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微信，我们个人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容易被中国当局掌握。每当我试图提醒人们微信并不太安全，不能保障隐私，最好改用其他有端到端加密功能的信息联络方式时，通常得到的回答是：谁要看就让它看呗，我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老高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最晚使用、也最疏离微信者。我之所以一直抱消极态度，完全是个人无奈——老眼昏花，那么小的屏幕，那么小的键盘，我在电脑上打字如飞，但在手机上龟行蜗步，在微信上写短信，不停地打错，不停地改正……干嘛要遭这个罪？
　　不过，从去年开始，我也不得不越来越多地用微信了，一来因为几乎全部朋友都齐声劝诱逼迫；二来也发现微信开发了越来越多的功能，什么语音输入之类，让人方便使用；三来也确实发现从微信能更快地获得许多新知。
　　但看归看，我还是很少反馈。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今年初夏：微信通知我：有了电脑版啦！您下载吧！
　　果然，在电脑上用微信，确实方便！在电脑上打字交流，不会像在手机上那样捉虫了。最近一个月来，我在微信上的发言，超过此前两三年的总和。
　　但是问题又来了：微信——安全吗？
　　前两个月，我就发现，我给国内朋友发的东西，他们没收到——别误会，我发的东西与“国外反华势力”，与中国当前政治，都毫无关联。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被拦截？我也一头雾水。面对一个“黑箱”，问谁去？
　　这种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让人若有所悟。
　　最近有位在中国官方机构任职、退休了还在发挥余热的老伙计，三番五次给我发来他的简历，我就是收不到！这位仁兄绝对不可能是当局的挑战者，他的文字也绝对不可能有任何明示和暗示针对当局者。我提醒他，您的简历中间一定有什么被当局划为“敏感词”，请仔细检查。后来我总算收到了。他告诉我，他一次又一次检查和尝试过关，先后删去了“江泽民”“胡锦涛”等等一大堆词，帖子才过关了。真让我啼笑皆非！
　　具体写什么东西会犯忌，我和一般微信用户其实并不知道。我想起春秋时期公元前543年，郑国的正卿（相当于宰相）子产主持制定了国家刑法，先是写在竹木简上，由官吏掌握施行。公元前536年，子产下令把刑书铸在鼎上，放在王宫门口，让百姓都能看到这个鼎。但孔子就如丧考妣，说，晋国大概因此要灭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就会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脸色了！所以，一切禁令，都应该秘而不宣才对！
　　我想，微信的网管、老板乃至政府的网络主管部门，都深得孔子的精髓：他们才不让你知道是什么犯忌！这样你在发帖时，才不得不有更多的、想象出来的顾忌！让你为保险起见，不得不谨小慎微，远远避开其实并不存在的敏感词！想想我那位老伙计，他为了避开某一个或者几个敏感词，不得不删去多少他以为可能犯忌的话！
　　记得奥威尔在《1984》那部著名小说里面所写的“老大哥”吧？“老大哥在看着你！”记得赫胥黎在同样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所预警的，我们心甘情愿地沉溺于种种开心的娱乐方式吧？今天，“老大哥”的名字，就叫“微信”；今天的精神鸦片，也是微信。
　　好，废话说了一堆，言归正传：纽约时报中文网今天发了一篇文章《为何我选择不依赖微信生活》。看了这篇文章，更让我决定，今后更加慎用微信，至少像这位作者一样——“选择不依赖微信生活”。


　　为何我选择不依赖微信生活

　　Audrey Jiajia Li，纽约时报中文网2018年9月21日。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Audrey Jiajia Li是一名自由记者）

