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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中共淡出历史舞台的郑也夫何许人也
送交者:  2019年01月10日12:02:37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在习氏思想控制日渐严酷之际,这位国内学者公开建议本身就是件石破天惊的的事。紧接着,又发生一件让我吃惊的事:中国大陆聚集知识界很高人气的爱思想网,发表长达两万字的重头文章《硬汉郑也夫》,高挂在该网“一周排行”的第一名


  老高按:海外媒体上刊出署名郑也夫文章,提出中共建政70年来带来太多灾难,完全丧失自我纠错能力,唯有和平地淡出历史舞台,才符合人民根本利益。消息一出,马上有朋友来电话,推敲身在北京郑也夫是不是真这么敢讲,这是不是真的出自郑也夫的手笔——毕竟在网上我们见识过太多的伪托名人的文章。他认识郑也夫,曾经与郑共同参加过电视台的一些学者访谈节目。十年前我也曾在北京的一个饭局上见过郑也夫,那次饭局是北京知识界几位朋友宴请一位来自美国的著名学者,我正巧在北京,被邀当陪客。那次饭局,郑也夫的爽朗、犀利和知识面广博,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2008年北京奥运前后,我读了很多有关奥运和体育的文章,最有收获的就是读郑也夫的文章,他想的最深最透。后来才知道,他早在1991年就出版过专著《中国足球的出路》,对体育、对奥运早有透辟的思考。
  还没有等我们去查证,已经勿须查证了:这个观点确乎就是郑也夫提出来的。他写了《政改难产之因》一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难的原因。文章说,(中共)“对不同政见的仇视与日俱增,对危机的恐惧令自己失态”;有一项符合中国广大人民和执政党共同利益的事情,就是共产党和平地、即以避免暴力的、最少社会动荡的方式,淡出历史舞台。
  郑也夫的期望非常诱人:和平地结束专制,这应该说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幻想。对这种幻想的可行性,自然会引起很多讨论甚至激烈争辩,但我认为最可笑、最无聊的就是推究作者的用意、是否为习近平“洗地”之类。
  在中国,在习氏思想控制日渐严酷之际,却有一位国内学者,公开地建议共产党淡出历史舞台,这本身就是一件石破天惊的、非同小可的事。而紧接着,就在前天,1月7日,又发生了一件让我吃了一惊的事:中国大陆的爱思想网,发表了署名谢志浩的长达两万字的重头文章《硬汉郑也夫》。就从这个标题看,作者的推崇之意溢于言表。这篇文章,现在仍然高挂在该网“一周排行”的第一名。一般来讲,中国网站在当局三令五申之下,为了自己的生存,不会公然与当局网管们硬抗,“好汉不吃眼前亏”,“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最多是寻求一些灰色地带,打打擦边球。但这次爱思想网,不会不知道郑也夫捅了一个天大的娄子吧,却敢于顶风上,义无反顾地发出这篇长文,对他表示毫不含糊的支持。这究竟如何解读,倒真是要细心琢磨琢磨。
  谢志浩文章写得不算很出色,有些话翻来倒去地说。也不是刚刚写的:从文中这句话“直到1998年,都已经48岁了,也夫才来到知识分子最适合的社区——大学。屈指算来,也夫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已经12年了”,我推断此文写在2010年。但此时端来,网站推出,都让人惊喜。时过近九年,作者这篇文章对我们了解郑也夫何以敢太岁头上动土,提供了切实的线索。
  为你喝彩,硬汉郑也夫!


  硬汉郑也夫

  谢志浩,爱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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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学术生态

  社会学被取消,大体上是30年的光景;后来又被承认,大体上也是30年的时光。
  由于全能政治的作用,国家的触角伸向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自然疲软无力。城乡二元化的制度安排,加以单位制度,社会的功能,长期被压缩在婚丧嫁娶、盖房、搬家等有限的范围之内。这是取消社会学的大的历史背景。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并没有随着取消社会学家而解决,所以,1979年之后,社会学被承认,老辈社会学者,经过长期投闲置散,终于人生“夕阳红”,重新归队。
  但是,就是在恢复社会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社会学依然属于“敏感”学科。社会学家所需要的数据,尚属于国家机密。可以想见,社会学者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2006年7月15日,笔者出席在太原召开的中国社会学年会,社会学的掌门人陆学艺先生,动情地诉说:社会学的春天终于来到了!言外之意,社会学终于和经济学、法学一样,能够为和谐社会,出大力,流大汗。
  就是在社会学这门学科,被束缚手脚的时候,依然有社会学者,深度观察社会的转型,执著思考可能的走向。
  郑也夫由于洁癖,走上了独特的道路。他的社会学学问做得有趣、好玩和出活。“正宗”的社会学界既没有趣味,也不好玩。尽管郑也夫,活做得很棒,但是,不大为“正宗”的社会学界所认可,时间一长,自然非常边缘。
  性格决定命运,一点都不错的。其实,孙立平先生,也是很出色的社会学家。但,得到正宗社会学界的“礼遇”。2006年中国社会学太原年会,孙立平先生就是大会的报告人。郑也夫和孙立平,惺惺相惜,互相推重。由此,可以见出,孙立平先生雍容的一面。
  也夫的朋友薛涌,曾经采访过费孝通老先生,当面问老先生:要出现费孝通这么大个头的社会学家需要多少年?费孝通老先生沉思片刻,说了一句话:至少五十年。怎么说呢?费孝通的精神滋养,那是吴文藻、史禄国、潘光旦、马林诺斯基提供的。后辈吃的什么奶?谁可以成为当代的吴文藻、史禄国、潘光旦?
  其实,费孝通的意思是说:学术大师的出现,必须依赖健全的学术生态,出活的学术群落。当代大陆的社会学,也不能说是一潭死水,但是,充其量是学术大海上的泡沫而已。
  “正宗”的社会学界赢者通吃,只有宗派而没有学派。具有也夫风格的学者,似乎也不大可能出现太多。一个也夫,就改变了学术思想的生态,这就是也夫的作用。
  也夫曾经说过,搞社会学的动力,可以是兴趣,也可以是实用。中国大部分社会学家的动力是实用,费孝通老先生说自己志在富民,接近实用;当代一般的学者就更实在了,主要是富己。
  也夫搞社会学,出于一己的兴趣。也夫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他对社会的体察和思考,主要是在智力上挑战自我,也夫经常说自己是游戏人,就是这种意思。同时,也夫还具有深切的关怀,再加上博物学的视野,雄辩的口才、清通的文字,使得他对社会的观察,既具有真性情,也具有专业的水准。真性情在也夫那里,表现出执着甚至有点偏执,专业水准并没有使得也夫的东西硬梆梆的,而是在文章中体现理性的清明。郑也夫之所以能够成为郑也夫,实在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也夫长期以来,由于洁癖使然,不像孙立平先生那么雍容,不大愿意在社会学这个场子里面混,无形之中,就已经把自己边缘化了。至于郑也夫是否具有出活的学术成就,独特的学术理念、有趣的学术话语、好玩的学术生涯,作为整体的社会学生态圈,也不把郑也夫当回事。这就是双向互动。
  所以,就会看到奇怪的事情:先前,郑也夫争取学术资助的时候,往往争取不到。后来,干脆不干了,不玩了。根据我的判断,现在就是郑也夫进行课题立项,社会学的掌门人也不一定把项目给他。为什么?社科院推选学部委员,给人家景天魁难看;社会科学基金制度,也被你批判了;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从费孝通、袁方、陆学艺、郑杭生,历任社会学会长,你都给人家鼓捣了。
  难道中国大陆社会学界,真的连学术是否出活,都看不出来了?也夫的学问,到底如何?不仅潘绥铭、周孝正、孙立平、李银河一清二楚,而且,就是南方社会学界的实力派,比如南京大学的周晓虹,也明白得很。周晓虹当过基金的评委,郑也夫正好申请了一个项目,中国大陆学术界实行匿名投票,除了周晓虹赞成给也夫立项,其他几位评委,没有一位赞成的,结果,也夫的事情就算彻底泡汤了。周晓虹甚至说:只要是郑也夫,不管申请什么项目,都不会错的。可见,周晓虹心目中,也夫搞的东西,质量是信得过的。

