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基本上是欧洲大战，不是中国的战争”——没错。不过一百年前虽然没像今天这样“全球化”、整个世界远未成为“地球村”，但各国关系已是盘根错节，国际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博弈，对中国20世纪轨迹乃至未来国运的深远影响，不可低估


　　老高按：两天前我发了一篇《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中国现代史？》，推荐《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魏城的一篇深度报道《一战与中国：迟到的历史公义》。网友“双不”针对我那个标题的问号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的战争，不是中国的战争，没理由开启中国现代史。”
　　“双不”的看法有相当的普遍性。我的一位很有学问的同学在微信群里也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号称世界大战，其实基本上是欧洲大战，那时的欧洲人认为自己代表了整个世界。所以出席（百年纪念）的国家元首基本上是欧洲国家的。印度中国韩国等非欧洲国家元首都没有去。一战中国只派了些劳工，没有士兵参战，干嘛要去蹭热度。”不过他还是认为：一战与中国“还是有点关系，间接促成了五四运动”。
　　“一战号称世界大战，基本上是欧洲大战，不是中国的战争”，我基本同意这一看法。不过虽然一百年前没有像今天这样“全球化”，整个世界远未成为“地球村”，但各国联系已经是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国际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博弈，对中国20世纪的轨迹乃至未来国运，具有深且远的影响，不可低估。一战是否算“开启中国现代史”不妨保留问号，但一战与中国，恐怕不能说只是“有点关系，间接促成了五四运动”而已。
　　例如一战华工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一些学者和媒体比较早地关注了一战中的中国劳工问题，台湾学者陈三井1986年出版《华工与欧战》（台北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哈佛历史学博士、在美国一所大学担任讲座助教授的徐国琦，一连写过多篇文章探讨华工问题：《英法战场上的中国劳工》，《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一战华工的世界意义》，《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西线华工与中美“共有的历史”》……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发表他的《一战期间中国的“以工代兵”参战研究》。这篇文章设问：中国为什么要派出工人远赴欧洲参战？作者说：
　　学术界对此问题一直误解甚深。普遍的看法是招募华工纯是列强之意，积贫积弱、外交被动的北京政府无能抵抗协约诸国剥削中国人工资源，只得屈从。此一见解显然是对中国与一战关联问题缺乏深入研究所致。
　　作者阐述说：不是这样的，这不是被动行动，而是主动举措——
　　东西方的因缘际会，导致近代中国首次有计划、有策略、有准备的主动参与国际事务之举，并在1914年夏秋及1915年两度主动寻求加入世界大战，意欲乘此收復山东，进而收復自鸦片战争以来不断丧失的国家主权，一跃成为国际大家庭中平等、受各国尊敬的一员。
　　参战受到当时日本的阻挠而未能如愿，但中国面临“21条”的亡国威胁，要多方突围，这才有袁世凯心腹谋士梁士诒提出“以工代兵”战略。
　　文中有一段话说：
　　中国在一战期间固然积贫积弱，但矢志变革、立意维新是自甲午战争以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潜流。此一一发不可挡的洪流冲垮了主宰中国长达二千馀年的王朝体系，并在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主要共和国。垄断中国意识形态的儒教也在这股洪流的冲击下黯然退出历史舞台。锐意进取、奋发图强、充满世界眼光及前瞻意识的一代新人，取代汲汲于“圣贤之书”的举人、进士，成为新社会的主导力量。以陈独秀、顾维钧、王宠惠、陈锦涛等为代表的社会精英，立志要一扫中国落后、贫弱之形象，推动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并寻求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认同形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积极主动、充满创新意识的中国新外交出笼问世。
　　想象百年之前中国那一批志士仁人所思所虑、所作所为，不能不让人油然而生钦佩之情！

