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有渺小无知的时候。在乡下，看村前的池塘，以为是最大的，因为我无法游过；看祠堂的圆顶，以为是最高的，因为小鸟和白云总是从其间穿过。所谓眼光，所谓眼界，离不开人生阅历和知识积累。这就是年轻人渴望考上大学的理由


　　老高按：我们同系同年级的男同学中，竟有好几位的名字让人误以为是女生，什么兰，什么琳，什么梅……常常遭到大家调侃。说来也巧，这几位毕业后的仕途都走得很顺畅，即便开头从事专业，最后也都当上了什么长、什么主任和什么大使——当然名字不那么女性化的同学，有不少也熬到了相当重要的岗位。今天要介绍的回忆文章，作者是雷喜梅，如假包换的汉子，很有魄力，但名字可真够妩媚的。
　　雷喜梅虽然在地方电视台效力，却因为种种机缘脱颖而出，很接了一些全国性的项目大单，好好施展了一番，让我真为他高兴！
　　我想起一件十多年前的往事。有一次，我回故乡与同学们聚会聊天时说起来，我写了一个单集或上下集的电视专题片的脚本，是为我已故的姑姑、武汉著名妇产科大夫高欣荣百岁冥诞而作。雷喜梅立即接话：“脚本拿来！我们来拍。”我迟疑地问道：需要医院方和我们家属筹集多少资金？他说，这样的题材，我们台里承担费用，不需要家属出钱；医院作为合作方，提供场地、资料和一些方便就可以了。
　　这真是个好消息！他后来看了我的脚本之后，更明确地说，不需要再改了，就照这个来。但没想到，专题片却卡在医院这一头。不知当时主事当家的书记院长出于什么考虑，看了脚本之后，就是没句痛快话，尽管他们到今天仍然把高欣荣大夫作为医院仁心仁术的招牌高高挂起，在其百岁冥诞时为之立了雕塑，用她的事迹来进行医德教育，但电视专题片，却泥牛入海了。这个专题片的脚本，最后只能发表在老高的博客上。
　　扯远了。还是来看雷喜梅是怎么参加首届高考吧。


　　高考情节故乡风

　　雷喜梅

　　老家村后的凤凰山下，有一座建于南朝的普慧寺。文革中，寺庙被砸，一班信士将那个叫做詹祖的木雕菩萨请到了我家楼上，摆上香案供奉。
　　1977年高考之后不久，姐姐特地回娘家打探消息，并让信佛的母亲向菩萨求“告”。“告”是用粗大楠竹的根做的，从中剖开，呈现阴阳两面。如果抛到地下，阳面都朝上，叫“笑告”，表示不置可否，或者不值一提；阴面都朝上，叫“阴告”，即菩萨无法帮助你，或事情无法办；如果一个阳面，一个阴面，叫“胜告”，又叫“准告”，意思是大吉大利，心想事成。
　　那天，有村里其他人在场，母亲不愿以庙里的那个“告”示人。但她拗不过姐姐一再催促，顺手拿起我的一双破旧布鞋做“告”，双腿跪地，念念有词，连抛三次，皆为“胜告”。尔后，母亲笑容满面地站起，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土说：“好了，我儿可以上大学了。”姐姐提议再抽支签，母亲横了她一眼说：“不要太折腾祖爹（詹祖菩萨）了。”
　　岁月匆匆，生命匆匆。母亲早已不在人世，姐姐也已年迈，但高考前后的相关情节依然不时浮现在我的脑际，故乡的风亦常常萦绕梦中。