  是不是其他评委就认识不到也夫的厉害?我才不相信呢?他们心知肚明。陆学艺、郑杭生、景天魁、李培林,说中国大陆社会学界的掌门人,不知道郑也夫的厉害,无论如何说不过去。陆学艺先生1994年一手把也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如果郑杭生先生不认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能够把郑也夫调过去?马戎先生把也夫调到北大,凭的是也夫过硬的学术成就。也夫这么有洁癖的怪人,身上流淌着英雄主义的色彩,已经习惯于单打独斗。张鸣先生说也夫吃遍北京,意思就是这位老游击队员居然可以到处打游击?羡慕之情,溢于言表。但是,也夫还嘴硬,给人家抬杠,从这里可以见出也夫的偏执。
  不错,也夫说自己是逃难,能跑就跑。但是,放眼大陆,不是谁都可以随便从中国人民大学逃到北京大学的,也夫应该承认吧!也夫在逃难之中,对于大陆的学术界似乎已经失望到极点,但是,社科院、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都认可也夫的学术成就的。可见,在中国社会,即使像也夫这么怪异,还是能够容得下去的,不妨说,这是时代的进步。再说了,没有项目,没有基金,也夫还不照样把社会学弄得精彩纷呈?不适合“集体项目”的也夫,主要是个性太突出。现在,什么都兴团队,必须有一大帮人,看起来似乎挺有声势,同时,必须具有资源,比方说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常务理事什么的,某大学社会学系的掌门人,这样的人,最适合搞集体项目。
  也夫看到这里,兴许有点不高兴:难道志浩认为我不具有合作意识?也夫理解错了。坊间大部头的“集体项目”,可以说,面目可憎、语言乏味,个性在这里,一点都没有,不奇怪;“集体项目”表面看起来是合作的结晶,其实,就大陆目前的学术空气来看,笔者不相信,这些集体项目是充分交流思想和学术的结晶。充其量,一块分课题费、一块获得人文社会科学奖项而已。
  也夫这种类型的人,其实是特别单纯善良的,这就是说,只要具有底线学术认同,并没有说多么难打交道。比方说,也夫和潘绥铭、沈原“三个混球”(沈原具有此语的知识产权,郑先生在人民大学的时候,还有刘世定、林彬、孙立平)合作编写《北大、清华、人大三校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每年一本,可以说合作无间,爽快得很。也夫这么有洁癖的人,都能与潘绥铭、沈原进行合作,这充分说明,也夫不是不能合作的人。只是,也夫更多地觉得,学术生产是一种个性化的产物,而且必须进行深度切磋砥砺。
  也夫之所以不大合群,也许在于他的天真烂漫,人家社会学家都是老成持重的。在社会学的田野,也夫到处都觉得好奇,旺盛的求知欲,宽广的视野,怀疑和批判的精神,注定也夫成为终生的游击队员。不仅是不断变换单位,更主要的是,也夫要阅尽社会这本无言的大书。

