她很理解我，也给我时间，我又恋爱了。因为我想遵循传统，便通过她的父亲向她提出了求婚。

她的家人最初对我是持怀疑态度的，他们从没有跟外国人打过交道。而且还是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一个慕尼黑人，有一位来自巴勒斯坦的父亲和一位来自克罗地亚的母亲。

后来我们结婚了，我的妻子怀孕了。我们回到了慕尼黑，想在那里生下孩子。但在孕期第七个月的时候，却发现了胎儿的严重畸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由于北京的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我的妻子在北京长大，她一生都呼吸着那里的空气。很不幸，我们的女儿没能活下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