　　德国之声2004年7月30日发表一篇《被淹没的历史：20万华工在一战的命运》介绍这段史实：1917年8月2日，（一战）开战整整三年后，中华民国政府国务会议正式决议对德宣战。但是，中国参战只限于取消奥匈和德国在华领事裁判权、没收敌产、废除条约等，不派军队而是提供民役。段祺瑞（袁世凯已于一年前离世）将宣战换得的日本借款用于对付南方的孙中山政权，即“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
　　德国之声这篇文章的个别说法不够确切——例如说袁世凯“在日、英共同压力下与日本签署包含卖国的‘21条’的‘民四条约’”就容易误导，按这个说法，似乎最后签署的“民四条约”比日本提出的“21条”范围更广泛、性质更严重，实际上，“民四条约”是剔除了“21条”中许多条款才签订的。
　　虽然有瑕疵，但德国之声此文的重点是强调一战对中国的意义：“这场远在万里之外的战争，竟然成为影响中国政府更迭和社会动荡的决定性因素，改写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中国不仅从此逐渐全面卷入世界大战，而且经历了‘五四’运动和共产党的兴起，红色中国的诞生。”
　　据维基百科，一战华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劳工部队，主要负责搬运货物、挖掘战壕等作业。约10万人隶属英军中国劳工旅、4万人则归法军指挥，另有数百名学生作为翻译。德国之声则说：9万6千人被分配到英国军队，3万7千人分在法国军队，1万人为刚刚参战的美军服务。该文标题上说“20万华工”，是将一战东线战场服役的华工算在内了。德国之声介绍：“在东线战场服役的华工虽然更不为人所知，却更富传奇色彩。仅据苏联政府的统计，一战结束后就有4到5万中国人加入了红军。”
　　德国之声还说，这批华工中的“大多数都后来都加入苏联国籍。其中很多后来被派往远东地区，组建营地，收容和训练从中国东北撤出的中国和朝鲜的抗联战士，为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和二战末期苏军消灭关东军发挥了重大作用。”
　　让许多人未曾想到的是：“朝鲜后来的领袖金日成就是从这些营地中被红军选中的”！
　　此公在他38岁时，策划发动统一祖国之战，把中国、苏联和世界两大阵营数十国家拖入战火，要说这是一次“世界小战”“世界中战”，也并不离谱吧。
　　今天我要推荐的是德国之声对中国历史学家袁伟时教授的一篇专访，他从另外的角度，谈到一战对中国的深远影响。有些说法或许不一定为人认可，但这是87岁的袁教授的一家之言，可供参考！


　　专访：五四运动与暴民政治

　　叶宣，德国之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之际，欧洲媒体出现了大量对一战历史的回顾、反思。中国虽为参战国之一，但很多人感觉一战离中国很遥远。历史学家袁伟时指出，其实一战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
　　袁伟时，历史学家，原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

　　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也给中国历史带来了转折

　　德国之声：中国虽然名义上是一战的参战国，但并没有直接参与战事，距离主要战场也比较遥远，所以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国和一战的关系并不密切。事实是这样吗？
　　袁伟时：情况不是这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在内政和外交都是一件大事。外交上，首先是中国跟日本的关系。战争一开始，日本就占领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胶州湾，就是现在的青岛。后来中国的五四运动，就是与此有关。
　　内政方面，1917年以后，对于中国要不要参加欧战，国内政界和社会发生了强烈的争论，甚至是分裂。协约国方面的美国、英国、日本都主张中国参战，德国则力图阻止，也使用了很多手段，包括贿赂。贿赂的对象有国会议员，还有总理段祺瑞，段祺瑞拒绝了。最后间接找到孙中山。根据多方面的历史文献，包括德国外交部的档案记载，可以确凿地证明，德国至少给了孙中山一百万大洋。这笔钱被用于政治活动，包括收买北洋政府海军的一支舰队倒戈南下广东。另外召集支持他的国会议员到广东，另外成立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这就造成中国出现南北两个政府的分裂局面。此后中国长期政治动荡不安，跟一次世界大战有密切的关系。