  二、学术标杆

  狭隘、封闭的社会学界,无论生态还是心态,也夫与社会学界,不大合拍。也就是说,郑也夫能够成为这个样子,并不是社会学水土和气候作用的必然结果,甚至可以说是反方向的结果。那么,什么是滋养郑也夫的精神资源?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也夫考取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也许是由于用力过猛,结果反倒不大理想。按照现在的说法,也夫这班的同学都属于补录的。尽管这段时间不长,但是,也夫看待事物能够具有通达的目光,可以算得上历史系的收获。
  也夫经常念叨,社会学这一学科内部的差异程度非常惊人,也许就是这一点,使得社会学在专业化建构方面,举步维艰。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1979年费孝通老先生都已经69岁了,但是被胡乔木软硬兼施,硬着头皮归队。“五脏六腑”一样都没有,怎么办?只能在南开大学搞了社会学进修班,具有速成的作用。当今不少社会学的骨干和大腕儿,就是南开速成班的黄埔一期。这是1982年的事情。
  当时,也夫正好从社科院世界宗教系毕业,分配到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殊途同归,1982年,也夫正式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一员,带着理想,带着朝气,也带着那份属于也夫的特立独行。
  历史真是妙啊!
  也夫上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时候,英语特别突出,齐世荣先生内心还是挺待见也夫的。无奈,也夫浑身散发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使他忍受不了“扩招”和“补录”的耻辱,学校不给补录生提供住宿,“走读”对于运动健将也夫来说,不值一提;关键是入学的时候,由于没有单位的依托,也夫不能享受助学金,这对也夫是个不小的打击。
  所以,1979年也夫用力,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的研究生,每月可以获得40元补助,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导师赵复三先生其实总共也就见了也夫十来回。学术理念各异,志趣不同,再加上老先生过度意识形态的心态,师生关系谈不上有多好。但是,导师不希望也夫走捷径,所以,也夫最初的选题被否定了。这时候,也夫的英语功底,大有用武之地,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涂尔干和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从此也夫走上了社会学的道路,渐行渐远。
  也夫在社科院读硕士的时候,费孝通先生已经领衔恢复社会学。别看费孝通既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所长,又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会长,早年的书生意气已经荡然无存。既然被叫来救火的,就得听从人家的指挥。心高气傲的费孝通,身边很少有看得上眼的,但是,社会学这个大筐,什么样的人物都得往里装。何建章这样的经济工作者,协助费孝通工作,费孝通是高兴呢,还是伤悲呢?没有办法,只能配合政府的中心工作,其实,就是说一些场面上的话,应付一下场面。
  1982年,来到北京社科院的郑也夫,人事档案一直到保存到1994年。1985、1986年两年时间在美国丹佛大学攻读社会学。“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是也夫常说的一句话。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也夫就是知名的“托派”(托福考试的相关知识,比较丰富),联系出国留学,有不少法门,经常传经送宝,接受出国咨询。这时候,也夫真是万丈雄心,心潮逐浪。
  也夫本来已经联系好了美国伊利诺斯大学,但是,中国社科院比较较真和呆板,就是没有允许,也夫干着急没有办法。丹佛大学比起伊利诺斯,学术品质要差一些,但也夫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其实,80年代政治的清明和火热的改革氛围,激发了也夫的深沉思考。忙于出国的时候,似乎也顾不了那么多。但是,来到美国,沉潜在也夫内心的思考,重新充溢心中。在美国,导师不认为硕士生是什么人才,充其量只是学术的半成品而已,不读到博士毕业,导师就会很伤心的。本来也夫去丹佛大学,是奔着博士去的。只要修满足够的学分,就可以获得博士毕业。但是,也夫实在难以忍受不能写作的痛苦。导师、亲朋好友,没有人认为也夫不读下去,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好不容易出国,结果连博士学位都不想要了,何苦来哉!见到画画的堂哥,也夫整天与堂哥争辩,内心充满创作的冲动,但是整天临摹的痛苦,实在是难以倾诉的。也夫的真性情,可窥一斑!
  正好也夫的学分够得上硕士,这样,也夫于1986年,心急火燎地回到朝思夜想的故国。不到两年的时间,《知识分子与中国》的书稿就顺利完成,这是1988年的4月。接着筹备召开知识分子学术研讨会,会议是在北戴河开的,知识分子研究的主力,许纪霖、黄万盛、陈明、谢泳都参加了会议。据说,在会议上,这些知识分子研究者,对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达成一个共识:知识分子必须是对于专业之外的社会有所关怀的人。那时候,还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提法,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那时候是具有比较公认的底线认同的。1989年之后,随着政治风气的转变,知识分子日益犬儒化,所以,只能在前面再加上一个定语——“公共”。因为,随着犬儒化知识分子的暴富,人文关怀和担当道义,对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奢侈。
  1985年费孝通老先生已经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彻底了断,来到北京大学。这对费孝通来说,也是一种寻找社区的努力。郑也夫1994年离开北京社科院,来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1998年离开中国社科院,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4年离开人民大学,来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这时候费孝通已经步入晚年,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离开开满鲜花的田野,化作泥土。两位隔辈的社会学家,足迹有所交叉和重叠。仔细思量,确实很有趣味。
  晚年的费孝通,到底做得如何?这是费孝通老先生本人的一大心病。自己仅是花瓶而已,哪里能够像张思之律师,哪怕做花瓶,也要做有刺的花瓶。1957年之后,费孝通所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已经在精神气质上被全能社会彻底打倒。晚岁回首平生,遗憾实多。情不自禁地回忆“清华那一代人的风骚”。难道清华那一代人的风骚,就没有费孝通的风采和神韵吗?也夫作为自觉的知识分子,实在难以在当代寻找精神养料,所以,把目光投向了民国历史。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个具有智慧、悟性和才华的知识分子范型——费孝通。也夫对于1949年之前的费孝通,推崇备至。对于《乡土中国》流溢的精辟议论,具有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
  但是,对于晚岁的费孝通,在恢复和重建社会学中所起到的作用,郑也夫并不以为然。也夫对于1980年以后的费孝通,并不看好。当代中国社会学之所以成为目前病弱不堪的情形,费孝通难辞其咎。所以,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先生离开人世,也夫拒绝了《南方周末》的约稿。因为,也夫,不愿意在老先生刚刚离开我们,就要进行批判,也夫觉得那样不够厚道。
  但是,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邀请也夫做学术演讲,回答学友提问时,也夫还是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当然,这个想法与社会学界主流意见确实正好相反。也夫不认同社会学界同仁对晚岁的费孝通作出过高的评价。社会学界“言必称费老”的学人,坚定地把费孝通的这个大旗扛下去,晚岁费孝通小城镇调查和“离土不离乡”的构想,成为中国政府政策的有机部分,被说成是社会学对中国现代化的一大贡献。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不多的具有水准的政论家和时评家,晚岁的费孝通已经彻底抛弃了40年代人权、自由、民主的理念,论证和印证了政府对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政策。聪慧、世故的费孝通,明白政府的需要,这在学术上不能不说是一种“曲学阿世”。
  也夫在深圳的学术演讲中,谈到费孝通的晚年:“我觉得他是悲剧人物,极其遗憾。改革开放以后没有什么成就,此前在知识界,他是一个受到良好的教育、非常有见识的人,一个睿智的人,但是以后的成果让人实在不敢恭维了。”也夫分析,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后来当了很大的官,被约束了,但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只有一个经世济民的动机,他没有一种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的情怀。”费孝通没有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而是将学术当作一种职业,所以,遇到环境的变化,不会把学术当作一种神圣的不可侵犯的领地,早就把学术放弃了,对待学问的实用主义态度,使得1978年以后的费孝通,只是做一些政府认为有用而且立竿见影的东西,这样可以给人证明:社会学是非常有用的,能够为社会主义作贡献的。这样,在费孝通的影响之下,在政府的推动之下,中国大陆的社会学走上一条“急用现学”的路径。
  大陆的社会学家,没有兴趣关心丰富生动的社会,心甘情愿做政府的助手,解释社会的能力及其有限,这与社会学共同体的不发达,互为表里,同时与费孝通对社会学的塑造,亦大有关联。
  社会学家对于底层和弱势群体的同情,对中国社会大势的理性认知,对未来社会,所持有的理想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学界,已经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社会学家丧失了职守,能够忠于职守的,反倒成为一种特立独行的怪物。也夫,面对晚岁的费孝通,不由自主,神往四十年代的费孝通,羽扇纶巾,英姿勃发。尽管没有达致40年代费孝通的水准,但是,也夫抛弃80年代的费孝通,这就是不简单的事情,放眼望去,多少社会学家还在紧紧抓住80年代的费孝通。
  所以,对于知识界来说,有一个寻找社区的任务。但是对社会学界的知识分子而言,还有一个树立标杆的工作。不妨把郑也夫当作社会学的标杆,踏着也夫的足迹,寻找四十年代费孝通的影子。