　　家风：得个“顶子”么事用

　　“顶子”是一个俗语，官话叫“顶戴”，在清代，它是官级的象征，用以辨等威、昭品秩。不知什么时候，推及到文人。家传曾祖礼门先生有一“顶子”，那大抵是因为他参加过黄州府应试，获过邑庠生的名誉。但那所谓的“顶子”，我想只是一个清式礼帽而已，或许顶饰上也有最低一等的品珠？
　　不过，老先生的文笔的确不错，书法仿柳体，甚是清秀，进取精神尤为可敬。小时候曾经见过他最后一次应试的誊写卷，上面有“五十有四，面白，无须”等字样。据说，他那一年考得不错，但因丁忧，与“举人”失之交臂。
　　因为祖上的缘故，我家在那个山区拥有了“书香”。《资治通鉴》呀，《四书集注》呀，《诗经》呀，还有手抄本的唐诗宋词之类，五花八门的书，置于书桌抽屉下的夹层和祖上应试时随身携带的书柜里，也有些书放在一个较大的棕箱里——棕箱，由棕绳在木箱外编织而成，古董也。这些书，在我念到公办小学开始翻看（一、二年级在私塾性质的村办小学唱读《百家姓》、《三字经》之类），自然是懵懂地翻看，看得多了，懂的也便多了。
　　实际上从“四清”开始，便要“破四旧”了。清楚地记得，父亲和堂兄把那些孔老二的书捆到了柴火里，以免被人收缴。人算不如天算，谁知虫子也不比人差，把书给蛀得体无完肤。
　　《薛刚反唐》、《罗通扫北》、《北宋志传》等书，被排除在“四旧”之外，章回小说通俗易懂，我的阅读文学作品之路由此发端，偶尔也到村里的祠堂里听大人们讲“九人头”等公案故事，有时还学着给同龄人讲说，甚至攀到大树的枝上，一边听鸟鸣，一边讲故事。
　　接触具有时代气息的书是在进入中学之后。读《林海雪原》，对第四章“白茹的心”印象最深；读《苦菜花》，记住了“母亲”、冯德刚、冯德强、娟子以及那个长工和汉奸妻子的私生女。有三个武汉下放知识青年住在我家的房子里，他们给我带来了前苏联的长篇小说《叶尔绍夫兄弟》，书中那个翘着小鼻子的女孩最后朝钢水中的一跃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以致多年以后，我还会在诗中揣摸她的心迹：

　　你看钢花飞溅时的灿烂
　　你听生命之海的激烈浪涌
　　渴望着，让我化一缕青烟
　　随风而逝，完成始也完成终。

　　现在说到这一节的正题上来。我的少年时代看书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每每吃饭时在饭桌上看书，睡觉前在床榻上看书。这个时候，母亲总是会唠叨，得个“顶子”么事用？话里饱含着慈祥母亲对我的无限关爱。母亲关于读书的看法基于她对世道的朴素认识，或多或少也受她辛酸人生的影响。她是童养媳，7岁便来到命定的夫家。尽管曾祖父是秀才，祖父是教书匠，但她似乎没有感受到“文化”给她带来多少温暖。她说，即使在丰年，我们家的稀饭里也要掺进难吃的风干薯屑。
　　但对于我，当时读书就是唯一的爱好。这种爱好，有“书香”的熏陶，也有“思想”的推力。上高中的第一篇作文叫做《论又红又专》。我在文章中写道，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既不会红，更谈不上专。老师给出的高分，鼓舞着我在“智育第一”的大帽下刻苦攻读。高二的时候，语文老师生病了，还让我拿着他的教案上台讲课。
　　1974年夏天，告别高中的那个正午，我们吃完一大盆红烧肉（猪是学生养的），之后，根正苗红的张艳芳同学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选择了沉默。但在回乡的第二天，我清理出了一个单门独院的房子，一边治山、治湖、种庄稼，一边啃书本、写日记、写读后感。一年以后，我成为一名光荣的民办小学教师。这些履历，可以理解为高考前的铺垫吧，尽管它有些漫长，也有些青涩。

