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金庸名满天下，所谓有华人处，就有金庸武侠小说。其族兄穆旦是翻译家和诗人，名气小得多。金庸本名查良镛，穆旦本名查良铮，出自浙江海宁查氏家族。二人的主要笔名都是从本名的一个字拆出来的，穆（木）旦拆的是查。

穆旦1918年生于天津，59岁（1977年）病逝。金庸晚生6年，生于海宁，88岁了。

二人都是文人（现在叫作写手），但人生旅程大不相同。

穆旦11岁进南开中学，开始写诗。17岁进清华大学地学系，半年后转到外文系，学英语和俄语，发表诗作。19岁（1037年10月）随大学南迁长沙（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清华时期诗作，有些人认为是代表作，例如“野兽”（1937年11月）：

“黑夜里叫出了野性的呼喊， 是谁，谁噬咬它受了创伤？ 在坚实的肉里那些深深的 血的沟渠，血的沟渠，灌溉了 翻白的花，在青铜样的皮上！ 是多大的奇迹，从紫色的血泊中 它抖身，它站立，它跃起， 风在鞭挞它痛楚的喘息。

然而，那是一团猛烈的火焰， 是对死亡蕴积的野性的凶残， 在狂暴的原野和荆棘的山谷里， 像一阵怒涛绞着无边的海浪， 它拧起全身的力。 在黑暗中，随着一声凄厉的号叫， 它是以如星的锐利的眼睛， 射出那可怕的复仇的光芒。”

20岁（1938年）随师生从湖南步行到昆明，并入西南联大。

22岁（1940年）毕业，留校任助教。24岁参军，任第五军中校翻译官，随军入缅甸。25岁回国。27岁创办沈阳《新报》并任主编。29岁参加后来被称为“九叶诗派”的创作活动。30岁在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救济署和美国新闻处工作。

31岁（1949年8月）自费赴美留学，进芝加哥大学，成为硕士生，学习英美和俄罗斯文学。12月与多年恋人、生物系博士生周与良结婚。34岁获硕士学位。

35岁（1953年）与获得博士学位的妻子回到天津，岳父周叔弢时任副市长。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开始翻译俄文、英文文学论著和诗歌。译诗水平高，王小波说是当时最好的汉语文学语言。看看穆旦译的普希金“青铜骑士”中的几行：

“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城， 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 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 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 我爱你铁栏杆的花纹， 你沉思的没有月光的夜晚， 那透明而又闪耀的幽暗。 常常，我独自坐在屋子里， 不用点灯，写作或读书， 我清楚地看见条条街路 在静静地安睡。我看见 海军部的塔尖多么明亮。 在金光灿烂的天空，当黑夜 还来不及把帐幕拉上， 曙光却已一线接着一线， 让黑夜只停留半个钟点。”

39岁（1957年）在鸣放运动中发表讽刺诗“九十九家争鸣记”：

【百家争鸣固然很好， 九十九家难道不行？ 我这一家虽然也有话说， 现在可患着虚心的病。

我们的会议室济济一堂， 恰好是一百零一个人， 为什么偏多了一个？ 他呀，是主席，单等作结论。

因此，我就有点心虚， 盘算好了要见机行事； 首先是小赵发了言， 句句都表示毫无见识。

但主席却给了一番奖励； 钱、孙两人接着讲话， 虽然条理分明，我知道 那内容可是半真半假。

老李去年做过检讨， 这次他又开起大炮， 虽然火气没有以前旺盛， 可是句句都不满领导。

“怎么？这岂非人身攻击？ 争鸣是为了学术问题！ 应该好好研究文件， 最好不要有宗派情绪！”

周同志一向发言正确， 一向得到领导的支持； 因此他这一说开呀， 看，有谁敢说半个不是？

问题转到了原则性上， 最脑人的有三个名词： 这样一来，空气可热闹了， 发言的足有五十位同志。

其中一位绰号“应声虫”， 还有一位是“假前进”， 他们两人展开了舌战， 真是一刀一枪，难解难分。

有谁不幸提到一个事实， 和权威意见显然不同， 没发言的赶紧抓住机会， 在这一点上“左”了一通：

“这一点是人所共知！” “某同志立场很有问题！” 主席说过不要扣帽子， 因此，后一句话说得很弯曲。

就这样，我挨到了散会时间， 我一直都没有发言， 主席非要我说两句话， 我就站起来讲了三点：

第一，今天的会我很兴奋， 第二，争鸣争得相当成功， 第三，希望这样的会多开几次， 大家更可以开诚布公……

附记

读者，可别把我这篇记载 来比作文学上的典型， 因为，事实是，事过境迁， 这已不是今日的情形。

那么，又何必拿出来发表？ 我想编者看得很清楚： 在九十九家争鸣之外， 也该登一家不鸣的小卒。】

40岁（1958年）被市公安局到校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先后调到校图书馆和浴室，任校工，十多年受管制、批判和劳改。停止诗歌创作，业余时间仍然译诗。57岁（1975年）又开始写诗。例如“冬”（1976年10月）的第一章：