  三、学术批判

  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建立大师的认证机制,以便分出“特殊”与“一般”的学者,这是2005年底的事情。万事开头难,推选出来具有极高学术水平、又红又专的学者,已经是2006年7月份的事情。影响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中国社科院总愿意关起门来办,一方面说明中国社科院没有宽阔的胸襟,不能涵盖香港、台湾的学者,另一方面,大陆各地社科院和大学里面的学者也没有涵盖。最主要的是,李泽厚先生不能成为学部委员,可见,评选资格不是按照学术水准,而是主要体现政治过硬。
  这让我们想起来,1949年以后,20世纪50年代出炉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至少在形式上能够包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但是,全能政治的社会生态,是要领导一切学术的,按照这种标准,顾颉刚先生是不能评选为学部委员的。
  1977年,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经济学、历史等13个研究所,整合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金岳霖、贺麟、钱钟书、杨绛、沈从文,可谓群贤毕至,但,社科院毕竟和大学不一样,很少有师生间交流切磋之乐。在也夫看来,社科院,不能说是知识分子的真正社区。
  也夫就是中国社科院毕业的,1982年来到北京社科院,在这里一直呆到1994年。1994年到1998年,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呆了四年,尽管也夫有洁癖,但是,北京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里面的研究人员,低头不见抬头见,好在社科院不用坐班。1995年,也夫进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一年之后,景天魁从哲学所来到社会学所。在一次与西方学者交流会上,看似谨小慎微的景天魁,不经意间一开口就说错了,这对也夫来说是不可饶恕的。但是,随后的几年,他们之间没有更多的冲突。如果真要说有的话,在我看来,只能说是学术理念的不同,学术胸襟的差异而已。
  所以,2006年中国社科院推选学部委员,最后社会学所的学部委员就是景天魁,尽管这时候,也夫已经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八年之久,但,也夫依然觉得这个世界非常荒诞。忍无可忍,7月31日社科院两周的公示期刚过,也夫发表博客文章——《二流学者何以当学部委员——质问中国社科院》。直言景天魁是二流学者,指出就在景天魁的同事里面,一流学者不少于五位,至于北京地界的学者里面,好过景天魁的也要超过十位。“中国社会学界并不高尚,但也还没有堕落到一点正直的声音都没有。”
  笔者也曾写文章,题目就叫做《也夫说“景天魁是二流学者”比较厚道》。一些朋友觉得社会科学,分出高低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说明中国学术共同体还没有成熟,但是就是没有成熟,或者说社会学比较弱势,难道就可以良莠不齐、鱼目混珠?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中国社会学界,也夫说自己是边缘人,这不是客气话,社会学界主事的,因为有利益的纠结,内心的想法,不可能像也夫这样坦诚。也夫没有捞取什么利益,所以,说话就能够这么坦率。“利益相关者”举证景天魁是二流学者,可能吗?“利益不相关者”也夫把这话说出来,社会学界对于特立独行的也夫能怎么办呢?也夫把这话说出来,从另外的角度观察,也可见出也夫对于社会学界的绝望情绪。
  也夫对于景天魁的怀疑,是为了推动社会学界良性评价机制的建立,原本是一个好事。但是,也夫这么出活的社会学家,不懂得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使得社会学界具有一点多元的生态之外,其实什么也没有实现。可以说,这不是也夫的失败,而是,中国学术评价机制的惯性。改变历史的惯性,建立好习惯,殊为困难,没有一两代人的努力,怕是办不成。
  也夫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超过景天魁的至少有五位,比如说李银河、苏国勋、李培林,其他人,也夫没有说,也许是黄平、李汉林、陆学艺、渠敬东、王春光,这些学者在我看来,确实比景天魁出活。但,景天魁从1998年开始当所长,一直当到2006年。只要有可能,就可以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编,《中国社会学年鉴》的主编,其他什么课题和项目的负责人,这些都是水到渠成。
  “景天魁是二流学者”这一说法,为什么比较厚道呢?因为,也夫毕竟承认景天魁是学者。景天魁大学毕业于北京大学,和社会学所前任所长陆学艺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系友,中国搞社会学的人有一部分出身于哲学,像陆学艺、郑杭生、景天魁都是如此。
  文化大革命中晚期,景天魁在山西日报理论部工作。文革结束之后,憧憬回到母校深造,但,此事未果,这样到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1987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景天魁毕业之后,留所工作,从事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1995年“半路出家”,来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毋庸置疑,景天魁先生确实具有很深的哲学造诣。社会学界的学者觉得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位具有哲学造诣的学者,为什么非要来到社会学所,其实,此种事情,在西方学术界是非常平常的,因为西方学术界都具有宽阔的视野,这也是通才教育的理念,没有什么奇怪的。陆学艺先生回答学界的疑问时,也是这么回答的:景天魁哲学功底不错。
  笔者不愿意纠缠景天魁先生半路出家,没有意义。英雄莫问出处,不管景天魁什么教育背景,能够在社会学领域取得成就和突破,就值得欣慰。
  社会学所关注的视野,极其广阔,所以,社会学家必须具有优美的常识。任何一位社会学者,在人口众多、地大物博、而且变迁迅猛的中国社会面前,他的专业准备都是不够充分的。所以,中国社会学家多元的知识背景和各异的学术兴趣,导致社会学学科内部的差异性非常之大,也就是说,社会学家对话、交流、切磋,并不是一件轻松的话题。但是,这种劣势在一定情形之下,也有可能转化成优势,为社会学的成长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强调景天魁先生的哲学背景,而且进一步强调景天魁先生“半路出家”,确实不够究竟。中国出活的社会学家,比如秦晖,历史专业出身;邓正来,外语专业出身;孙立平,新闻专业出身;也夫本人,既有历史学的背景,也有宗教学的背景。
  北京作为中国的学术中心,集中了最多出活的社会学家,中国社科院李银河、苏国勋、李培林、黄平、李汉林、渠敬东、王春光,中国人民大学有潘绥铭、周孝正,北京大学有郑也夫、王铭铭,清华大学有秦晖、孙立平、郭于华、沈原,中国政法大学有应星,还有当代中国社会学界两位掌门:陆学艺和郑杭生。
  单就北京来说,至少不下十七八位,学术水准不在景天魁之下。不少人士面对也夫的质疑,说什么“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言外之意,景天魁到底什么水准,怎么能看得清呢?我在业余弄学术地图的时候,葛兆光先生也是这么说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最初反对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一个理由。但是,觉得弄不出来的事情,一切皆有可能,人家中国社科院就弄出来了,而且还是如此有趣。
  后来,我的想法发生了改变,我们为什么不来思考这个问题呢?形势比人强,也夫对于景天魁的质疑,还是比较厚道的。其实,中国社科院弄出来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47名,绝大部分,是现任或者前任所长,这让我们说什么好呢?

  四、学术自觉

  笔者曾经担任一门《比较文化学》的课程,选取陈乐民先生的《欧洲文明十五讲》作为教材。希腊城邦制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与希腊比较起来,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希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小城邦?希腊人似乎没有形成帝国的地理和文化因素。中国其实原来也有好多地方,但是这些地方似乎都在为大一统而斗争,最终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国似乎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国家。中国人什么都要讲究“大”,国家势力弱的时候,地盘小的时候,臣民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爱国的热情之高,简直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有宋一朝,出现了多少“爱国诗人”。中国人对“大”有一种植根于传统的心理积淀。也许希腊正是那么多小城邦没有统一起来,才为多元的文化提供了发育成长的空间。
  所以在文化学意义上,“小”往往和多元、互动、多中心相联系,而“大”则往往和一体、融合相联系。中小城市往往少了北京的喧嚣和骚动,多了一些朴素。
  7年过去了,郑先生的思路成为一本书:《城市社会学》(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6月1版)别看这本不到19万字的小书,我以为是社会学经典。只有经典学人,才能有经典著作。20万字篇幅是可以把一个问题谈透彻的。动不动就40万字的“理论著作”倒是挺吓人的,可是,作者的真知灼见在哪里呢?
  真正的社会学者,较别的什么人可能更要深入社区、尊重大众。他所研究的是大众的焦点,写文章肯定力求大众看懂。你看,郑也夫读芒福德著、倪文彦、宋俊岭译的《城市发展史》,不玩深沉,怎么考虑的就怎么说:文化传播中仅次于语言的一项最宝贵的集体发明便是城市。城市的出现缘于交流与对话。
  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有一段话,我把它抄在这里:“城市衰败的最明显标志,城市中缺乏社会人格存在的最明显标志,就在于缺少对话——并非一定是沉默不语,我同样指的是那种千语一腔的杂乱扰攘,也都是这种表现。有一种社区既不懂得超脱又不懂得反抗;既不懂得诙谐讥嘲又不懂得标新立异;既不懂机智的斗争又不懂公正的解决,与此种社区相比,死城的沉默反而显得庄重威严。”
  郑也夫先生《城市社会学》第七讲,正是讲的城市的规模与类型,专门讲到小城市的优势与劣势,入情入理,真是精辟。郑也夫先生讲:“要是在小地方,生存的情况没这么严峻,生存压力没这么大。周围的人没给你提供这么多不良的示范样板,这么多无形的压力。那地方很安静,那地方自得其乐,那地方居室不太大,周围人都挺高兴。有时候你觉得好像大地方似乎文化更繁荣,其实在小地方你可能更自得其乐,你可能更爱做你愿意做的事情,而且最后因为你的热爱生活过得很有味道,最后做出了一点成绩,因为你没有随波逐流,你没有追时尚,追时髦。生存给你的压力要平和得多。”难怪牛津、剑桥、哈佛、普林斯顿都在小地方呢?中小城市往往少了北京的喧嚣和骚动,多了一些朴素。
  也许,只有小地方,才可能存在一种宁静。宁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欠缺的正是心灵的宁静。宁静是一种境界,学是学不来的。大学问得自宁静,成功的大学亦得自宁静。当代中国,不管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宁静的氛围一扫而光,喧嚣正充斥着我们的耳鼓。
  阅读郑也夫先生的著作乐趣何在呢?先生的著述提供了很有趣味的方法论,并且所进行的思考是依据常理的思考。套用一句时髦的话,郑也夫先生的著作具有中国特色。立足中国社会的思考,无论如何都是让人值得欣慰的。当代中国社会学界之不成熟,就在于社会学者好像漂浮在空中,若雪花飞舞,如落叶飘零。给人的感觉,是大海上面漂浮的浪花,而不是大海;郑也夫先生的著作,真是大海,激荡着读者的心灵。这种感人的力量,旁的社会学著作中是体会不到的。
  《城市社会学》、《代价论》,两本著作体现着社会学的文化自觉。旁的社会学著作,似乎时刻让人觉得著作的用处,其实仅仅是一种工具理性,体现不出社会学的价值理性。郑先生的著作,让人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并不是简单地改造社会的力量,而是一种文化的力量、思想的力量。书店和图书馆里琳琅满目的图书,社会学著作和记者的调查报告,没有任何区别的。如果一门学科混同于其他的学科,只能说,这门学科存在的理由,似乎已经不是那么充足了。失去了思辨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当代中国社会学,不仅欠缺解释世界的文化力量,而且居然失去了描述世界的独特方法,无论如何是令人失望的。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到社会学的尴尬。当代中国的社会学,欠缺学术的滋养、文化的滋养、精神的滋养。费孝通先生在重建社会学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在他看来,社会学的重建简直可以说是失败的,有什么胜利可言?愈到晚岁,费先生的这种想法越是强烈,老先生要否定自己的工作。
  社会学如何突破自己?也夫具有超强的学术胃口,对未知的好奇、对探险的乐趣,很少能够有晚辈与之抗衡。无形之中,也夫完成了对学术边界的跨越,获得了多学科滋养,达到了文化自觉的境界。

