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论】一场山火烧出了美国政体本质的优劣

一根珍珠项链很美丽。但是，如果没有串起所有珠子的那根绳子的话，那只是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凄美。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就是那根能串起所有珍珠、坚强而不会断裂的尼龙绳。

这才是西方真实模样：一场山火会难倒整个美国

来源：郎言志 作者：刘斯郎 时间：2018-11-20

这几日，美国加州燃起的大火可谓是轰动世界，巨大的财产损失和大量的人员伤亡让各国媒体深陷于“震惊”之中。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截止当地时间11月16日，这场熊熊燃烧的大火，已经在美国造成了“74人死亡，1011人失踪，一万多栋房屋被毁，近30万人大撤离”的惨剧，而大火至少还要烧十几日，情况相当不乐观。

面对这样的事件，很多中国的读者都会一惊一乍地问我：“这都是真的吗？为什么美国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一场山火会难倒整个美国？”对此，我一如往常地回答：以我多年在西方生活的经验来说，这一切都在意料之内，换一个国家，情况可能更糟。

那么，为了能够更全面地剖析这背后的细节，我们今天就从制度问题、机制问题、思想问题、效率问题等五个方向切入，结合笔者这些年在西方的真实感受，来呈现给大家一个“不为人知的欧美”。

1：救灾机制不够完善，没有落实好责任制

其实，早在2017年的哈维飓风中，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救灾机制”漏洞就已经显露无疑了。当时被曝出的状况是救援不及时，从上到下乱作一团，甚至是出现地方官员自己先跑的惊人画面。而在本次的加州大火中，这样的情形依旧出现了：姗姗来迟的消防力量，姗姗来迟的撤离令，姗姗来迟的国家领导人，而这“姗姗来迟”的背后，是一条条本不该终结的鲜活生命。

我记得大概是一年多前，我当时住在亚平宁半岛北侧的一座小城里，那时候小城刮起了超强的风暴，四处满目疮痍，损失相当惨重。按理说，救援力量和后期清理灾区现场的工作应该迅速展开，然而事实这样的：因为风暴来的时候是在假期，地方官员都度假去了，直到两天后才有人到倒塌的建筑物和树木周边拉起警戒线，地上的碎物却始终没人处理。而自从拉起警戒线之后，现场的画面整整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一个月。在我到西方生活的这些年里，这样的画面总是间歇性上演，在西方人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对于从一个高效性社会来到西方的我来说，这背后是整个社会领导层面“互相推诿”的丑陋面容。

（在推特上特朗普和加州官员互相指责对方）

问题的根源其实很简单，西方社会并没有建立起类似于中国那样的救灾机制，官员之间也没有严格的“责任制”。于是，当灾难出现的时候，会出现“官员各自保命，不愿意摊这摊浑水”的画面，即便是上下“应急动员”起来，也会陷入到救援资金谁来出、事故责任谁负责、救宅物资要不要给，补助资金要不要批的问题上，等大家商量好了, 时间早已来不及了。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也是西方最引以为傲的西方式、按部就班的“契约式”社会模式。而在这种模式下，因为没有规定要求某人有绝对的义务要对救灾负责，所以就算是有人愿意奉献自己，甚至是为了他人赴汤蹈火，也会出现资金短缺、物资短缺、无人支持等诸多的现实问题。

而更让我们这些习惯了“有灾难大家一起上”的中国人感到震惊的是，在灾难面前，西方的一些官员往往不是第一时间团结起来，将灾难的损失降到最低，而是抓紧时间“打嘴炮”，互相推卸责任，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利用眼前的状况，来抹黑自己的对手，无所不用其极。这样的画面几乎在每一次灾难中都上演了，即便是在本次加州的大火中，在这样生死攸关的状况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加州的地方官员之间，也是不惜一切代价互相指责对方有重大责任。

如今，在西方学习生活的笔者，回望一眼中国完善的救灾机制，真的发自内心地想给祖国点个大大的“赞”。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笔者的印象里，中国从国家到省市，再到县里，镇上，村里，几乎形成了全方位的“一条龙”救灾机制，从救援物资的储备、到救援力量的调度，都是有计划提前安排的。此外，因为有完善“问责制度”，所以地方官员往往都非常负责，甚至是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人民的利益。