　　乡风：考个中专就不错

　　现在看来，在告别农事，走上讲台时，就确立了我人生的终极航向。
　　年轻时我也有点血性，摔跤吧，不仅要胜过同龄人，还可以放倒许多比我大的孩子。读书吧，总想争第一，高中时有一篇作文，老师批下一个低分，我把那几页撕掉，重新写一篇交上去。治湖吧，我在乡下的时候身体不怎么好，但也敢赤脚走在冰凌上，膝盖陷在污泥里。教书吧，机遇难得，自然要干出个样子来。
　　文革后期，进入中学有考试关，我带的那个毕业班，连聋子、跛子都考过了分数线。我带的语文，全班测评成绩居大公社（相当于现在的区、镇）所有学校同年级首位；我还在全区上过汉语拼音的示范课呢，听说后排旁听的美女教师表扬我的讲课像教授。小公社（乡）考老师的数学，我考了100分，第二名84分，他后来考上了黄冈师专数学系。因为这些“业绩”，我在具有特殊意义的1977年获得生平最为珍视的一个荣誉：广济县模范教师。因为这个荣誉，参加了全县教育工作会，会议开了七天，天天大鱼大肉地吃，那种感觉，就像进入天堂一般。后来，我又参加了大公社组织的批判“四人帮”学习班，也是好吃好喝地招待，那些日子真是其乐融融。
　　暖心暖肺的事在1977年接二连三地发生。改变命运的高考信息在夏秋之交就传到了山乡。从那时开始，我便利用课余时间与同样是民办教师的下放知青张锦松一起复习，一起切磋，他从城里带来的油印复习资料得以共享。
　　听说我要参加高考，村里一位爱说风凉话的人说：“这伢要是考上了大学，我送他一支金笔。”我反话正听，权当一种鼓励。
　　忘了是什么时候报的名，什么时候填的志愿表了。但填表时的情景终生难忘。那一天，我步行十多里路来到原来的学校阳城高级中学（高一时叫田镇高级中学。田镇就是长江中游最重要的军事要塞田家镇），首先关注的是贴在墙上的招生信息，上面有校名和专业，密密麻麻的几张纸。心里话，我那时并不十分明了哪些学校排名第一、第二，我首先是选择地区，此前，我没有走出过县境，我怕走得太远回不了家，所以，先找离广济县最近的省城武汉，接下来是找专业，命运垂怜愚者，我一眼就盯上了“中国文学”，再看前面，是武汉大学，丝毫没有犹豫，我将它确定为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选的是师范，依次是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黄冈师专中文系。除了文学，还是文学。个中原因是，我在民办小学一直教语文，有时也写些小诗，在县文化馆主办的《广济文化》上发表。
　　负责发放志愿表格的是我念高中时的食堂会计，此人姓王，长的一表人才，面目和善，也许是报名的太多，忙昏了头的缘故，轮到我拿表时，他递出来的竟然是一张中专志愿表。我说，错了，我要考大学的。他“嗯”了一声，换一张递出，又是中专，再换一张，还是中专。我有点生气地问，怎么回事？谁知他冷不丁冒出一句，考个中专就不错了。当然，他最后还是拿出了大学的志愿表。但他有点委屈地说：我可是为你好。我理解了他这话的意思，上高中时，我特喜欢帮厨，帮助厨师干活儿，是可以饱餐一顿的。大概我那时的馋相给他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再就是我每周都是交大米充伙食费，吃菜捡一分、两分的买，这些由他经手的事情，在那个时刻统统都提取到他的脑子里了。
　　实际上，我们公社那一年参加中专考试的比考大学的要多出几倍。据说，中专试卷也是难考的，从后来录取的比例看，大学还要略高一些。中专录了多少我不知道，大学文科，我们全县首批参加体检的总共是33人。
　　父亲、母亲像局外人一样，从来不过问我的高考。依稀记得父亲好像说过，今年考不上，明年就考中专吧。母亲呢，她最希望我早点娶回媳妇，好接家族三代单传的香火。母亲是民国五年生人，高考那年，她老人家已经六十有一。