  五、学术想象

  2008年7月19日下午,我如约在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书店,发表演讲《社会学的硬汉——郑也夫》,为时两个半小时。着重讲郑也夫所具有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我认为这是郑也夫出活的最主要的因素。
  百年中国社会学地图中,老一辈先生大都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潘光旦、费孝通先生,社会学的想象力居然那么充沛,他们的文章,现在读来,都那么让人神往。
  1979年以后恢复重建的大陆社会学,尽管老一辈、小一辈都曾经在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型中,饱受打击和压抑,但是,他们社会学的感应神经,似乎已经短路了。他们搞调查、做课题、跑项目、写文章,都不愿意甚至远离自己切身的感触和体验,他们似乎有意疏离着什么。作为一个整天在社会生活中折腾的、有时候甚至饱受社会生活的折腾,但是,他们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生活体验,更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体验与学术课题相关联。老一辈学者这么做,就是不愿意给自己和朋友身上撒盐,他们的理念是,痛苦已经过去了,说多了有什么必要呢?所以,对于费孝通这样的老社会学家来说,只能振作疲惫的精神,为现代化增砖添瓦。
  社会学家其实是挺不幸的,因为他们生活在社会中,体验不一定比别人丰富;具有的体验,也不一定比别人深刻。一个出活的社会学家,必须忠实自己生活,必然对生活有真切而且别样的体验,这样,他们才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
  社会学家的使命,就在于对身处其中的社会,给以合理的解释,给出社会生活的理想图景。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境遇出发,理解当下社会的,社会学家也不不例外。但是,恢复重建以来的社会学家,把真实的自我隐藏得很深,层层包裹着自己,利用问卷和概率,去了解中国社会。通过这种方式了解社会,行吗?事实已经做出很明确的回答,不把自己的人生际遇作为社会学的酵母,其实是危险的。社会学家不把自己放进去,做为考量的一个对象,谁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学家呢?
  一个成熟的社会学家,应该从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可以看到丰富的社会学问题,谁叫你是社会学家呢?这恐怕是社会学必要的想象力吧!既然老辈学者已经翻译成“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没有必要改正了。不过,我觉得,这种想象力,其实就是“社会学的感觉”,好的社会学家,或者天然,或者经过训练,具有这种敏锐的感觉。秦晖、李银河、孙立平这些出活的社会学家,这种社会学的感觉特别丰富,而且忠实于自己的这种感觉,并且把这种感觉提升到理性的层次。
  当然,社会学想象力,不是谁都可以具有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些人就喜欢那种干瘪、枯燥、扭曲的论文。否则,何必写那么多毫无声气、死气沉沉的“著作”和“文章”呢!反正,阅读也夫的文章,一点都不觉得无趣。由于,也夫用心体察和思考社会,所以,不管多么无趣的话题,也夫都能写得那么生动活泼、生气勃勃、生机盎然。试想,从心中流溢出来的东西,与真实的境况,怎能不发生碰撞和共鸣呢?
  为什么说也夫是自觉传承老辈社会学理念的一代学人呢?老一辈学者潘光旦、费孝通经常在报纸发表学术文章,当然,民国年间,没有“核心期刊”的概念,社会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在报纸和杂志表达见解,是很平常的。
  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属于改良主义者,而没有必要当革命家,革命家毕竟是少数。大部分社会学家对于社会的前景都具有底线乐观的情绪,觉得人文社会还是可以变得更加美好,也就是说,社会学家都愿意成为富有建设眼光的批判者。社会学家还有费边社那样的精神气质,你有一个好的想法,不要觉得别人一定不接受。好想法是可以分享的,别人是可以被说动的。
  郭于华教授曾经指出:社会学的想象力,要求社会学者能够贯通历史和现实。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是,变幻不定的社会,其实具有自己的内在的逻辑结构,好的社会学家,必然能够从长时段观察历史,理解更加复杂的历史背景,把握社会内在的机理。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就是大历史的观念。否则,总是临时抱佛脚,追着社会跑,但总也追不上,望尘莫及。
  好的社会学家必然具有自己解释很长一段社会史的能力,比如说中国的社会学家,了解民国的社会历史变迁,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否则,一事一议,针头线脑,总也理不顺。也夫在解释中国为什么出现杀熟的时候,很具有大历史的观念,能够恰如其分地解说杀熟的出现是一种必然。也夫梳理1949年以来的社会史,看到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这个国家在短短50年之内积累了丰富的杀熟经验,当这些杀熟的经验转换到经济上的时候,后果还需要我们指出来吗?
  回想往事,1987年第一次听到郑也夫的讲座、得以结识先生的时候,先生37岁,血气方刚;笔者立志描摹也夫这一代学者的时候,也夫大概48岁,年富力强;当我深入也夫的心灵世界,探寻一代社会学家的职志和愿景之时,也夫竟然已经达到耳顺之年。
  人生真是经不起回首啊!

