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中国人的“民族尊严”情感，是永远高于“学术独立”情怀的。所以回头想想，姚大力教授受的这么一点点气，算得了什么呢？只是有一点不解：当“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纷纷然竟成为我们的“学术警察”时，中国的学术该往何处去？


　　老高按：最近一段时间，“姚大力”这个名字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引人关注，在中国历史学界惊起一片涟漪——哦，不，这种说法不准确，历史学界其实“波澜不惊”，换个说法可能更为符合实际：一位历史学教授的独特见解，引起了专业之外民众纷纷反应。今天我就介绍一篇《姚大力教授事件，为何引起这么大争议？》。
　　教授而构成“事件”？这实在不多见。
　　姚大力，1949年生，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博士，一度任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曾在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在日本的庆应大学作访问教授，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兼职教授。
　　姚大力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蒙元史、边疆史。别看历史学界似乎与现实比较远，其实很多命题，都是中国民众所关注，甚至是高度关注的，姚大力耕耘的这个领域更是如此——牵涉到民族关系、领土疆域，都是可以让众多人血脉贲张、肝火怒升的话题。姚大力教授没有埋头于清冷书斋、潜心于建构自己的史学体系，却时常发表文章或者应邀演讲，挑战他所认为的史学界的陈说和民众的偏见。他提出了用“三还原”的观点看历史：
　　第一个还原是处在那个时代的人对那个时代的感受。
　　第二个还原，历史学自己的工作必须要还原到一个大的历史途径。
　　第三个要还原的，就在史实这个层面。
　　对他主张的这“三还原”，说老实话，我不是很了然。姑且放下，看看他是在什么问题上引发了国人的强烈反应、争论不休？是在汉朝与匈奴关系问题上。
　　姚大力认为，汉武帝为了维护汉朝的利益，不择手段，必欲置匈奴于死地，因为大漠南部适合发展，被逼到了漠北就等于被逼上了绝路。
　　站在汉朝、汉族立场上，自然认为这种言论十分荒谬：战争你死我活，何况汉武帝打击的是屡屡犯我华夏的侵略者！
　　但也有网络作者指出：姚教授实际上是从“整个人类文明世界文明的高度，以深刻的历史悲悯，以更为博大的心胸和长远的史观来看待。他在用史料、用史实，用坚实的研究打捞‘历史中的失语者’，他在让‘被遗忘者’‘被失语者’说话，而不是代替他们说话”。所以，姚教授是“值得尊敬的，有血有肉，立足高远，能够穿透历史烟云和迷雾的学者”，“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打捞历史中的失语者——姚大力和他的8本书》。
　　姚大力教授还有一篇文章《中国历史上的族群和国家观念》（《文汇报》2015年10月9日。在网上流传时，被改成了一个更醒目的标题：《中国古人都不愿意受外族统治吗？》），他提出疑问：中国古人的内心是否认可现代的民族意识？这就涉及他的“三还原”了。他认为：还原历史，需要还原处在那个时代的人对那个时代的感受：古人的族群与民族观究竟是什么？
　　姚大力这一文章从文天祥、谢枋得等人的实际经历入手，从他们的诗词中抽丝剥茧，试图带人们走进古人的内心世界。这一观点也引发广泛的争议。详细转述姚大力的论点、论据，为我在每天短暂休憩中写博客按语急就章所无法做到，这里只能撮要介绍：
　　姚大力说，若问中国古人有没有不愿意受外族统治的意识？答案是“有”。但这其实不止是一个简单的有无问题，需要对这种意识作以下四点更深入的说明：
　　第一，这反映出对不同人群间文化差异的鲜明而强烈的意识；
　　第二，被明确感知的，还不止是文化差异，而已经从文化差异被提升为一种族群的、即对是否出于共同血统的认知与区别。在这里，“夷狄”指的就是与汉人不相同的族群。
　　可是第三，上述族群意识并不必然地带有排斥非汉族群之政治统治的意思：以君臣关系为标志的政治认同，可以超越对于不同人群间文化差异的意识，超越对每个人群所特有的只存在于本人群之中的共同血统观念。
　　在传统中国，与族裔认同相比，政治认同更占支配地位。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张力，但并不相互颠覆。其中占第一位的是政治认同，也就是王朝国家认同。
　　第四（这一点最重要——老高注），传统社会中那些从表面看来很像近现代民族主义诉求的种种表述，至多只能称作是某种“伴生性的原民族主义”（associated proto-nationalism）主张。它实际上是在“两国相争，各为其主”的政治斗争，尤其是在征服战争时，作为国家主义或者“爱国主义”的动员手段而被加以利用的一种意识。它依附于“两国相争”的特定历史形势，因此也往往熄灭于“两国相争”了结之时。
