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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做对了什么?中国做错了什么?
送交者:  2018年12月01日11:34:21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今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日本已完成现代化,走出了历史阴影,因此日本人是把明治维新作为单纯的历史来审视。中国不同,至今仍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只要没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我们就走不出历史延长线,追问“日本做对了什么”就有价值


  老高按:2018年逢五逢十的纪念日太多,从戊戌变法120年到改革开放40年,从一战结束100年到知青上山下乡运动50年,从大跃进导致大饥荒60年到中美建交40年,此外稍小一点的更无其数:布拉格之春50年,《河殇》30年,刘少奇冥诞120年和忌辰50年……对了,还有汶川大地震与北京奥运10年。从这一大堆“逢五逢十”之中,许多人未必能想得起来,还有个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
  9月下旬接待一批国内来客,其中有一对从事社会学教学科研的夫妇,因丈夫受委派去日本一所大学工作,妻子后来也前往,在日本住的日子不短,没多久前才双双回到北京。可惜这拨朋友行程甚紧,十多天跟他们一起奔波,没有请他俩细讲日本印象,反倒是他们从美国回国之后,通过微信,听他们讲述了不少对日本的印象和思考。
  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因工作关系,与日本一些团体打过一些交道,1985年还去日本短期访问,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国后“无知者无畏”“半瓶子晃荡”,竟连续写了好几万字的文章:关于日本人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的《阿信:正面·背面·侧面》,关于日本朝野封建遗毒的《皇居:圣光与投影》,关于日本通俗艺术和流行文化的《穿和服的缪斯》,关于日本对外开放由来和特点的《哥拉巴院、蝴蝶夫人及其它》,关于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孑遗和变异的《唐风与和魂》……甚至还以与日本创价学会、公明党接待人员(他们自称佛教日莲正宗,对我强调:“不是日莲宗,是日莲正宗”)的长谈等资料,不自量力地触及日本人大杂烩的宗教信仰——八十年代初期到中期,整个中国洋溢着解放思想的朝气和锐气,也开始弥漫起“山间竹笋”“墙上芦苇”的骄气和躁气。现在回望三十年前,当时一些比我著名得多的年轻朋友,大概也都有类似不知天高地厚的言行吧?
  这对曾经在日本住了数年的夫妇,比较宽厚,没有正面批评我对日本“瞎子摸象”,只是讲述了自己认识的日本、日本人和日本文化,让我很受教益!他们对我下面这段话,表示基本认可:
  我见识的日本,是国力和心态都“嗨”到最高点的日本;你们见识的日本,是所谓“失去二十年”的日本;我见识的日本,是与中国共度蜜月期的日本;你们见识的日本,是与中国争吵差点兵戎相见的日本。国人难免“势利眼”,即便是民主自由派人士,这么多年来也都纷纷盯住了以美国为标杆,对日本有点看不上眼。我虽对日本仍有观察的兴趣,却没有机会深入。实际上,这三十年来,日本并未沉沦,而是扎实精进,这个国家和民族更值得中国人研究,大大小小许多方面都值得中国人深自反省、见贤思齐……
  昨晚读到FT中文网发表了马国川的文章《温故明治维新:近代日本做对了什么?》,很受启发。在这里推荐,与大家分享。从这篇文章我才知道,其实中国隐然形成一股“明治维新热”,不少中国人正在以日本为镜,审视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让我们知道百年中国的进与退、得与失。这让我感到鼓舞!


  温故明治维新:近代日本做对了什么?

  马国川,FT中文网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近作《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今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中国有许多人谈论明治维新,隐然形成一股“明治维新热”,而且其热度似乎超过日本国内的热度。因为在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和清王朝一样,长期闭关锁国,直到受到外力的冲击,才打开国门。可是,此后两国的命运却截然不同。日本奋起直追,经过明治维新,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清王朝却国力日渐削弱,沦为被列强宰割的对象,最终政权崩溃。所以,近代以来的中国人都在追问,清王朝为什么失败?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人们讨论的焦点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或许我们应该调整角度,追问一下“日本做对了什么”。因为知道了日本为什么成功,也就知道了清王朝为什么会失败。
  在我看来,日本至少做对了四件事。