笔者不是闲得胡说，因为笔者的故乡福建，每年都会上演严重的洪涝、台风灾害，而每次灾难来临之前，我们都会收到数条避灾短信，电视台、社区广播全天播报，甚至有社区领导亲自上门挨家挨户查看。而在危险地带也会有负责人和驻地官兵挨家挨户劝离，甚至是帮忙转移群众财产。

说实话，这一切的暖心大动员，你真的只会在中国见到，在西方国家，基本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对他们来说，面对巨大的灾难的时候，谁负责，怎么负责，怎么撤离等等，都成了现实的巨大问题。

2：制度具有游戏性质，容易形成低能民主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在很多公知和有心人士的忽悠下，我也深信西方民主制度的“无比先进性”，甚至还因此误解过自己的国家，然而这一切的顽固思维，都在我到西方学习生活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甚至开始崇拜自己的国家。

这些年在西方，随着真实经历的累积，我将西方社会的现状定义为了“具有游戏性质的低能民主”。所谓的低能民主，简单地说就是：一脸懵逼的民众，很大概率地选出了一脸懵逼的低能型领导人，进而导致了整个社会层面运作的“集体低能”。

而这种现象反映到现实中就变成了：毫无执政经验的卡车司机被选为了地区领导人，拍电影的戏子当上了国家总统，原因很可能是因为长得好看，或者是有一张忽悠人的巧嘴，颇有点“选秀”的味道。

我见识过他们的投票大选，也亲眼看见他们将“神圣”的选票以“他比较帅”的理由投入到选举箱中。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对于自己所选的人，了解到的很少，多半只是通过宣传材料和电视演讲罢了。我曾当着我的徒弟（两个欧洲人）的面和他们讨论这样的问题：如果你们选出的领导人没能力怎么办？他们耸耸肩说：这没办法，那就过两年再选一位好的吧。我当时很震惊，因为他们的态度，像极了“赌博”。

此外，绝大多数人将选票投给自己心仪的一方，往往是在顾及自身利益情况下考虑的，由于民众基础的能力有限，很少有人会顾及国家大局。所以在很多时候，候选人只要依着大众的需求说话做事，就会获得很高的支持率，最后做不做、能力行不行是另一回事。

所以，不管是近年来的飓风灾害，还是例如美国加州的本次大火事故，其背后都有着相当大一群没经验、没能力的地区领导人，而由于领导能力所致，也无形中扩大了灾情。于是民众又回过头抗议痛批，但能有什么办法呢——自己挖的坑，还是要自己填的。

3：利己主义思维顽固，大多数人想着逃难

在笔者的童年印象里，也有过几场熊熊燃烧的大火。笔者的故乡是在福建省的闽江边上，森林覆盖率极高，因此恐怖的大火也是见怪不怪的了。不过，每一次的大火都最终被沿岸的百姓战胜了。

在我的印象里，最严重的大火大概是发生在笔者六七岁的时候，当时因为雷击，导致闽江对岸的山头起火了，大火迅速蔓延，森林窜起的火苗高达数十米，将河谷平原照得通红，眼看着就要吞噬山脚下的民房。当时对岸的警报轰鸣，万分火急，而就在我们担忧救援力量来不及赶来灭火的时候，感人的一幕出现了：我们西岸的成年男子，全都自发聚集了起来，迅速到了东岸和东岸人民一起冲向火海，灭火大队里面甚至有成年女性，而我的父亲也在队伍里。

那一次，父亲一去就是一天一夜，母亲在家里心惊胆战地踱来踱去，生怕父亲有去无回。我那时候不懂事，很疑惑地文母亲：“那是东岸的事，不关我们的事，而且那么多消防队不是去了吗，为什么爸爸他们还要去呢？”母亲当时对我说：“团结力量大，如果都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那火就灭不了”。后来，父亲回家了，灰头土脸的，连鞋子都被烤化了，但火终究是被灭了。

我至今依旧记得，那些年冲着大火，逆向而行的两岸百姓，虽然说这些年随着科学管理的加强，山火已经多年未见，但我相信，以中国人的本性来说，一旦出现灾情，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团结一致，甚至挺身而出。