　　姚大力教授为了说明他的看法，“举一个最为人所知、但又很少为人详知的例证，也就是被很多人误认为是代表了传统时期中国民族主义典型立场的文天祥的例子，来说明‘伴生性原民族主义’与近现代民族主义之间的重大区别”。而文天祥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符号，连同他的《正气歌》《过零丁洋》等脍炙人口的诗篇，积淀于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姚大力要对文天祥做出另外的解释，这不可能不冒犯众多国人。
　　姚大力叙述说：1279年3月19日，南宋流亡小朝廷在厓山受到元军总攻击，宋军全线溃败。战前已经被俘的文天祥，这时被押解在元军舰队中，亲眼目睹自己国家的灭亡。这之前，他已经下定“一死之外，无可为者”的必死决心，随班师的元军被带到元朝的首都北京，经受了一轮又一轮的劝降攻势，但始终没有妥协，1283年英勇就义。“文天祥之死是宋朝历史上最感人的一幕，他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道德英雄之一。连蒙古人也承认：‘赵家三百年天下，只有这一个官人。’”
　　但姚大力指出：现代人对他究竟为什么而死，很容易会产生某种时代倒错的误解。
　　文天祥死在南宋灭亡的四五年之后，这在当时就引起过一些人的怀疑：“或疑公留燕，所以久不死者。”人们希望他“死国”的心情看来十分迫切。甚至在他从广州被押解北上时，就有人怀疑他不敢以身殉国，所以沿途散发传单，“遂作生祭丞相文”，催促他快快自杀。
　　姚大力认为，人们的怀疑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文天祥被捕后三四年不死，他确实在等待。他自己引用了孟子的话：“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等什么呢？
　　姚大力说，文天祥本人曾对一个前来劝降的从前同事说：“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意思是，如果可以放他回家，从此做元朝统治下的一介平民，这便是他可以接受的。今后朝廷若有事，他也愿意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帮着出出主意。
　　但元朝没有给他这一选项。元朝给他的选择，始终只有两项：在元朝做官（忽必烈认为从南宋入元的人当中，能做他的宰相的，只有文天祥）；或者被处死。要他在元朝做官，这是文天祥万万不能同意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天祥毅然选择了后者。
　　姚大力指出：文天祥之死，并不是出于今天许多人以为他之所以要死的那种民族主义立场。现在我们提到他，要在充分肯定他的伟大的同时，还想强调，我们不应该把他原来没有的那种意识硬塞在他的脑子里，然后再装模作样地去歌颂一个虚假的文天祥。我们应当做的，是认真倾听文天祥，仔细听一听他关于自己为什么要死到底说了些什么。
　　姚教授认为：文天祥等人所表达的，
　　是一种“遗民”立场。在一个王朝已被新建立的王朝取代的时候，它是一种针对曾在前一个王朝做过官员的人们的道德约束。这一约束并不要求“遗民”拒绝或者甚至反抗新王朝的统治，也不要求他们天天伸长脖子朝着新政权吐唾沫，只要求他们不能再进入新王朝的各级机构里担任正式官员。遗民身份并不妨碍他们在新王朝统治下当一名普通老百姓。而且这种身份及身而止，不遗传给后辈；换句话说，遗民的儿子以及更小的后辈人完全可以接受新朝的任命。文天祥的儿子事实上就接受了元朝的官职。他不属于遗民，因此他并不受只针对遗民的道德约束。
　　对于遗民的这种道德约束，成熟于宋代。在文天祥的境遇之中，这就是儒家道德对他的全部要求。他做到了这个要求，因此成为伟大的道德英雄，已经伟大得无可挑剔。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具有当时根本不存在的民族主义立场。这是对古人的苛求。而把他作为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思想色彩的人来加以描写，看来像是在拔高文天祥，实际上却是对他真实形象的歪曲和侮辱。
　　姚大力教授的观点对吗？其实我并未仔细推敲。但我完全同意下面这篇文章的观点：如果一个学者的所想所说，和社会的流行意见、大众看法毫无差别，那么，这样的学者及其思考，往往是多余的。研究型学者的使命，就在于开拓人类知识和认识的边界，带领读者在知识、观念上抵达一个他们从未去过的地方；甚至是“以前在人们眼中不是问题的问题”，经过他们的疏导，“开始变成问题了”，唯有如此，在争议的背后，整个社会“观念的水位”得以跃升。
　　刘愚愚问道：“当‘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纷纷然成为我们的‘学术警察’时，中国的学术该往何处去？”——无处可去，死路一条！我们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年代呀，那不就是毛泽东的文革，“卑贱者最聪明”、工农兵上管改大学的年代嘛。无疑，今天的教授、专家中，有不少是“叫兽”“砖家”（中国比例尤高），但是真正的教授、专家，也必会被人骂作“叫兽”“砖家”，这是他们的宿命。是教授还是“叫兽”，是专家还是“砖家”，他们自己只能是毁誉由人了。