  第一,主动打开国门。当美国的“黑船”舰队叩响国门时,日本没有以战争方式进行驱逐,而是在衡量国力之后,决定与美国签订协议。因为它清楚自己的实力远远不如对手,而且知道清王朝早就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所以就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这种识时务的做法,作为日本近代史的起点,对于日本后来的走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日本主动打开国门,所以就能够告别旧思想、旧体制,接受外来的思想,学习先进的思想学说和国家制度,而不是别别扭扭地半推半就,更不是蛮不讲理地一概拒绝。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曾提出“路径依赖”理论,指出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物理学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轻易走不出去。如果说,近代日本的路径是好的,那么清王朝选择的路径显然是不好的。
  因为是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才被迫打开国门,清王朝一直耿耿于怀,认为这些邪恶的外国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假如他们不跑进来,我们照样是太平盛世。清王朝一直没有清醒地认识自己,拒绝改革。直到甲午战争惨败,危机意识陡增,才有了1894年的戊戌变法(年代有误,应为1898年。——老高注),这比明治维新晚了二十多年,损失了一代人的时间。即使戊戌变法成功,恐怕也难以赶上日本。因为19世纪后半叶,世界形势发展很快,当日本启动明治维新的时候,第二次工业革命刚开始,日本搭上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便车”,因此迅速发展起来。晚清则错过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个人要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一个国家同样如此。

  第二,明治维新是有顶层设计的。经过尊王攘夷运动,维新派推翻了幕府将军,建立了维新政府。年仅16岁的明治天皇率领公卿、诸侯、文武百官进举行誓祭典礼,宣读《五条誓文》:“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四、破旧来之陋习,基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这五条誓文体现了新政府改革封建旧制度、积极向西方学习的决心,明确了日本走现代化道路的方向。它是改革宣言,也是改革的指导思想。
  政局刚刚平稳不久,日本就派出庞大的“岩仓使团”,考察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寻找学习对象。这个考察团规格很高,几乎囊括维新政府的执政团队,“明治维新三杰”中就有两人参加使团。他们经过近两年的认真考察,总结出了日本走向现代的路径。他们回国后,制定了“文明开化”、“殖业兴产”和“富国强兵”三大改革国策。三大国策和《五条誓文》的精神是一致的,或者说,三大国策就是《五条誓文》改革精神的具体化。
  改革,到底是有顶层设计好,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好?恐怕不能一概而论。对日本来说,明治维新作为一场有顶层设计的改革,其实践结果是成功的。看似泾渭分明的历史,其实是沟壑纵横,歧路多多。明治维新过程中也有许多曲折,但是因为有了顶层设计,就明确了方向,就知道路向哪里走。即使改革过程中有调整,也错不到哪里去。例如“殖业兴产”就从早期的官办企业为主转向“民进国退”,让私营企业发挥作用,但是发展经济、推进工业化的目标一直是清晰的。因为政府将国企卖掉,民间企业家由此崛起,日本在工业化道路上疾驰,很好地完成了“殖业兴产”的任务,增强了日本的国力。后来,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秘密也在于此。

  第三,改革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明治维新是有顶层设计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场由高层推动的、完全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是民间和官方互动的结果。包括大久保利通在内的寡头们认为,日本的民众素质太低,什么都不懂。我们游历欧美,怎么改革最清楚,我们带领国家向前走就行了,你们别多说话。可是,在明治维新开始不久,一些失意的武士和前政府高官就发动了自由民权运动。
  自由民权运动认为,维新运动不能够局限于政治精英阶层,而要全民参与,否则容易形成垄断寡头集团,它们主导的改革将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事实也是如此。例如,为了发展经济,日本政府对于工厂造成的环境污染采取了放任态度,使得民众牺牲在工业进步的祭坛上。“足尾铜矿事件”就是环境公害的典型,其中一些自由民权运动家为普通民众的生存权奔走呼吁,展现出大无畏的精神。
  自由民权运动主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扩大民众的政治权利,焦点之一是要求制定宪法。当时的统治集团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的伊藤博文等人也认识到制定宪法的必要性。这样政府和民间就形成了合力,推动日本在维新21年之后,也就是1889年就制定了宪法。这是东亚第一部宪法。当然,从后世的角度看,这部宪法有很多问题和漏洞,但是其意义不容低估。它不但是日本建立全新政治体制的努力成果,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晚清制定的《钦定宪法大纲》,主要学习的对象就是这部日本宪法。

