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上海，十几岁进厂已经算大孩子。

更小的童工们5-6岁，7岁以下的比比皆是。

早上3-4点开工，到晚上7点或更晚下班。中间30分钟吃饭，没有休息日。

缫丝厂童工的工作是将茧投入沸水盆搅动，再取出，刷去杂质，一天工作时间往往超过10小时，沸水溅出时常烫伤。“手指因常与盆中沸水接触，致粗肿不忍卒者见。 ”

在棉纺厂的精纺、粗纺、弹花、拆包等车间，工人需拆开原棉，扯松棉花，捡出杂质。空气中弥漫飞絮，不停的钻进女童们的鼻孔、耳朵、眼睛、嘴巴里。“据调查每人平均要吸入0.15克花絮”。

上海工业医院成立于 1919年，到 1923年时, 共救治纺织工人880名, 其中童工 150人。

从受伤部位来看,上肢 5%,下肢 30%,头部 15%,躯干 3%。

其中因伤致永久残废者占 29%,因伤致 死亡者占 3%。在纺织工厂中工作的童工身体瘦弱,形容憔悴,多半含有结核性的病症。

在英商怡和丝厂, 女童工遭工头毒打的事件屡见不鲜, 有的被铜勺击伤头部,有的耳朵被扯伤,一个月之中,这类事件多至 15至 20起,吓得有些童工不敢到厂上工。

上海某袜厂一12岁左右童工，在一日当夜工时入睡，被管工的发现，就“把剪子一挥，戳那女童面上，鲜血淋漓”。

尽管如此，还要流着血继续工作。（上海市档案馆U121-0-55-5，钟韶琴《我所看见的女工生活》1933年5月《女青年月刊》第12卷第5期46页）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是酷刑虐待，惨无人道。但是为了谋生，他们连这样的生活都害怕失去：

华成烟厂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 她的母亲靠她做工吃饭, 但因做错了一点小事而被辞退, 苦求未果。 回家后因辞退而吓傻,三天后竟死去。据医生说,她的胆被吓破了。

“烟厂里最小的童工, 只有七岁, 贫苦人家的孩子, 虽然贫穷, 但是却一样也是小孩子, 心灵还是脆弱的, 那里经得起工头、 职员们粗暴的喉咙和铁板一样的面孔呢?在厂里, 时常可以听到童工们悲惨的哭声,叫人不忍卒听。 ”
（部分资料来源：《试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童工问题》 丁勇华 吕佳航）

1932年7月，上海南汇乡下的杨富珍很小时，爸爸妈妈染上吸血虫病死了。

为了活命，她从小就给人家打工，带小囡，挑羊草，烧猪食，手脚不能停。主人家供饭吃，不发工资。

当时有个邻居劝她伯父说：“富珍大了，好换几个铜板。”她伯父一听，就说：“我再穷，也勿卖小孩。只要有口饭吃，我也不会饿阿珍。”十四岁时，杨富珍的姑妈辗转托人，让她进了中纺一厂，也就是后来的上海国棉一厂当童工，做起“小珍子”来。

每天“六进六出”，一年中有大半年见不到太阳，总感觉天是黑的。

平时，杨富珍常吃发霉的土谷米、六谷粉。每天自带午饭，装在饭盒里，天一热就捂馊了，还照常吃。由于没日没夜地干，长期营养不良，头发也几乎掉光了。

那年秋天，因舍不得花四分电车钱，杨富珍顶着大雨走回家，结果染上伤寒症，躺在床上只能吃些咸菜粥汤保命。病还没好浑身无力，她怕停生意，撑着去上班。工友们看她跌跌撞撞，关心地铺上纱头，让她躺一躺，想不到被拿摩温看到，不问青红皂白，拿起棍子就向她头上砸去……多亏了工友们伸出援助之手，才让杨富珍坚强地活了下来。

1948年，她加入共产党，后成为全国劳模。

拿摩温就是工头，“六进六出”大概是上下班时间，连续工作十二、三个小时在当时算比较轻松的工作了。

童工与其雇佣者过的是天堂与地狱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棉、纺织业中童工工资最高时每日也不过是 3角 5分，一个月(以 30日计)为 10.5元，远低于成年男女工人。当时上海普遍工人平均工资为“男工 15.28元, 女工 12.50元,童工 8.90元”（ 骆传华:《今日中国劳工问题》 [M],青年协会书局 1933年刊行，P189）

由此可见，童工是低廉的劳动力，这就为资本家雇佣童 工提供了经济因素，即节约生产成本，他们日夜辛劳，勉强糊口，更遑论受教育和医疗。

而工厂主们：“只晓得赚钱，造洋房，买洋车，穿绸着缎，吃大菜，哪里顾到工人的苦楚。”（上海市档案馆U121-0-55徐洁宝《为童工着想》《女青年月刊》12卷第5期64页）

然而，最后一张图也是上海：

像矮大紧他们，可能看这个比较多，所以上海真是个好地方。自然对那个旧上海的消失颇多遗憾、感慨……他们活在金字塔中上层，或者精神活在中上层，看这些塔基，跟看那些牛、马、羊是一样的。

前面说的童工，下面这种景象，对于迷恋旧上海的人而言，其实并不丑陋，也并不会使他们难过，他们根本不在乎！

节选自知乎-阵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