然而，同样的画面，在西方呈现出来的却是另外一副景象。由于整个社会环境都被“利己主义”所充斥，在西方社会很少人会愿意谈及所谓的“奉献”和“团结”，在一些严重“个人主义”的环境里，你和他们谈奉献，很有可能被视为“傻子”。

于是，灾难来临的时候，西方人往往是能跑就跑，跑得来不来得及，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飓风之后大批民众逃往周边地区而不选择重建家园，甚至出现受灾区域周边的城市封锁公路，禁止灾民来本地区的情况。总之就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但别往我家里飞，上帝会来保佑你的。

而这次美国加州大火肆虐，也出现了这样的画面，万千民众集体出逃，来得及的出逃成功，来不及的葬身火海，救火的事情全交给消防员了。然后火越烧越大，被迫逃亡的人越来越多，火势也越来越难控制。所以总结起来大概是这样的：最初火势不大的时候，第一批人跑了，后来火势中等的时候，第二批人跑了，最后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消防队终于赶来了。

对此，笔者不愿意去多说些什么，只想对祖国的同胞说：不要以为你的安居乐业是理所当然，你现在所享受的盛世太平，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

4：社会效率相当低下，动员能力一盘散沙

和中国不断朝着“高效性”社会大步迈进的时候，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却变得越来越懒散，社会效率非常低下。毋庸置疑的是，西方社会的权力分散确实有益于社会的平衡和权力制约，但这也是西方社会最大的问题所在：放散的制度下，政府和机关部门的办事效率非常低，动员能力非常有限。再加上各个权力部门之间的利益斗争，办成一件事，往往要消耗上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在西方看见一座桥从设计到建成，能耗上数十年的时间，甚至至今还没修好的情况出现，公知们会告诉你这叫“百年工程，修好了能用很久”，可是后来我发现，他们真的是纯粹耗时间而已。

而这样的状态，不仅仅体现在政府和事业单位，就连平时的生活状态也基本朝着“能拖拉就拖拉”的模式前进。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笔者家楼下一家中餐馆的一排10米长的铁围栏腐锈，华人老板请了两名洋工来上油，结果，这两名工人刷啊刷，刷了四个多月，笔者都放完暑假从中国回来了，他们还在刷，终于在前两天刷完了。而中餐馆的老板娘也是后悔莫及：再这么刷下去，我们餐馆也要倒闭了。

（就是上面这片铁围栏，涂油漆耗时4个多月）

所以说，如今的西方，和以前大步前进的西方是两码事。而在如今整个社会效率低下的情况下，遇到那些急迫的事情，他们处理起来手忙脚乱，甚至不能当机立断，也是情有可原了，所以救灾的时候也不紧不慢，只是我们觉得不紧不慢，他们自己已经觉得相当神速了。

写在最后

笔者在海外已生活多年，所言所述均为真切的感触，信与不信无关紧要，但总是要奉劝一句：千万别迷信西方，电影拍得再酷炫，也就是给你看看的，您可别当真。

最后，请诸位记住一句话：不是所有地方都如中国一样，有人把你供着保护着，你所有自以为理所当然的安全感，都来自背后负重前行的那些人！他们可能是你的父亲、孩子，他们是消防员，是军人，也可能是并不起眼的村长。大到国家部委，小到平凡百姓，因为奉献，所以美丽，因为担当，所以伟大——这就是中国之道！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郎言志”，选材自刘斯郎《真实的中国与世界》系列文。】

人民日报整版刊文:中国制度何以管用

来源：人民日报 时间：2018-11-19

《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16日 07 版）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中国之治”有力证明了中国制度科学管用。那么，中国制度科学管用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中国制度之所以科学管用，是基于合实际、合规律、合目的的制度逻辑，源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滋养，得益于合理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本版几篇文章对此进行探讨。