  第四,进行社会启蒙。“文明开化”是三大改革国策之一,其目的就是要破除旧思想、旧观念,学习和吸纳新文明。明治维新的第三年,日本人就开始进行“头发革命”,将传统的发型剪掉。日本男人传统的发型叫做“丁髷”,就是将头顶部的头发剃光,其余的头发结成发髷向前面弯曲伏在头顶。外国人把这种发型叫做“猪尾巴”(pigtail)。所以,最早“猪尾巴”不是用来骂中国人的,是用来骂日本人的。但到1871年他们就把头发剪了,而且是天皇带头做的。“头发革命”看似小事,其实是打破保守势力、推动社会改革的一步妙棋。如果连一条辫子都不想动,思想、制度更是根本不会触动。中国一直到清朝亡了之后才剪辫子,足足比日本晚了三十多年。
  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启蒙的主要工作不是政府做的,而是民间做的。特别是思想家福泽谕吉,居功甚伟,堪称“一个国家的启蒙老师”。他一生不入官场,坚持在民间办教育,著书立说。在推翻幕府之初,维新政府曾发征召令,福泽谕吉托病不肯出仕。后来政府又要他负责政府的学校部门,也被婉言拒绝。他说:“自己走自己的路,绝不依靠政府,也不拜托官员。”福泽谕吉的著作《西洋事务》、《劝学篇》、《文明概论》等,都拥有无数读者,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人。福泽谕吉给日本带来了全新的观念,比如他提出的“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在等级鲜明的日本社会就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此外,还有教育家中村正直,他翻译的《自助论》在当时洛阳纸贵,涤荡国民心智。还有启蒙团体“明六社”, 以“开启民智”为己任,翻译引进欧美学说,向国民传播新知识、新思想,为日本开启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这些来自民间、立足民间的思想家和思想团体,为日本社会的思想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思想启蒙也推动了明治维新的深入发展。没有思想解放,一场改革就不可能走多远。反观清王朝,真正的启蒙思想家少之又少,而且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影响力。一直到19世纪末,中国的思想界几乎是死水一潭。知识分子们仍然埋首于四书五经,不想、不愿也不敢接受新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唐朝时日本学习中国,却没有引进科举制度。稍微了解一些历史的都知道,科举制度在维护历代王朝统治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科举制度的最大作用是,保持了一定的社会流动性,给下层社会以希望(或者说是幻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也。在很长历史时段里,科举的制度优越性都很突出。可是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以后,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制度的落后性越来越凸显出来。虽然这个国家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转折,但是当时读书人仍然酣睡在“读书-做官-发财-光宗耀祖”的旧梦中,不肯醒来。尽管这些社会精英有可能成为改革(而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可是他们不但没有改革旧制度的愿望,反而继续维护旧制度,梦想成为旧制度的受益者。可以说,直到清王朝灭亡,中国的精英阶层绝大部分还是维护当时的体制的,没有改革动力。
  可是日本完全不一样。开放国门之前,日本社会是“士农工商”等级森严的社会,而且身份世袭,几乎没有什么流动性。武士虽然是统治阶级,但是也分为许多层级,难以逾越。这种制度劣性很明显。如果这种制度延续,那些中下层武士几乎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可是“黑船来航”,日本开国,整个国家处于大变革时代中,让这些中下层武士看到了机会,他们改变旧制度的愿望特别强烈。所以从尊王攘夷到明治维新,日本变革的主力军就是中下层武士。比如说“明治维新三杰”、伊藤博文等人都出身于下层武士家庭,他们具有冲决网罗、开拓新路的勇气,也确实为引领日本走向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里,日本关注明治维新的人并不多,反而在中国有许多人在回顾、讨论明治维新。这是为什么?因为日本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走出了明治维新的历史阴影。因此日本人回顾明治维新,是把它作为单纯的历史来审视,很难激起情感上的波澜。中国不同,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1840年以来的历史延长线上,我们还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明治维新是中国的镜子,当我们回顾明治维新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审视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让我们知道百年中国的进与退、得与失。只要没有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我们就走不出历史的延长线,追问“日本做对了什么”就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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