　　校风：身边多有护犊人

　　在我的记忆里，1977年的高考是在一个遍地金黄的季节。晚稻在田间刚刚收割，野菊花还没有完全凋谢，“抓纲治国”的口号在墙壁上、在广播里广泛宣示。
　　湖北那一年的高考是在12月6、7日两天。我和我们那个公社的考生大都自带铺盖提前一天来到母校——阳城高中，校园里有欢迎的条幅，老师们以不同的方式迎接我们的到来，一些教室摆上了双层架子床，成为我们休息的地方。
　　参加考试的有许多是当年的同学，72、73、74届学生居多，大家见面，免不了一阵寒暄，问得最多的是高中毕业后做了什么，报考了哪所学校。女生参考的很少，只记得我们同届的有一位叫吴桃娥的参加了考试，后来录取到了华中师范大学。
　　虽然是初冬，校园里却洋溢着融融春意。历史在与中国高等教育开了10年玩笑后回到了正常“开科取士”的轨道。幸福挂在考生的脸上，也挂在老师们的脸上。
　　我们那所高中，虽然在山区，条件不是很好，但师资力量很强，足以比得上现在的省级重点中学。教过我的语文老师，一位是武钢三中下来的，一位据说是原国民党少将高参，在东北战场投诚过来的；数学老师，一位是武汉六中下来的，一位后来调到了武穴一中；教化学的女老师改革开放后升为我们县的副县长；教物理的顾弘老师考上了全国恢复高考的助推者之一、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的研究生。
　　校园的秋色、春色都由老师涂抹。高中的时候，我们出黑板报，办专刊，写些诗歌什么的，学校都是全力支持。写得最多的是大字报，一首《看看我的变》抄满了一大张纸。有一次写了一首批评我们公社党委书记的长诗，贴在公社食堂门口，许多个日子忐忐忑忑的，担心会受到打击，但直到毕业也没有人追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岂知身边多有护犊人啊。
　　要高考了，离校多年的我们，依然得到老师的呵护。高考前的那个下午，老师还在像园丁一样为我们浇水。清楚地记得，数学老师讲解的“围篱笆”例题出现在第二天的数学试卷中。当然不是试卷泄密，它所体现的是老师的智慧和爱心。这是一道10分题呢，多了或少了10分，命运的天平就可能上扬或倾斜。
　　同样是与数学考试相关，我们那个考场的监考老师是我们学校的陈校长，这个两鬓斑白、眼睛永远眯成一条缝的老师，慈祥得就像父亲。当我面对一道难做的15分题时，他亲切地走近我，轻唤了一声我的名字，一股暖流当即涌遍了我的全身。
　　在这个考场，发生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一位考生，也是我的高中同学，他回乡后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进入考场没有几分钟，就交了卷子，后来了解，他在数学卷上写了一首“怀旧”的诗。大概是想学白卷“状元”张铁生，庆幸的是，张铁生所在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望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我们的陈校长轻轻叹了口气。
　　这次高考，语文和政治两门，我是考得比较轻松的，语文卷的作文题是《学雷锋的故事》。这个作文，我在念高中时做过，题目稍微不同，叫做《在雷锋精神鼓舞下》，当老师的时候，我又以同样的题目考过我的学生。人生哪，不经意间就会有“神力”相助，信自有之，不信亦无妨。
　　语文卷的古文今译选自荀子的《劝学篇》。还有成语解释，好像有“鞠躬尽瘁”。其他就是划分句子成分。
　　政治卷的题目基本上都涉及到拨乱反正，前面说过，高考之前，我参加过批判“四人帮”的学习班，所以，无论问答题还是论述题，我都把它当作批判文章来写，一连写了五篇，估计不成问题。
　　历史地理卷闹了笑话。乘火车从北京到南宁要经过哪些河流、那些山脉？西宁、南宁搅昏了头，我只得写了一个到西宁的，一个到南宁的。“世界上最小的洲是哪个洲？”我的回答是拉丁美洲——文革中，我们整天唱在口中的就是“亚非拉人民是一家”。嗨，人总有渺小无知的时候。我在乡下的时候，看村前的池塘，以为是最大的，因为我无法游过；看祠堂的圆顶以为是最高的，因为小鸟和白云总是从其间穿过。所谓眼光，所谓眼界，离不开人生阅历和知识积累呢。
　　关于1977年的高考，记忆最深的就这些了。高考的结果自己很满意。第二年春天，正在上课的时候，接到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第一个通风报信的孩子挨了我激动的一巴掌。
　　还有一组与数字相关的趣事与大家分享：我生于1957年，在1977年参加高考，大学学生证号是：777007。好多“7”吧？母亲说，世界上没有第一，只有第七。呵呵，我娘真是这么说的。

　　雷喜梅自述（节录）

　　雷喜梅，男，1957年出生，湖北省广济县人。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直从事广播电视新闻工作，担任武汉市广播影视局副局长、武汉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多年，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获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湖北省首届十佳青年记者、武汉市优秀文艺家等荣誉。出版《屈原〈天问〉〈离骚〉新译》等6部文学著作，担任获国家音像奖的30集电视专题片《共和国科学档案》的总撰稿和总编导，另有20多部音像作品和论文获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和全国优秀电视新闻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