——编  者

“中国之治”的制度逻辑（人民要论）

辛 鸣

内容提要：“中国之治”得益于中国制度科学管用，具有合实际、合规律、合目的的制度逻辑。合实际，是指中国制度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国情实际和时代实际；合规律，是指中国制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制度发展规律，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充分发挥优势和潜力；合目的，是指中国制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背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下简称“中国制度”）的成功。而中国制度之所以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逻辑科学管用。可以说，合实际、合规律、合目的的制度逻辑，让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得以充分体现、制度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制度绩效得以不断提升。

立足中国实际进行制度选择、制度安排、制度改革

一种社会制度要有效管用，就必须扎根本土，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既不能急于求成搞制度上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也不能邯郸学步、照抄照搬，指望搬来一座“飞来峰”。立足中国社会实际，在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中国制度，其鲜明特点就是合实际而适宜、合实际而管用。

合历史实际。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以巨大的优越性，让众多民族和国家实现独立、解放，登上世界舞台。中国之所以能实现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所以能迎来曙光，就在于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创造性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迈向社会主义革命，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事实证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正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推动与保障下，中国独立自主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自力更生研制出“两弹一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让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曾经十分落后的国家实现旧貌换新颜，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成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

合国情实际。社会主义中国建立起来了，但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大国情，也是最大实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原本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让生产关系更好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中国果断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创造性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通过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方面和环节，不断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中国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巩固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市场经济的弊端，从而收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硕果。

合时代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发展过程不断对制度供给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当代中国正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既对改革前各种僵化保守的体制机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也对改革过程中曾经管用但现在越来越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进行壮士断腕的再改革。实践证明，以将改革进行到底的意志与行动，不断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在实现制度与时俱进的过程中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制度就会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就会进一步提高。

充分发挥中国制度的最大优势和巨大潜力

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通过科学的制度安排把各种生产力要素集中起来，聚焦关键点进行优化配置，就能充分激发潜力，达到既定基础和条件约束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限。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也是制度发展规律。中国能用几十年时间走过西方国家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发展之路，创造出世所罕见的发展奇迹，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样的制度安排保证中国能办成许多其他国家办不成的大事。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集中力量办大事要有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众星捧月”，这个“月”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中国社会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有了“主心骨”、方向感、向心力；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有了党中央这个坐镇中军帐的“帅”，就能做到车马炮各展其长。中国之所以能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不仅仅规划5年，而且规划30年、50年的奋斗时间表、发展路线图，就在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社会朝着认准的宏伟目标一以贯之不懈奋斗。当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党为讨好少数利益集团而损害其他社会群体利益，为登台执政而做不负责任许诺、提不切实际目标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自信从容、行稳致远，致力于为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利益、最长远利益而努力奋斗，让一个饱经沧桑而又生机勃勃的国家在一代接着一代干、一棒接着一棒跑中实现一个又一个伟大飞跃。

心往一处想，劲才会往一处使。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共识、凝聚共识至关紧要。为把13亿多人的思想共识高度凝聚起来，中国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但应看到，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形式并不只是选举和投票，还有协商和讨论。政治的事情是众人的事情，众人的事情就要由众人商量。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就能商量出共识、商量出最大公约数、商量出正能量、商量出精气神，最终商量出治国理政大好局面、商量出改革发展丰硕成果。作为民主制度的中国创造，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安排，让人民群众，让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都能有权利、有渠道、有机会阐述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诉求、维护自己的权益。当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形成合力、当中国梦这个“最大同心圆”来自众人合力、当每一个人的意愿都体现在合力中，共识自然就广泛形成了，力量也就充分集中起来了。

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现代社会，不同制度的差别不仅体现在制度规则和制度程序上，更体现在制度价值与制度目的上。从一定意义上讲，制度价值与制度目的决定着制度形态。中国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当家作主，其制度逻辑是劳动的逻辑、人民的逻辑。

在中国，以人民为中心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也没有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是通过不同层面的制度安排切实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在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中，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要加快改革；哪里问题突出，哪里就是改革的重点。从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的精准脱贫，到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让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更充分体现的共享发展，再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的全面深化改革，背后都有社会制度的支撑，都体现着鲜明的价值导向。

