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

儒以等级主义的服从为原则，因而儒人就很容易接受等级制的阶级斗争学说。杨度早年的八股文《“颜渊季路侍”章》写的就共产主义者理想，成为历史上的美文。后来，他一手导演了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最后，杨度参加了共党。杨度认为：袁世凯是从右的方面复辟专制，共党是从左的方面复辟专制；所不同的是，袁世凯披着龙袍，共党披着“社会主义”罢了。杨度看穿了袁世凯和共党相通之处，最后他便入党了。杨度在《君宪救国论》中说：“富强者，国家之目的也；立宪者，达此目的之方法也。”哪怕直到今天，以牺牲人权的代价追求国家富强仍然是大多数国人的心愿。这就是24字价值观无人权的原因。

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几代中国人追寻富强梦。谁最早把富强作为国家的梦想，古代恐怕就是商鞅，近代就是杨度先生。

商鞅的强国论。《商君书.靳令》说：“利出一空(孔)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其〕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商鞅说：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说民》）。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强国弱，民弱国强”。为了国强，必须像吸血鬼一样把老百姓榨干，这样国家才能强大，战无不胜！

杨度(1874-1931):字皙子，别署晰子、虎公、虎禅师、九九等。湖南湘潭人。1897年考中举人。杨度八股文《“颜渊季路侍”章》写共产主义者理想，成为历史上的美文。

杨度1902年赴日留学，进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班学习。同年冬与湖南留日学生杨笃生、陈天华、黄兴等创办《游学译编》，担任编撰工作。1906年，清政府派出镇国公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欧、美、日）考察宪政。为了交差，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报告，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梁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由此博得大名。1906年，清政府根据这个报告下诏预备立宪。

杨度1907年初在日本创办鼓吹君主立宪的刊物《中国新报》月刊，担任主编。该报自一卷七期起迁到上海出版。所撰《金铁主义说》曾连载于该刊一至六期，主张中国应成为经济的军国主义大国，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

在20世纪之初，流行甚广的莫过于杨度的“金铁主义”，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说：“自达尔文、黑胥黎等以生物学为根据，创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说，其影响延及于世间一切之社会，一切之事业， 举人世间所有事，无能逃出其公例之外者。”金者，黄金也，即金钱，代表经济，铁者，即黑铁，即铁炮，代表军事，对内实行富民的“工商”立国政策，对外执行“军事强国”方针。“金铁主义”的结果是金钱与铁血压倒一切，代表精神势力的士大夫阶级日益衰落，而原来被排斥的商人阶级与武人集团在“金铁主义”推波助澜之下，逐渐占据了清末民初的舞台中心。

1908年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他仅有举人功名）。袁安排他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演说立宪精义，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他是晚清朝廷“宪政专家”。

杨度和袁世凯私交颇深，关系非同一般，又怀有知遇之感。他认定袁就是他要找的“非常之人”，而他就是帝师。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杨度竟敢拒不草诏，冒死论救。

辛亥革命后，依附袁世凯，任参政院参政，为复辟帝制竭力鼓吹。杨度对政治制度没有专一的立场：满清的时候，他主张议会内阁制度；袁世凯当权，他反对宋教仁议会内阁制度，反对多数党组阁，显然与他先前主张矛盾。

杨度对袁世凯称帝的主要理论贡献就是他著名的《君宪救国论》。杨度认为：中国人素质低，不适于共和。1915年4月，老袁读后叹服，赞杨度为旷代逸才，分发各省军民长官参考。

尽管杨度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在此文中第一次澄清了国人在近现代的追求目标不是民主，也不是宪政，而是国家富强。他说：“富强者，国家之目的也；立宪者，达此目的之方法也。”毛泽东语“民主不过是个手段，不是目的”，此话其实就源于杨度。不能不承认，中国人对民主宪政一度极度热心，确实是因为把它当成了实现国家富强的手段。晚清之所以要实行旨在立宪的新政，乃是因为朝野都认定宪政乃是救亡图存的唯一手段。“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一直是驱使近现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投身国事的唯一动机。哪怕直到今天，以牺牲人权的代价追求国家富强仍然是大多数国人的心愿。这就是24字价值观无人权的原因！人权是民主的目的，无人权价值观的社会，当然无民主！

大家知道，杨度是极端地反对民主的。他认为中国必须有皇帝才能不争，才能稳定。杨度说，总统大位既然是敞开的，那么将来中国还不知道会有多少竞争大总统的战乱，不知何时才能结束。因此，只有行釜底抽薪之策，把大总统变成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这就是君主世袭压倒一切的渊源。

袁世凯搞君主立宪，如同清朝激进的宪政改革一样，理论上有道理，但现实中却是致命的错误。对于袁世凯，清朝末代皇帝还在世，袁世凯曾经是臣子。袁世凯称帝或者叫君主立宪，在道德上就输了，对于清朝末代皇帝袁世凯不忠，这给了他的政敌和百姓最佳武器。难怪袁世凯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

袁世凯死后杨度被通缉。一度转向佛学。1925年参加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与李大钊建立了友谊。1927年曾为李大钊被捕而多方营救，并变卖房产，救济被害者家属。晚年移居上海，参加中国互济会及其他进步团体。杨度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秘密工作。

原来，杨度认为，民主是乱之源，因此必须恢复集权制。不管是袁世凯的复辟方法，还是斯大林方法，都可以用，只要集权压倒一切就行。

其实，在杨度之前，清代的郑观应(1842年-1922年)认识到：富强和长治久安是（议会）民主的果实，自由民主是本，富强久安是末。

为什么自由民主是富强和长治久安的保障？因为保障人权的民主法治环境自身不创造收入，但它可让同样的勤劳创造更多的财富和收入。

国家权力是人类社会中最强大的权力，不受限制的话，足以摧垮一切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不受限制的权力是祸国殃民的权力，专制吸血鬼就是要使老百姓穷，这样它才能高枕无忧万寿无疆！美国每生产百万吨煤，死一个矿工，中国每生产百万吨煤（存疑，数量级可能有问题），死750个矿工，是美国的750倍，是发达国家平均数字的100倍。周孝正建议他的每一个学生都要到煤矿矿井中去呆10分钟，体验一下煤矿矿工的实际生活。他说那里才是真正的“人间地狱”。明知这是“地狱”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民工愿意下“地狱”？不是生活所逼是为什么？他们赤身裸体在井下采煤，用人力将煤背出地面，按重量计算工资，每100公斤煤给2元工资，一整天上下10次，也只能得到20元工资。李毅中（前中国国家安检总局局长）说：中国每增加1亿元的GDP，就要为各类安全事故付出一条人命的代价，因此中国的GDP是“带血的GDP”。（附注：他所指的那一年，GDP是20万亿元，各类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为20万人。）

对于社会来讲，与其科学，不如正义；与其科学发展，不如正义发展；与其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还不如用正义来统领一切。要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就必须用正义来统领；要建立一个正义的国家，就必须用正义来指导。没有正义，社会和个人就没有灵魂。没有正义，就没有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底线就会丧失；没有正义，不满和冲突就接踵而来；没有正义，每个人都觉得是受害者，都是弱者；没有正义，就没有合理的财富分享，也就没有真正的民生；没有正义，就没有社会的稳定。公平正义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