“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 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 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 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 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 独自凭吊已埋葬的火热一年， 看着冰冻的小河还在冰下面流， 不知低语着什么，只是听不见。 呵，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冬晚围着温暖的炉火， 和两三昔日的好友会心闲谈， 听着北风吹得门窗沙沙地响， 而我们回忆着快乐无忧的往年。 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 把已死去或尚存的亲人珍念， 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 我愿意感情的激流溢于心田， 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

58岁（1976年3月31日）右腿股骨颈折断。

59岁（1977年2月26日凌晨）心脏病突发逝世。在最后一首诗“冥想”中，如同发出临终悲鸣：

“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 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 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 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 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

1979年官方宣布为死去两年的穆旦平反。

穆旦出生于富裕家庭，受到优质的教育，读大学时已有诗名，后来兼为一流的俄语和英语诗歌翻译家。如果活在太平时代，他会一生平安，创作丰厚。但是天不遂人愿，他在抗战中和留学归国后，吃尽了苦。

七七事变后，19岁的他跟随大学迁徙万里，其中还有步行走过几个省。

毕业任教两年后，24岁的他自愿参军，远征缅甸，经历一年的对日作战和惨烈的野人山死里逃生。

35岁的他归国任教后，过了五年压抑的生活。政治上承受的压迫，上面引用的讽刺诗“九十九家争鸣记”有所表现。他热爱的写诗，也已不合时宜。他曾拿旧作询问学生的看法，学生表示不感兴趣。他的诗深受西洋诗影响，而50年代的国内诗歌只容许歌颂革命领袖和工农兵以及鞭挞革命敌人的。

40岁开始的十九年，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帽子，成为校工和批判管制对象，文革中更和妻子都成为下乡劳改对象。17年被迫放弃写诗，再写诗两年，含冤病逝。这19年，诗人敏感的内心悲苦不堪。

穆旦后半生的悲剧性还有一点是，他最后24年的悲惨遭遇，却是自己选择步入的。他们夫妻在美国很好客，华人学者学生朋友杨振宁等在他家时常聚会，他谈起国内和归国非常热情，以至于有朋友以为他是共产党员。他妻子获得生物学博士，属于美国政府不准回中国大陆的理工科博士。他们还称他妻子专业为农业服务而突破禁令归国。穆旦精通俄语，却没有注意苏联的悲惨往事。

穆旦的诗歌，近年来获得了不少读者的喜爱。他的诗歌，在多年之后，重新流传。

新诗与新白话文学中的其他主要体裁小说、话剧剧本和散文相比，发展难度高，成就低。这有诸多原因。诗歌首先要求抒情叙事都用意象（如比喻和具体形象等），而意象有民族文化传统。诗歌还要求语言的精炼和韵律性，这也有个别语言的特性。民国时期新诗作者，大多深受西洋诗影响，意象有很多是西式的，语言上较多冷僻词，而韵律上不用近体诗词的平仄、押韵、对仗等之后，缺少新手法。这使得新诗读者限于小众之中。1949年到70年代后期，受西洋诗影响大的新诗发表很少了，旧作也很少重印，新诗发展停顿。穆旦等新诗名家旧作重新流传，将推动新诗的发展。

（2012-7-16）

（下）

1924年，天津的查良铮（穆旦）六岁时，其族弟查良镛（金庸）在查氏家族老家浙江海宁县袁花镇出生。

1939年，查良镛读初三，与同学合编了《给投考初中者》并得以出版。高中毕业两年后的1944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后被校方处以退学。

此后任中央图书馆职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浙江，任杭州《东南日报》记者。次年秋，任上海《大公报》国际电讯翻译。同时到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插班学习国际法，1948年毕业。同年调往香港分社。

1949年，香港《大公报》被中共香港地下组织接收。次年，查良镛赴北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求职不成，回港重入《大公报》。

同年，其父查枢卿在家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中共以大地主罪名枪毙。查良镛继续为杀父仇人中共工作。

1952年，查良镛调入《大公报》的子报《新晚报》编辑副刊。查良镛单恋电影明星夏梦，写出《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电影剧本，借以接近夏梦，但求爱不成。

1954年，《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安排副刊编辑陈文统和查良庸写武侠小说于副刊连载。同年，陈文统用笔名梁羽生写出《龙虎斗京华》。次年，查良镛用笔名金庸写出《书剑恩仇录》。两书大获好评，开创了“新武侠小说”。梁羽生总共写了35部武侠小说，金庸写了15部。

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也是1950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中共杀害的。陈信玉在家乡广西蒙山县被捕后，家人写信给任香港《大公报》社评委员兼副刊编辑的梁羽生，要他回乡救父亲。他回乡途中在蒙山的邻县荔浦碰到同学彭荣康，诉说父亲被人诬告而被捕。彭荣康说：“现在农村到处都在开展剿匪反霸群众运动，你回往不但救不了父亲，只怕自身都难保。”梁羽生听从劝告，逃回香港。不久，其父被杀。梁羽生也是继续为杀父仇人中共工作。