让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制度最本质的属性、最核心的要求、最高的价值指向。为此，不仅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广泛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而且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让人民民主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不可否认，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彻底解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只要在制度安排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了可靠的起点和正确的方向。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归根结底要在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中实现。中国制度保证国家建设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事业，国家发展过程是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过程。身处这样制度环境中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会被充分调动起来。这一制度逻辑让一切社会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必将推动社会生产力实现极大解放与发展。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国制度有中华文明滋养（大家手笔）

韩 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制度不断趋于成熟定型，也更加科学管用，这同它具有深厚历史文化根源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制度源于中华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立足中华大地进行创造性实践的结晶。中国制度的中华文明滋养，可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

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中国古代文明的繁荣，同政治思想中的人文精神和民本主义思想密切相关。注重苍生黎民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某种规范性力量，成为政权稳固、国家稳定的重要保障。一些有识之士能够怀有“保惠于庶民”、服务天下百姓的志向，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勇气，献身于报国安民事业。这些价值理念，在当代中国已转化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文化资源，给中国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提供了丰厚历史文化土壤。

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孟子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中国古代先贤早已阐明仁政德治的重要性，指出为政者必须修身养性，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在用人时既要考虑其能力，更要考察其德行修养。用有才能的干才，才能做成事，做成大事。如果用无能的人，就会误事。而用无德之人，即使其有些才干，也不会有好结果，因为德行上的欠缺破坏力更甚。有人会问，究竟是制度重要还是人重要？实际上，二者均重要。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制度能否保证遴选出德才兼备的人。中国古代提出选贤用能的理念，强调德才兼备、注重道德修养，让人和事相得益彰。这对当代中国有着重要启迪意义，有助于我们在现代条件下探索选用人才的制度和方法。对于培养选拔干部，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我们党既坚持德才兼备的选人用人原则，把愿意为人民服务且能干事、干成事的人选出来、用起来；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把不能干事、耽误事特别是德行不正甚至腐败堕落的人清除出去。这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坚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包容稳健的理政方式。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源远流长，古代许多政治范畴，如中道、仁政、德治、用贤等在历代政治实践中延续发展。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正是这种“和谐则太平之所兴”的包容性，保障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绵延不绝、发展壮大。这种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既勾勒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态，也体现了中华民族谨慎严肃对待权力的大智慧。正是受这种文化和智慧的滋养，我们党在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中才能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抓住发展机遇，成功避过险滩和暗礁，走出一条成功的国家治理之路。

守正创新的改革意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中国古代先人看来，国家制度应该“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既坚守正道，又不断变革，才能生生不息。正是秉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中国历史上不断进行改革变法，推动国家和社会赓续发展，实现中华文明长期繁荣。可以说，当今中国人民改革创新的意识，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深深扎根于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自强不息、守正创新民族精神之中，是改革创新文化传统的现代发展。

经世致用的评价导向。儒家主张修身入世，在社会发展中建功立业。从这方面看，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中国发展为什么又好又快？中国制度为什么科学管用？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党中央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号召，通过实干和实绩书写家国情怀，实现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价值。

（作者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博采众长 兼收并蓄

合理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有的放矢）

张 波

中国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它通过“走自己的路”快速发展起来，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同时，中国制度具有开放包容的品格，从不自我封闭，而是坚持合理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在交流借鉴中不断发展完善，因而充满生机活力，愈发科学管用。

积极学习，大胆借鉴。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人生成长之梯、政党巩固之基、国家兴盛之要。一直以来，中华文明就以善于学习、海纳百川闻名于世。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有利于减少摸索时间，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放眼世界，积极学习。从引进生产线到借鉴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从建设开发区到发展现代农业，从发展互联网经济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从科技研发到文化产业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主要源于中国人民的辛勤创造，也离不开对各国人民先进经验的学习、吸收和借鉴。学蜜蜂采百花，问遍百家成行家。积极学习，大胆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是中国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的重要途径。

理性选择，择善而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再版，也不是西方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必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批判性地借鉴他人，择善而从。中国制度从来没有简单照搬照抄外国经验，而是注重科学创新和综合运用。比如，作为现代社区工作雏形的西方“睦邻运动”，主张积极整合社会资源为社会弱势群体服务，注重用社区建设来减少社会弊病。我们借鉴其合理做法，根据自身实际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又如，发端于西方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为我国国有企业建立和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有益借鉴。再如，我们分析西方社会保障理念及福利制度的长处和弊端，提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发挥兜底作用，保障全体成员基本生存和生活需要，努力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权责清晰、保障适度的可持续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看出，在借鉴西方一些制度经验的过程中，中国制度并没有失去自我，而是以我为主、推陈出新。