　　姚大力教授事件，为何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刘愚愚，参考人物

　　作为学者，最为重要的精神和价值，在于独立思考，无畏立论，不为尊讳，不为书困，不为目瞒。这是学术人的职业共识。
　　如果一个学者的所想所说，和社会的流行意见、大众看法毫无差别，那么，这样的学者及其思考，往往是多余的，是滥竽充数的，是尸居其位的，是有负国家所托的，是虚耗纳税人寄养的。这样的学者，在学识公信力和学术道德上该受到质疑。
　　政治学学者刘瑜那本《观念的水位》总结的挺好：研究型学者的使命，就在于开拓人类知识和认识的边界，带领读者在知识、观念上抵达一个他们从未去过的地方；甚至是“以前在人们眼中不是问题的问题”，经过他们的疏导，“开始变成问题了”，唯有如此，在争议的背后，整个社会“观念的水位”得以跃升。
　　所以，当姚大力教授——这位在边疆史研究上成就斐然的史学者，提出一些看法而与大众流行的见解有偏差，完全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不难看出，姚教授所以“触犯众怒”，核心原因在于他的专业意见挑战到了大众的“常识底线”。
　　事件起因于，在本是一个小圈子的讨论中，姚先生谈到了“大一统”背后的血腥、残酷与代价。他特别提及汉代征匈奴的故事。姚指出，汉代征讨匈奴，不间断的战争中记述中，我们的历史书只津津而道于“赫赫武功”和“民族自豪感”，而忽略了其中的非人道与惨烈现实。
　　所以姚大力接着引申说，如果要全面地认识历史，不能只看到一个“大国崛起”的威风，而忽视背后的问题，并期望今人能以史为鉴，在遭遇到类似处境时，尽量减少流血冲突。可以预见，在民族主义成为“社会最大共识”的今天，这种不合时宜的“专家迂腐之论”必然会引得大众怒不可歇，也理所当然的要受到大众抨击。

　　其实，要沿波讨源，这个论调并不自姚大力始。在民国的史学研究中也是有过类似讨论。比如姚大力的“太老师”、位列“民国史学四大咖”的吕思勉老先生，在他的《中国通史》及《吕思勉读史札记》二书中，就曾经坦率无隐地谈到类似观点。
　　他列举大量史证指出，汉匈战争是国力的胜利，而不是战略的胜利，并无必要；不仅如此，匈奴人口不敌汉之一大郡，过去的代国尚不怕匈奴，结果汉武帝举全国之力都无法歼灭，所以无能。
　　吕论接着证说，对匈战争是汉帝国规模空前，倾尽全力，用民生多艰哀鸿遍野的代价来换取的，得不偿失。比如战马死了十几万，战士死亡人数也该接近十万；只是面对士兵哗变，将领霍去病就可以当机立断武断斩杀了八千生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拉壮丁的状况，让太多本来可以不死的一家之主暴尸于战场；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整个汉朝被拖到了谷底，而后花费数十年才喘息过来。
　　所以，按吕思勉的说法，汉征匈奴，其功过是非绝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可以概括的。
　　以上学术论争，当然不是我这次瞎掺和的重点——以我这点可怜的学识哪里可以明辨其是非曲直。
　　我更为关注的，是在我们这里，学术研究往往受到大众撕咬的怪现状，和学术观点是否能自由言说的问题。因为，中国历来就没有独立学术、自由表达的传统，由学术观点引起的争辩每至于沸沸扬扬的人身攻击之境，在我们这里是“旋律悠扬的传统”。特别是在小小鼠标让知识和谩骂都变得无比便利的当下，此风尤烈。
　　同样是上面拉出来做大旗的吕思勉，也经历过这种梦魇般的大众暴力。1923年，吕思勉第一部通史著作《白话本国史》问世，在这本1930年代销量最大的中国通史著作中，吕思勉一反众议，给了秦桧较多正面评价，却说岳飞是“军阀”，认为岳飞“只郾城打一个胜战……郾城以外的战绩，就全是莫须有”。
　　不久，舆论哗然。南京政府迫于压力，将其查禁，称“武穆之精忠，与秦桧之奸邪，早为千秋定论。该书……是何居心，殊不可解”，并明令各校各店，严禁学生阅读；1935年5月，吕思勉被人以“诋毁岳飞，危害民国”的罪名告上法庭，并散布谣言，说吕思勉之所以骂岳飞，是为了讨好日本人，是想当汉奸。
　　这和眼下姚先生讨论汉匈战争得失的学术问题，却被那些所谓“历史文化达人”有意诛心解读、无限上纲、议程操纵、“泛政治化”为替日本侵华张目的高度，何其相似乃尔。
　　在抗战期间顶住各种压力坚持民族气节的吕思勉悲愤难言，好在民国法院还通情理，并没有在大众纷起的攻讦中定吕罪名。事后，吕先生沉痛表示，“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意思说民族情感固然重要，但是学术研究实事求是的本质和独立不倚的理想并不应该受到大众干预。
　　也许，我们的“民族尊严”情感，是永远高于“学术独立”情怀的。所以，现在回头想想，姚大力教授受的这么一点点气，算得了什么呢？
　　只是有一点不解：当“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纷纷然成为我们的“学术警察”时，中国的学术该往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