　　德国之声：在很多普通中国人的认知里，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至少在历史教科书里被赋予了非常重大的意义。这场由一战的结果引发的运动，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是不是比战争本身更大？
　　袁伟时：一般中国人常常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混淆起来。其实两者是不同的。新文化运动是一个长期的、从19世纪就发展起来的民间运动，主张学习西方，用先进的思想文化来变革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爱国运动也是民间运动，但它是一个政治运动，抗议日本掠夺中国在山东的主权，包括青岛和胶济铁路；反对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条约上签字，掀起了全国性的一场巨大的群众运动，为时不过一个多月时间。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上街抗议凡尔赛条约将青岛划归日本。

　　由于当时一些外交内幕民众并不了解，造成五四爱国运动在天安门示威之后失控，部分抗议者到东郊民巷美国使馆递交请愿书，寄希望于美国主持公正。另一支游行队伍群情愤怒之下，焚烧了被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住宅，并痛打章宗祥。这样的暴力行为引起了舆论的分裂，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正义行动，群众有权惩罚卖国贼。只有以梁漱溟、胡适为代表的极少数人认为这是破坏社会秩序的错误行为，不管曹章有多大罪恶都应由法院审判，不能随意破坏他人财物，危害他人人身安全。但这个呼声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认可，结果是开创了中国学生运动随便动用暴力、继而演变成暴民专制的先河。这也是导致后来中国政治局面动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当时人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被视为当代文明代表的西欧列强，会卷入一场空前规模的战争？原因何在？这是世界性的一个辩论，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参与了，但没有找到答案。有的说这是公理的胜利，蔡元培就说这是公理战胜了强权；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庶民的胜利。中国的思想界也分裂了，一部分人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此后，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和反对共产党的力量长期斗争，包括长期的内战。

　　德国之声：中国参战的一个细节——欧洲战场上中国劳工的命运最近几年在欧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出现了有关这段历史的书籍、影片。有的研究认为，这批华工是欧洲最早华人社区形成的源头。这是不是被人们遗忘的一段历史？
　　袁伟时：这件事历史学界是知道的。15万华工来到欧战战场，主要是法国，从事挖战壕、清理战场等后勤工作或在工厂里做工，非常艰苦。有一些数字说，死伤的人上万。国内也有人研究这个课题，因为它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就是在那时，中国人掀起了留法的高潮，到法国勤工俭学。其中有些人在法国试图为华工办教育，成立法华教育基金会，为工人办学，这些人中的一些后来成为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一战期间为法国军队搬运弹药的华工

　　可以说，一次世界大战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同时，这一阶段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政治上却是分裂的。民间经济发展了，一部分人发财了，但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因为国家其实是分裂的，各省都将财政税收据为己有，不上缴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不得不借款，主要是向日本借，这里面又衍生出一大批故事，造成很负面的影响。后来巴黎和会上的一些争议也与此有关。

　　德国之声：一战百年，西方媒体出现了不少将战前的欧洲与今天对比的分析，并找出一些类似点，比如民粹主义兴起、大国相争等。作为中国历史学者，您如何看这种比较？
　　袁伟时：这个比较我也注意到了，在我看来这样比是比较牵强的。因为100年来世界局面有了很大变化，简单的类比，可以举出一些相似的例子，但其实差别太大了。当下虽然有民粹主义兴起，也有各种国家间的矛盾，但没有一个像当时德国那样的军国主义大国兴起。一战前欧洲几个大国博弈，与德国的崛起和其军国主义的传统有很大关系。现在的欧盟，以德法为核心，迈向一体化大体上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么欧洲以外另一个国家的兴起，是否会挑起战争？我认为没有这个可能性。朝鲜金家王朝可能会搞核讹诈，但小小朝鲜不可能挑起世界大战，只能是局部的军事冲突。
　　那么中国呢？在我看来，中国现在的领导人，你可以说他的各种决策不一定都受到大家的欢迎，也有很多批评，但有一点我看是比较清楚的：他是想让中国经济发展起来，富强是他追求的目标，他是专心致志要发展经济的。他也搞军事现代化，但并不想占领哪个地方或对外发动战争。他没有这个动机。与周边邻国的领土矛盾，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回把它搁置起来。局部的看似紧张的形势，不排除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但不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连局部战争我认为也打不起来。大陆和台湾、中日之间都不会打起来，因为它们的经济融合、联系太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