  六、记忆深处

  笔者2003年9月——2004年6月在北京大学,作了一回学术的边缘人,自由的在未名湖畔读书、上课、听讲座。无讲课之劳神,无买菜之烦恼,无填写表格之痛苦,更无被逼下蛋之伤心。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段神仙一般的日子。
  且说在北京大学那不成样子的“三教”,领受过经受过一场“公案”的王铭铭先生的“熏陶”,这位铭铭师在大庭广众之中,抽在北大第五代学人中极为少见的烟斗。据说在“王铭铭公案”中,已经被撤销一切学术职务的铭铭还在讲课,进行当代中国学术地图研究工作的来自荒僻小城的笔者,无论如何都要见这位“传奇”的主人公一面的。北京大学给了我一个机缘,在人类学的课堂中,就看到了抽着烟斗养神的铭铭师。我问铭铭师,“你是怎么看待郑也夫先生的?”铭铭师不管我的背景,爽快地赞叹道:“那是一条汉子。”
  在铭铭的启迪下,笔者尝试着,将北京大学作为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进行一点调查。我以为,这项工作,至少是很有趣的。倒是给自己平添了很多细节,《燕园日记》便是笔者在北京大学一年调查的索引。
  风入松书店成立于1995年10月,创始人是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王炜先生,先生抱持为学人服务的理念与宗旨,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图书的传播,这对保存士气,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建立,都是有大功的。风入松书店和1993年10月成立的万圣书园都是北京地区的学术圣地,在某种角度上说,对学术的传播甚至胜过北京大学的。它们的出现,使大学教育和学术传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建立了学者和书店的双向互动,为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为学术界的“知识空间”的开拓,功德无量。万圣、风入松为知识分子拓展了公共空间。
  风入松的创始人王炜先生已经于2005年4月11日逝世。据传,王先生逝世时还是一位副教授,但先生给与读者的恩惠,是不应忘怀的。当代中国的学术重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开拓学术传播路径方面,王炜先生是一位先行者。北大访学的一年中,不知去过风入松书店多少次,有好几次,从中午开始访书,晚上九点关门的时候,才不情愿地离开。
  查《燕园日记》,2004年2月19日上午11点到达北京大学南门的风入松书店,见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郑也夫先生的系列作品。四种书分别是《知识分子研究》、《阅读生物学札记》、《走出囚徒困境》、《被动吸烟者说》。郑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是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权威,但是先生的学术工作,特别是知识分子研究,历经坎坷,得以面世,欣慰不已。
  往事并不如烟。
  认识郑也夫先生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期间。记得是1987年,郑先生在300人教室一层举行学术讲座,讲题似乎和权威有关,那时我还是一个激进的大学生,最喜听的是民主、自由什么的,郑先生却是主张权威的,让我颇有失望的情结。但郑先生条分缕析,有大家风度。结果,我还是不接受权威主义的观点,但认同郑先生论证的方式。巧合的是,那天晚上,黎鸣先生就在300人教室的二层讲民主。
  毕业之后,通过《读书》,持续关注先生。郑先生研究社会学,以社会为学问,不摆弄主义,专门研究问题,有方法论的工具,弄出来就精透。此公撰有《礼语·咒词·官腔·黑话》(中国社会科学版1994年3月版)、《代价论》(三联书店版),对围棋和足球有强烈的学术兴趣,著有《中国足球的出路》(知识出版社1991年8月版)。据我所知,在社会学界,有广阔学术视野的,也觉得郑先生出了边儿。
  郑先生有自己的理念,既以社会为学问,那么不能总是呆在象牙塔里,他往往以常人的心态,清新的理性,分析问题、解释问题,他的人文主义绝非伤感的人文主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把握得如此谐调的,在学术界,极为罕见。有一大批“学者”陷入主体狂热综合症,把自己的课题来一个刘伶醉酒式的夸大,带着不知从哪弄来的理论,强拉硬扯到实践之中,把社会生活中的新鲜问题肢解之后,套入自己的“伟大理论”中。
  理论是洋人的,例子亦是洋人的,这种情况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大量存在。充满学术良知的吴文藻先生才呼唤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才用尽心思进行社会学的本土化工作。日前,在中国研究问题,从问题的剖析中寻找关节的学者,我们太需要了。前辈学者吴文藻、李景汉、晏阳初、费孝通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何不见贤思齐?从文风上看,费孝通先生、郑也夫先生文风朴实、清新,如春风拂面,顿觉神清气爽。
  郑先生那本《被动吸烟者说》,有一篇文章讲到一个故事。读罢感慨不已!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郑也夫和潘绥铭两位先生的工作被科研处排在最末,原因是两位拉不来学术赞助。就我所知,不但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就是在中国所有的第五代学人中,两位先生都是极其出色的。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荒诞。
  为何阅读郑也夫呢?不仅在于,先生的著述提供了很有趣味的方法论,更在于先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在当代中国学术界中,可以说是稀有的品格。郑先生长年累月可以坚持自己的“不参加不公正的游戏”的理念,郑先生拒绝申请人文社会科学基金,正好说明了先生的独立人格;不进行所谓的集体创作,正好印证了先生的自由思考。
  由此可见,学术人格的坚守,学术良知的觉醒,学术理念的自觉,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他们需要学习一下,学习下一课。下一课是什么呢?
  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