立足本国，辩证结合。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土壤，照搬照抄他国制度行不通，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葬送国家的前途命运。吸收借鉴别人的制度经验，必须坚持立足本国、辩证结合，这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体现。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为例。中国在这方面的制度设计，打破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路径依赖，超越了西方理论。前些年，新自由主义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强力推动下在世界上大行其道。中国制度旗帜鲜明拒绝“市场万能论”，既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这种制度设计理念中，市场经济体现效率，政府调节体现公平，二者结合兼顾效率与公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也不是说政府就无所作为，而是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科学管理水平。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两者关系处理得好，经济发展就会“琴瑟和鸣”；处理不好，经济发展就会“孤掌难鸣”。经过长期的艰辛探索，中国制度不断完善和成熟，推动社会生产力持续快速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作者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国奇迹的奥秘：新四大法宝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鲁品越 时间：2018-11-20

何谓“新四大法宝”

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取得伟大胜利，是因为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掌握了“三大法宝”，这就是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伟大胜利，则是因为中国人民掌握了“新四大法宝”，包括政治法宝、思想法宝、经济法宝、国际关系法宝。

可以预见，新时代的“新四大法宝”，必将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的伟大奇迹。

中国改革开放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中国奇迹”。出现这一伟大中国奇迹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不仅仅是总结历史的深奥的理论课题，也是关乎中国未来的重要的现实问题。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取得伟大胜利，是因为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掌握了“三大法宝”，这就是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伟大胜利，则是因为中国人民掌握了“新四大法宝”，包括政治法宝、思想法宝、经济法宝、国际关系法宝。

政治法宝：把13亿多人民组织成统一力量的党的领导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其政治前提是：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把中国人民组织成为整体力量来进行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那么，能够把13亿多中国人民组织成整体的伟大政治力量是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任何其他政治力量都没有这样的伟力。中国共产党伟大的组织力肇始于“支部建在连上”的三湾改编，其后在古田会议上将这一制度确立为建党建军的基本制度。正是这一制度使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的组织建设，具有了世界上其他任何政党未有的强大组织力与号召力。因此，改革开放伟大奇迹的政治法宝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而且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的现实需要。中国之所以需要一党执政，道理既深刻又简单：必须有一种政治力量把中国人民组织成统一整体，决不能允许领导力量的多元化将中国拖入分裂的深渊。在中国，能把中国人民组织成统一整体的唯一政治力量，只能是中国共产党。统一的人民整体中必然分为各个阶层，各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而这些利益诉求必须在中国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加以协调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成功地解决人民内部多元利益的统一协调，开辟了制度空间。

现代西方的多党竞争性民主政体，看起来“自由平等”，实质上只是资本权力向政治权力的转化器：拥有全社会资源配置权的资本力量，通过兴办政党和经营政党，将其经济权力经过程序化操作，转化为合乎“程序正义”的合法政治权力。由资本力量竞争所操纵的选票，成为洗清资本力量痕迹的“白手套”。这已经是被无数事实证明的客观现实。由于资本具有追逐自身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导致全社会资本之间必然又勾结又竞争，由此形成不同的政治诉求与冲突，形成这种“权力转化器”的多元性，从而形成了竞争性多党制民主政体。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必然结果。历史表明，如果中国采取多党制，其结果必然催化民众分裂，乃至国家解体，中国必将走上亡国灭种的不归路。

思想法宝：既高瞻远瞩，又解决实际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具有最强大组织力的中国共产党能够组织与领导人民干一番事业。怎样干这样的事业？需要一种站在人类道义制高点与真理制高点上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

价值目的决定人们从事怎样的实践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必须有鲜明的价值目的来引导，这种价值目的必须占据人类道义的制高点，才能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和世界人民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作为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类幸福与解放为归旨的理论，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因为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为奋斗目标，时时刻刻用人民的获得感来调整我们推行的各种政策举措。从小岗村兴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鼓励兴办民营企业，再到扶贫攻坚战、生态环境保卫战等等，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崇高价值定位，确立了改革开放事业的正义性。