1959年，查良镛与人创办香港《明报》。

1962年，广东等地饥民大量逃往香港。《明报》针对大陆逃港难民及其同情者的强劲市场需求，大量报道和评论大陆新闻，由此崛起。后来发展出《明报晚报》、《明天一屋瘀报月刊》、《明报周刊》、马来西亚《新明日报》、明报出版社和明窗出版社。

查良镛为《明报》撰写社评二十余年。1963年，陈毅说：“当了裤子也要造原子弹！”。查良庸于1964年在《明报》发表社评《要裤子不要核子》，反对在贫穷情况下造原子弹。香港党报《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等狠批查良镛及其《明报》“反共反华”、“亲英崇美”、“背叛民族立场”，直到陈毅叫停香港党报的大批判。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查良镛及其《明报》反对，记录彭德怀功绩，出版吴晗的《谢瑶环》剧本，捍卫中国传统文化。查良镛因此被港共人员骂作“汉奸”、“走狗”、“豺狼镛”，受到死亡恐吓，一度离开香港躲避。回港后一直受英属香港政府特别保护，直至1970年代末。

1973年春，查良镛应台湾官方邀请访台，与蒋经国见面交谈。

1981年和1984年，查良镛应大陆官方邀请访问大陆，与邓小平和胡耀邦见面交谈。邓小平是武侠小说迷和金庸粉丝。1959年，庐山会议前，邓小平打台球被地毯绊倒腿骨折，进医院后要了全套晚清武侠小说《七剑十三侠》。邓小平跟查良镛谈到查父被中共杀害，说是要“团结起来向前看”。

1985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查良镛任委员、基本法政治体制起草小组的港方负责人兼经济体制起草小组成员。1988年，查良镛与查济民提出“政制协调方案”（又称“双查方案”、主流方案），是各界所提出的众多方案中最保守的，因而被认为有碍民主进程而得不到港人支持，发生各种针对他们的示威抗议。中共认为这个方案正是底线所在，使其通过。此后作修改并被纳入基本法使用至今。

1989年，大陆民主运动兴起。5月20日，“首都戒严令”发布，查良镛辞去基本法草委和咨委职务。此后查良镛对武力镇压学生表示伤心。

1990年，查良镛与于品海达成协议，将明报集团上市，再由于的智才公司技术性收购查良镛的全部股份，查良镛再将自己的名气给明报集团用三年，担任名义上的董事长。1991年1月23日，查良镛注册成立“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当年3月2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明报企业”上市后，查良镛履行与于品海的协议。他在1991年的《资本杂志》的“九十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中名列第64位。

1993年，查良镛站在中共立场上，写文章反对香港总督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同年两会期间赴北京，获江泽民接见。

1999年5月，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邀请75岁的查良镛担任浙大人文学院（吞并不久的原杭州大学）首任院长、历史学教授和博导，查欣然接受。张浚生原是浙大光学机械专业的党员教师，从学生辅导员爬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副部级），在香港与查良镛有交往。张浚生调回大陆后任职正司级的浙大，事先说好由浙大吞并杭州的多所大学，升格为副部级。这个为了争当世界一流大学先吃成恐龙大学的思路，获得分管文教体卫的政治局常委兼常务副总理李岚清的支持，向全国推广。

查良镛上任后不久，在浙大举行的全国性的“新闻机制改革与经营管理研讨会”上讲话，题为“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他说：“解放军负责保卫国家人民，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听党与政府的指挥，团结全国人民，负责保卫国家人民。我们要跟随党的政策，不是甘心作党的工具，受它利用，丧失作一个诚实的新闻工作者的良心与立场，而是尽一个爱国公民的职责，保卫国家，不受外国的颠覆和侵略。”香港名作家董桥对此评论说：“查先生的言论前进得很。”

查良镛挂名到2003年，招收了几名博士生，除了一名是历史与文学专业，其他都是古代史专业。此后，他的博士生、人文学院教师和外校教师都在网络上和学术会议上批评他不会学术研究，更教不了学术研究。2004年，他向浙大提出辞去所有职务，浙大不同意。

2005年，剑桥大学授予查良镛荣誉文学博士名衔，他随即以81岁高龄赴剑桥大学学习历史学研究生课程。2006年12月，他完成剑桥大学硕士论文《初唐皇位继承制度》（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early Tang China），获得硕士学位，继续学习博士生课程。

2007年，浙江大学同意查良镛辞去人文学院院长、历史学教授和博导。

2009年开始，查良镛在剑桥大学学习的同时，以远程教育方式学习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课程。2010年，查良镛完成剑桥大学博士论文《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获得博士学位。2013年8月，查良镛获得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

金庸是武侠小说大师，也是多方面的能手，但对于浙大的教职和虚名，犯了没有自知之明的错误，闹了大笑话。更可笑的是，他对于杀父仇人，是为虎作伥。

（2017-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