  七、思想灯盏

  知识分子的话题,在也夫心中,既饱含甜蜜也充满辛酸。饱含甜蜜,指的是也夫成长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研究,是他自己学术的酵母,以后的信任研究、城市社会学、消费社会学包括代价论,都蕴含了也夫在知识分子研究中信从的理念、研究的方法和具体的路径。注意到一个学者自身成长的内在逻辑,是很有必要的。令人感慨不已的是,也夫最早进行的学术生长点,倒是成长最慢的,1988年写好的东西,直到2004年出版面世。16年的漫长跋涉,足可以消磨一个学者的锐气,但并不能改变一个学者的性情。从知识分子研究出版的艰难,一方面印证也夫的洁癖,同时见证知识分子的艰辛,农夫之所以是幸福的,就在于收获的喜悦,知识分子研究,可以说一度时髦的显学,竟可以让也夫岁月蹉跎。
  历史如此吊诡,也夫的知识分子研究,历经辛酸的跋涉,终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是2004年初的事情。南方周末主办的《南方人物周刊》于当年5月份试刊,2004年9月8日出版不足半年的周刊,制定了影响中国知识分子50人的榜单,公共知识分子终于浮出水面。2002年我与陈远学友探访山西的学术朋友,在智效民先生的客厅中,提出当代中国学术地图的概念,曾经尝试开出一张名单,巧合的是,与影响中国知识分子50人,可以说是所见略同。不同的是,学术地图,毕竟体现学术成就。
  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就在于知识分子有一种独特的秉赋,可以持续关注、关心、关怀任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一定是知识分子所必需面对的,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是牛虻。学术领域属于象牙塔,社会领域属于十字街头。知识分子徘徊于象牙塔与十字街头之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也夫最早的学术兴趣就是知识分子研究,恐怕不仅仅是把这种研究作为一种职业,而是为了达致知识分子之自觉。也夫经常援引西哲的话语,认定知识分子属于终生都处于一种悬置状态,对于终生处于悬置状态的知识分子来说,大学也许是最好的社区。在也夫看来,大学有精力旺盛、朝气蓬勃、狂飙突进的年轻学子,大学教授整天生活在这种“半疯”学子的周围,师生辩难切磋,所以,终其一生,知识分子都会处于一种“疯狂”的精神状态,这种“疯狂”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风流,“怀疑一切”就是知识分子的座右铭。所以,大学是养育公共知识分子的最佳土壤,具有最合适的气候、温度和湿度。
  至于社科院、政府调研部门,都不是知识分子合适的社区,因在在这些部门,很少见到师生之间的交流切磋,而且年轻人也不够多。也夫1982年从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来到北京社科院,后来调到中国社科院。1998年以后,才来到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调入北京大学,这时候已经48岁了。也夫来到适宜的知识分子的社区,有点迟了。否则,也夫在培育学术种子上,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当然,也夫也曾经进行过多种尝试,既然很早就已经边缘化了,也夫是很不甘心的。也夫破门而出,主持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的节目,成为实话实说的总策划,不要说也夫有洁癖,就是也夫没有洁癖,也不能够适应中央电视台那种理念和机制的。也夫对于体育具有高度的关注,经常评论足球和奥运会,应该说,这些评论,文化含量并不低,但是,评论足球,不需要更多的文化和理性,而是幽默与激情。也夫部分名声是从评论足球和主持节目中获得的,但是,在我看来,也夫即使不做这些评论,无损于也夫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光芒,甚至可以说,也夫沉迷于体育评论,并不是一件特别经济的事情。球迷们也不大认可也夫的评论。知识分子也觉得也夫整天弄这个,有点不务正业。当然,他们不明白,也夫是一个游戏人,只要认为好玩、有趣,哪怕有点自我摧残的味道,也在所不惜。
  也夫对于费边社非常钦慕,喜欢温和、独立、宽容,他认为中国最具有费边社风格的就是“天则研究所”。也夫对于中国社科基金制度、对于学术评价机制,失望到了极点。但是,还是抱着知其不可而为之态度,不断进行着质疑、批判,但是,也夫的批判,往往带着极大的建设的眼光。当然,也带有一点乌托邦的精神。比如也夫要批判轿车文明、批判消费主义,带有浪漫主义色彩。
  中国知识分子曾经饱经风霜,也夫作为最早研究知识分子的一代学人,感同身受。但是,也夫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研究知识分子,而且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分子,从来没有放弃抗争。上世纪80年代,第五代学者登上历史舞台,随着90年代的到来,知识分子分化、排列、组合。惊异地发现,20年来,也夫的身影一直在公众的视线之内。所以,在公共知识分子50人里面,也夫十分特立独行,与李银河、杨东平成为影响中国的社会学家。
  笔者对当代大陆的知识分子,十分失望,所谓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不大成立。《南方人物周刊》评定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体现浓厚的“意图伦理”。
  这也是也夫的困惑。所以,远在异国的弟子发来贺信,祝贺老师成为影响中国的50名公共知识分子,也夫觉得莫名其妙、哭笑不得!中国社会成为这个样子,发展到这种地步,如果是这50个人影响的结果,在也夫看来,惨了点。
  笔者也是这种看法。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不是吴敬琏和茅于轼呼唤来的;中国要依法治国,不是张思之、江平呐喊来的;中国要搞和谐社会,更不是李银河、郑也夫提出来的。一句话,所谓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充其量,改革开放产物而已。离开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再出活的知识分子也无益。
  出活的知识分子只是大时代的小点缀而已,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的讨论。每当看到或听说某某先生推动了某项改革事业的进展之类的大话,只是觉得感伤,还有这么天真烂漫的人物,着实可爱,可爱得很!
  此种看法,对知识分子的贡献,难道带有虚无主义的色彩?非也。如果这些知识分子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何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如此不上轨道?再说了,既然具有改造社会的力量,怎么知识分子自己的社区,竟然也如此污秽不堪?
  也夫被人看作“老愤青”,对于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作用,具有理性的清明。但是,也夫乐于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既然不能影响中国,为何还要乐此不疲地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呢?
  也夫自己是这么说的:“我知道对于影响中国,我没有积极的功能。但还是以为,略有一点消极的功能。”不是所有的公共知识分子能够具有这样的认识,“这消极的功能就是平衡社会管理者的力量。不让社会的实践吞噬舆论,抵抗宣传的声音催眠大众。很可能政策和社会生活依旧,但是我通过自己的声音,显示了一个不被催眠的人的存在,促进多样化的思想生态。”
  难道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一点积极的作用都没有?也不至于如此悲观。也夫来到学校教书之后,感受到“大鱼前导、小鱼尾随”的快乐,所以,也夫说,我只能影响我的学生。其实,公共知识分子,影响的并不是自己的学生,在公共知识分子的背后,有许多双注视的眼睛,晚辈多么渴求自己能够被人文主义的光芒照亮。
  所以,公共知识分子影响不了中国,没有什么可以悲观的,但是,公共知识分子是无数后生的灯塔。智慧的光芒,人性的光芒,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对于晚辈是何等可贵?
  这个时代,上苍给公共知识分子的礼物——互联网,通过网站和博客,真正的知识分子扩展了自己的课堂,能够进行对话与交流的,已经不限于传统的课堂,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欣慰的事情!
  多少个夜晚,与可爱的学友,一起探讨具有关怀的知识分子,逸闻趣事、喜怒哀乐,津津有味的谈论着,乐而忘倦。这是为什么?因为思想的黑夜比白天多,需要榜样慰藉我们的心灵,启迪我们的思想。石家庄如此荒僻孤寂的小城,还能够呆下去,就是因为总是能遇到读书种子,知识分子的光芒总是能够照亮他们的内心,还有什么比照亮人心、温暖心灵更加让人激动不已的呢?
  真正的知识分子,在我们的时代,是一盏灯,充满人文关怀和理性清明的灯塔。
  为什么社科院、党校、军校、政策研究部门这些地方容易说官话呢?无它,因为经常面对的是官员。大学知识分子,其实,顺应官话的不在少数,甚至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但是,大学毕竟要与学友进行交流,无论学术讨论会,还是讲座和演讲。这种场合说官话,就有点困难。说假话、套话、场面上的话,可能吗?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说人话的,但是,说人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背后也有一些眼睛在默默注视着你,随时准备抓你的小辫子,给你扣帽子,打棍子,所以,大学里面真正的知识分子,过得并不舒心。
  简单平凡朴素的真理,找寻起来,为什么那么艰难?由于无处不在的恐惧和谎言。所以,对于大陆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具有高度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我们社会的良心,散发的人性的光芒,温暖着很多人。如果有一天,郑也夫、贺卫方先生老去,北京万人空巷,就像牺牲的英雄一样,获得市民高度的尊重。才可以说,中国产生了公共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渊源于俄国斯,俄罗斯的文化人承担起思想启蒙、文化建设的职责。托尔斯泰、别林斯基,灿烂群星照夜空,他们是俄罗斯漫漫长夜中的文化守夜人。俄罗斯在知识分子的劳作下,终于迎来文化黎明。知识分子本身并不从属于某个阶级,可以说是一个阶层,他们可以是作家、艺术家、思想家,可以是面包工人、小炉匠,也可以是公爵、贵族,但是,他们都可以担当道义,成为社会的良心。所以说,知识分子,本身具有公共职能,站在公共的立场,尽管他们自身是独立的。
  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都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强烈的信仰,追寻真善美,与假丑恶进行斗争,哪怕面临牢狱之灾,在所不惜,大义凛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具有如此高洁的品质?甘当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照亮俄罗斯的夜空。不管是什么时代的沙皇,都不能将知识分子彻底打垮。
  1978年之后,具有实用价值的知识分子,才是比较出活的;没有使用价值的依然生活在角落和边缘。政治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不是通过“画图”就能够出活的,社会科学家要“看图说话”,自由表达的空间,就和空气同等重要。
  社会科学的四大学科,法学和经济学繁花似锦,这些都不是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作用,而是随着社会的开放程度,“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已经成为政治口号,学术禁忌就大大减少,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就没有这样幸运。
  孙立平先生是当代中国出活的社会学家,也夫的好朋友。孙先生曾经提出“体制性的拘谨”,比较深刻地描绘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从大历史来看,也许这种恶劣的表现正是历史前进的杠杆。“体制性的拘谨”,在中国学术界依然成立。学术界“体制性的拘谨”有哪些表现呢?官话、套话、场面上的话,一点不比官场少,有时候,甚至比官场还要多。学者说话、演讲、讲座、上课、报告、文章,特别时尚。学者争取的学术课题、项目、基金,学者紧跟政治时尚,决不越雷池一步。政治学、社会学,甚至没有形成基本的学术话语,学术著作和论文,面目可憎、语言乏味、陈陈相因。大部分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用极大的力量,印证和维护政治家的言行。
  因为,很早以前,知识分子就已经大势已去,所以,只能够顺天应人、顺势而为。学术的自主性早已荡然无存,哪里还会有学术尊严!
  上过当、吃过亏,舆论一律。30年来的社会变迁,在一些领域,已经存在多种声音,似乎印证进入“学术自由”的时代。其实,细细想来,在无关紧要的地方,确实有多种声音,但是,在至关紧要的地方,社会依然充斥一种声音。
  是该认真思考一下:知识分子,何以安身立命?