遵循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制定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决定我们用怎样的路径和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价值目的。改革开放要实现上述目的，必须有占据真理制高点的理论为指南，而这种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它既承认资本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作用，又深刻揭示了这种资本扩张产生的一系列矛盾与危机，从而使我们党能够高瞻远瞩，在重大的历史考验面前，坚定不移确立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大方向，避免了颠覆性错误。

占据人类道义制高点与真理制高点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能发挥其理论力量。中国共产党时时刻刻从实际出发，既高瞻远瞩筹划中国未来，又一步一个脚印解决中国改革开放中遇到的种种难题，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新的高度，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最重要的思想法宝。

经济法宝：巨型大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引，组织起13亿多中国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必须通过符合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福祉要求的经济制度来实现，这一经济制度便是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经济法宝”。

中国经济能历经40年仍然保持旺盛的增长势头与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不是简单的“市场化”所能解释的。产生中国奇迹的“经济法宝”，必定是在“市场化”背后那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中国这个巨型大国所拥有的独特的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出现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资本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各种资本相互依赖的“有机资本结构”。这个有机结构的优越性在中国巨型市场中得到充分发挥。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产生中国奇迹的根本保障。以土地等公共资源公有制为基础，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奠基石。正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使我国建立了中国特有的“生产型社会保障制度”，极大地降低了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从而为外资与民营企业创造了低成本运营环境。我国国有企业对国家财政的巨大贡献，不仅为我国的政治建设与社会稳定奠定了经济保障，而且极大地减轻了外资与民营企业的经济负担，使它们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迅速进行扩大再生产，推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有企业的产品价格受到国家严格管控，从而使外资与民营资本具有稳定而相对低廉的营商环境。特别重要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我国工业体系，拥有41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我国由此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就给外资与民营资本创造了极其便利的产业生态环境。相关资料显示，一家制造业厂商在中国打半小时电话就能完成的配套工作，在许多国家可能要半个月才能搞定。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还使国家有能力管控资本盲目扩张带来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使国民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发展，并且能够促进生产力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高。同时，民营资本对调动国有资本的活力也具有促进作用。那种把公有制的主体作用与发展民营企业相对立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事实恰恰相反：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我国规模巨大的公有制经济正是我国民营企业最牢固的靠山，而我国的公有制经济必须带动民营企业共同发展，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巨大潜能。

国际关系法宝：自主性对外开放

人类历史成为“世界历史”是当代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如何在坚持国家主权独立的前提下加入到当代全球化进程，在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中发展自己，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在自力更生建成了初步完备的工业化体系之后，具备了实现这一夙愿的历史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果断决定“对外开放”，先后加入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组织，组建和参加一系列区域性国际组织，中国声音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国际赞扬和认可。在经济上，广泛引进境外资本和技术，兴办经济特区，兴办中外合资企业，鼓励教育和文化领域的人员交往与合作，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这种自主性对外开放成为中国在国际关系上的“法宝”，它使中国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中国自身的发展获得了广阔的国际市场与国际资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大法宝”的新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迈入新征程，要完成新的伟大历史任务，上述“四大法宝”也进入新时代，获得新的内涵。

在政治法宝上，进一步在“党政军民学”各个领域加强党的领导，“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从严治党，对腐败现象标本兼治，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强化“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在思想法宝上，在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基础上，特别是要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我们党在新时代的指导思想，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在迎接新的挑战中，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推向新的历史高度。

在经济法宝上，继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坚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根据我国经济从速度型发展方式向质量型发展方式转变的客观需要，“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繁荣民营经济，大胆引进外资。破除“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零和思维模式，建立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命运共同体”。

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把我国“对外开放”的法宝提升到新的高度。“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当代伟大创新和发展，是对当代复杂的国际矛盾的深刻把握，指出了当代世界新格局的发展方向，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必将成为我国处理改革开放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的定盘星。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这一伟大法宝的体现。可以预见，新时代的“新四大法宝”，必将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的伟大奇迹。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