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市大街

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有的， 争了几十年了也没争出个所以然，也基本复归平静。不过现在有人又搅起争论，这个话题又浮上来了。

北京人不取决于是否操京腔京骂，在北京有房有车有工作，甚至身份证110打头，而取决于是不是打心眼里真爱北京，很多受到北京人尊重的市民甚至不会说北京话，石传祥就是个典型山东大汉，但赢得了北京居民的尊重。林徽因也不会说北京话，可她一个弱女子，为保护北京古建筑呕心沥血，抗争到死，被后来的北京人视为英雄。倒是那些外地农民靠出身投机钻营爬到京官高位，来北京就为了升官发财，为了名利地位胡作非为，毫无诚信道德意识可言。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不守规矩，贪赃枉法。为了发财，破坏北京建筑格局，拆毁古建筑盖商厦，公寓，把北京这样的三朝古都糟蹋的像个农村大集。他们不仅有北京户口，还位居市委市政府要职，但北京人视他们为寇仇，以他们为北京之耻。

北京自打元，明，清建都就是个移民城市，居民来自全国各地，到北京后繁衍生息，这和美国是移民国家一样，除了印第安人都是移民或移民后代。美国曾经被比喻成Melting pot，不管来自那里（当时主要是欧洲），到了美国就会融入美国文化里。新移民以说英语，被美国文化同化为荣。不过自从六，七十年代以来，大批难民从世界各地涌入，这个熔化罐渐渐无法同化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宗教，大批的族裔社区，同乡会，顽强地保持自己的文化，语言，宗教，习俗，独立，甚至对立于主流社会。美国人对移民相当宽容，不在乎你融入不融入，只要求移民爱美国，love it or leave it，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北京，凡是热爱北京文化历史，遵守北京规矩，继承北京传统，就是北京人。北京虽是“五方杂处”之地，但那些不懂规矩不守法律，为了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来北京坑崩拐骗偷，添堵生乱，祸乱北京挣了钱还骂北京的，根本不能算北京人。

前清时期，满人高居庙堂之上，形成了整套的礼仪规矩。满族王公贵族尊贵显赫，到北京做官，经商，务工的汉人争相效法，学习满人的风俗习惯，因为那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老北京人规矩礼仪多就是这么来的。可以说，一直到文革前，满人的礼貌规矩在老北京居民里还是根深蒂固的，五十年代进京的外地人，特别是文化人，基本上也都能接受，遵守老北京的礼仪规矩，直到文革，革干，革军，革烈子女红卫兵破四旧，横扫一起牛鬼蛇神，满口他妈的，抄家打死人，老北京的文明礼貌传统才被被粗鲁野蛮取代。到了文革后期，贫农出身依靠党的阶级路线夺了走资派的权，把知识分子当成专政对象，践踏北京礼仪传统，高呼：“俺三辈贫农大老粗就是要专知识分子臭老九的政”。一时“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北京文明遭遇灭顶之灾。现在进京赚钱的农民就更不把北京的规矩放眼里，把老家的恶习全带北京了。

我就没生在北京。我的六世祖兄弟三人一齐中举入仕，由皖南石埭县入蜀为官。到我的曾祖父赴京任职，官拜户部副郎。祖父因年幼没有跟随，在担任蓬溪县鹾伊的祖父家当留守儿童。庚子年拳匪祸乱京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曾祖父卒于任上。光绪三十年，祖父继母扶曾祖父柩归葬后，带祖父出川进京。祖父于光绪末年考入法部，任举述司主事，从此在京定居。我父亲一辈都出生在北京，上小学中学。七七事变后，父亲随浙江大学内迁，抗战胜利时在重庆工作。由于出川之路被国府的“劫收大员”，北上剿共的国军堵死，父亲乃一介书生怎能争得过发财心切的国府高官和凶神恶煞的国军丘八，只好在广元暂住，待我出生。所以在国内户口本上，我的籍贯是安徽石埭，出生地，四川广元。祖父在北京万安公墓的墓碑上不写官衔名号，只冠以“皖南诗人”，而祖父已经是离开皖南第四代了。我受祖父，父亲的潜移默化，北京文化传统早已铭心刻骨，梦魂萦绕。我在北京游览时发现，凡是毁于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古迹，都大书特书，而毁于1949年以后的古迹均以“现已不存”一笔带过，连照片都不留一张。我搜集了1949年后被拆毁的古建筑名录，留于后世，希望后人知道，北京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又如何被毁掉，也算对得起自己的北京情怀了。

附录：1949年后北京被拆毁的古建筑。

七十年来，用农民意识管理皇城北京，拆了北京的城墙，城门楼子，东，西单牌楼，东，西四牌楼。帝王庙前景德牌楼，以及遍布北京的近百座牌楼。经周总理过问，多数拆掉的牌楼都移建到陶然亭公园。1972年，江青以破四旧为名，派解放军工兵于半夜炸毁。1959年，关山月，傅抱石在大会堂绘毛泽东题字的巨幅画“江山如此多娇”，因需要金丝楠做画框，拆掉了号称“达赖庙”的北京第一大庙东黄寺，地皮给总政盖了宿舍楼，当年，达赖叛逃印度。西山明景泰陵被军科院占据修建了干休所。1955年拆了北海小西天里的西天取经雕塑群，1965年拆了被八国联军洗劫一空的万佛楼和所有靠近国防部大院的古建筑，令八国联军的罪证彻底消失。1984年为盖北京饭店贵宾楼，拆了“九坛”之一的堂子。全国政协拆了所占王府盖起办公楼。不光中南海里的古建筑几乎被拆完，从北海白塔望中南海，基本看不见琉璃瓦房顶。中南海墙外的古寺也不能幸免，不是拆了改建8341部队营房，就是盖305医院。文津街3号，郭沫若在中科院总部办公室因正对国务院北门，1968年被拆了盖军营。如今又要征收中南海东西两边南北长街，府右街所有民房，学校，建立中央政务区。拆了建于康熙年间的西什库大教堂的尖顶，拆了中华门，长安左门，右门，地安门，西安门（东安门1912年毁于国民党刺杀袁世凯的炸弹爆炸），前门外三桥五牌楼，关帝庙。如今又要为北京中轴线申遗，含含糊糊以“天安门广场建筑群”代替被拆除的中华门建筑群。1961年拆了大高玄殿（军委三座门）前的三座牌楼和两座被称为小故宫角楼的习礼亭。拆了紫禁城神武门外的故宫后门。圆恩寺从民国初年改为小学，直到文革后期依然存在，现在是高级公寓楼，院内停的军车是总政的牌子。1980年放火烧了万寿寺内的慈禧行宫和御花园建了总政排演场和八一剧院。1972年檀柘寺被军管后拆了楞严坛。颐和园被军管后，拆了西堤两头的牌楼。为修地铁工程兵拆了郭守敬祠用做材料仓库，现在那个是最近重建的。至于遍布北京的王府，都被国家机关和军队占用，他们有钱有势，任意拆建，早已破坏的面目全非，唯一保存的就是外面五米高的围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