  八、薪火相传

  也夫曾经深有感慨地说:认识自己需要一个过程。也夫对中国社会,确实具有深刻的见识,但是,也夫对自己,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再多的遗憾,也没有办法弥补。通达一点的说法,也夫和大学的机缘,只是比较晚一点而已。
  笔者在北京求学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也夫的雄辩滔滔。当时有个感觉,也夫应该当老师,否则可惜了。谁能料到,对于中国社会具有深刻了解的也夫,不能够认清自己,1982年就已经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毕业,但是,在北京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漂泊多年,直到1998年,都已经48岁了,也夫才来到知识分子最适合的社区——大学。
  屈指算来,也夫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已经12年了。不记得,哪位学者曾经说过:党校、军校、社科院、政策研究部门,都不是知识分子适合的社区,这些地方,不仅很少有朝气蓬勃的年轻学子与学者互动,关键是,这都是必须说官话、场面话的地方。也夫在大学的时间,比本人还短,但是,也夫如鱼得水。也夫觉得农夫和教师是快乐的,因为,农夫和教师都能够看到种子发芽、成长、壮大、成熟,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人生一乐也!
  要不是中国人民大学计较学术课题和项目,也夫不会逃往北京大学。好在也夫已经成为教授,否则,在北大能否呆下去,还是未知数。也夫除了搜集图书和非洲木雕,花一点钱外,没有更大的花费。也就是说,从也夫自己的心态上来说,他自己已经处于“后物欲”时代。但是,他自己可以具有这样的境界,弟子们可不这样想,之所以投靠名师,还不是指着导师有项目和课题,哪怕无偿或者廉价给先生打工,都是比较舒服的。
  遗憾的是,也夫已经和课题和基金绝缘,所以,也夫很少能够招来自己心仪的弟子。这就是也夫洁癖的代价。也夫早年研究代价论,他自己门儿清。但是,代价总会有所补偿。也夫和弟子之间,比较洒脱。既然没有课题和基金的烦恼,所以,也夫就不会把自己的研究发包给弟子。当也夫的弟子,就要耐得住寂寞和清贫。
  大学这个社区,真是鱼龙混杂,像也夫这样的老师,已经凤毛麟角。绝大部分教师都有自己的课题和基金,有的甚至手头上有六七项课题和项目,这么多项目,怎能忙得过来,招到弟子,正好打工。
  比较而言,也夫倒是没有这些烦恼,再加上也夫来到大学,已经接近知天命的年岁,所以总愿意找来一些出活弟子交流切磋。说实在的,也夫天然就是当老师的料,他的雄辩、他的激情、他的忧患、他的憧憬,总愿意向弟子们流露。至于大学里面,喜欢闷头搞课题的先生,实在不应该担任教授,时代无论如何变幻,老师的职守毕竟是教书育人。也夫别看有时候身体不是特别健康,但是,也夫总是有旺盛的精力,在课堂上与年轻学子互动,不论是讲课、讲座,还是批阅论文,也夫觉得特别过瘾。
  也就是说,也夫天然具备一个好老师的所有条件。比起那些明星教授,可以支配的资源,也夫可怜得很。但是,也夫具有关怀,而且,只要也夫讲一门课,总愿意与弟子进行智力的竞争,看哪位弟子阅读的书籍能够超过自己,一旦发现哪位超过自己,也夫欣喜若狂。为什么也夫能够做到大气呢?也夫在年轻时候立志时,曾经说过一番话,大意是:只要能够担任国家田径队的总教练,给个副总理都不换。也夫那点洁癖,其实是对规则的尊重,不玩不公平的游戏。但是,只要规则公正,哪怕自己不出活,也要指导弟子获得锦标,所以,也夫愿意率领弟子进行各种门类的竞争。在黑龙江农场子弟学校,也夫曾经率领弟子获得地区锦标。直到现在,也夫提起这样事,都特别得意。
  也夫不仅具有这种能力,而且具有魅力。自从1978年以来,已经30年,当代学术地图中的第五代学人,按理说,应该培养出第六代,不幸的是,与海外学术界交流的时候,台湾学者已经带来自己的学术梯队,但大陆第五代还是占据舞台中央,晃来晃去。这说明第五代学者,心性之坏,心胸之狭隘,人品之恶劣,已经自私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大概他们心里想着: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也不能让后生出山,否则对不住掌握的资源。
  也夫每当看到这种局面,就痛心疾首。所以,当也夫看到孙立平先生在北京大学精心培养的弟子浮出水面,对孙先生倾慕不已。孙立平、郑也夫两位先生对于学术晚辈的舐犊情深,确实可以见出作为学术战略家的气概和胸怀。俗话说得好:万紫千红总是春。但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总有一些把握学术资源的学阀和学霸,压制学术晚辈,自我膨胀。
  恢复以来的大陆社会学界,之所以气血衰弱,与费孝通、袁方、陆学艺、郑杭生的气象和人格有着直接的关联。尽管,不少学人把社会学的不发达,归咎于外因,但是,这种说法不大具有说服力。社会学界好像与政治界有着互为表里的关联,其实,这些掌门人故意夸大其词,好为社会学的不长进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不具备百家争鸣的自由的学术生态,一门学科肯定比较“和谐”,谁要是与学科的掌门人“不和谐”,那么,连项目和课题都不会捞到,现实就是如此残酷。郑也夫的学术成就,在法学界、经济学界,无论如何都应该具有更大的发展,谁让他在社会学界呢?
  让我们觉得哭笑不得的是,郑也夫没有经费和课题,但是,他所作的工作,都是那些掌门人不屑一顾的,比如说是给学生编书。《都市的角落》、《消费的秘密》,都是也夫开设选修课程上发现的学生作业。也夫开设《城市社会学》课程,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年轻人行动起来,到北京的角落发现不为人所知的一面。也夫自己出书特别难,但是,挡不住具有无比的狂热,最后说动了出版社,出版了学生的作品。《消费的秘密》是选修课学生的作品。清华大学法学院王亚新先生特别欣赏《都市的角落》,见到也夫的时候,特别指出这是法学课程要讨论的必读书,华裔学者阎云翔先生对也夫编辑出版学生的作品,给以高度的敬意。一个最没有条件出书的学者,居然有心人,天不负。
  也夫在人民大学的时候,建议社会学系出版本科生与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这是很好的学术规训,在这个基础之上,最后发展成《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北京大学的刘世定、林彬,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沈原,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先生,加上也夫,六位联袂,共襄盛举,这可是功德无量的善举。
  社会学要想人丁兴旺,怎么也要传宗接代,学术的生生不息,完全在于薪火相传。也夫,看透了不中用的社会学界,但是,并没有彻底绝望,也夫是理想主义者,他把深邃的目光投向未来,所以,他才不惜一切代价,守护那些学术的根苗。当然,笔者这么表彰也夫,也夫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这些工作,都是也夫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觉得很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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