　　微信已经成为在中国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中国对WhatsApp、Facebook、优步（Uber）和苹果支付（Apple Pay）的回应，它将这些国际品牌提供的所有功能整合到一个手机应用程序中。中国人用它来做各种事：与朋友分享近况、发送消息、群聊到组织聚会，乃至进行数字支付。
　　尽管它具有相当大的实用性，但这款应用让我感到不安。
　　几年前，当微信开始流行时，我在朋友圈（微信中相当于Facebook时间线的功能）发布了一张香港纪念天安门事件的烛光守夜的照片。半小时后，我的老板打电话给我，骂我做出了“危险、不当”的行为，命令我“马上删掉”。我不得不照办，但忍不住想知道这件事为什么泄露得那么快。由于朋友圈中的帖子应该只能被微信上的朋友看到，显然，不是朋友举报了我，就是当局正在监视我的微信活动。这两种情况都让我非常不舒服。
　　我很快意识到我的情况不是孤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在新闻中听到很多关于微信用户的故事，他们因为在朋友圈里发布的内容而遭到审讯或逮捕。有些帖子在政治上很敏感，还有一些帖子则是抱怨当地警察。
　　我还在微信另外两个主要的功能“群聊”和“公众号”当中亲身体验到了审查制度。虽然中国人通常不会在公共场合谈论政治，但他们在私下都非常直言不讳，而群聊则提供一个私密的、非正式的环境。随着人们在群聊中交换政治观点，聊天群组和参与者的帐户往往会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被删，成员们不知道自己逾越了什么界限。据《南华早报》报道，今年有三人因为“在群聊中发表一篇关于共产党权力斗争的文章”而被封号。微信上还有2000万个公众号，是为那些有兴趣接触大众的人准备的。那里的文章受到严格审查，许多关注程度较高的帐户被暂时禁声或甚至永久封号。
　　随着时间推移，我在微信上许多朋友的账户因为政府审查口中的“恶意传播谣言”而被封号。这些人大多不问政治，只是分享关于引发公众愤慨的丑闻的批评文章，比如问题疫苗，以及对高层人物的#MeToo指控；被封号的时候，他们没有接到任何通知，说他们分享的哪一篇文章被视为虚假或恶意信息。由于大多数用户现在都有数千个联系人，甚至银行账户都与微信相关联，因此账号被封会给他们在财务和社交方面带来麻烦。随着恐惧气氛蔓延，是越来越多的自我审查。
　　几年前，对这种严厉审查制度感到不满的人会使用微信的外国竞争对手，如Facebook、Twitter、Line、Facebook Messenger、Telegram或WhatsApp。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公司在中国相继被屏蔽。到2017年底，微信成了防火墙后唯一被允许运行的消息应用程序。据该应用程序背后的中国科技集团腾讯称，到2018年初，它每月有10亿活跃用户。
　　为应对政府不断增加的压力，微信和类似的公司正在大力投资人力和过滤技术，以加强审查用户的能力。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报道，“中国庞大的网络体量”必须“密切监控危险内容”。在流量繁忙期间，可能涉及到监控“每天数万亿的帖子、语音、照片和视频。”
　　2017年9月，中国管理互联网的政府机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新的规则，加强对群聊的控制，呼吁群主向当局报告涉嫌违规和犯罪行为，并要求提供此类服务的企业进行合作及技术援助。它还引入了一种新的机制来控制在线讨论：管理者根据信用系统对群聊用户进行评级；如果在多次违规后信用额度下降太多，他们对聊天群组的访问权限就会暂时被停止。
　　2017年12月，中国宣布与腾讯合作，在微信上实施国家身份证系统时，我意识到微信已经超越了商业信息平台，成为中国电子统治计划的一部分。
　　由于微信，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容易被国家掌握，腾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更不用说征求我们同意）分析我们的购物习惯、旅行计划甚至是约会偏好，并且将其变现。
　　我曾试图说服我认识的人改用其他具有端到端加密功能的信息服务应用，但无济于事。他们的大多数联系人都在微信上，而且非常依赖它的服务，他们认为没有理由离开。每当我提出隐私问题时，通常的回答是，“如果你没什么可隐瞒的，为什么要介意政府访问你的数据呢？”可悲的是，这与中国搜索引擎巨头百度首席执行官李彦宏的话不谋而合：他说，如果中国人“可以用隐私换取便利、安全或者效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就愿意这么做”。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尽力远离微信；我的手机上还有这个应用程序，但我已经学会了不依赖它而生活。虽然典型的中国互联网用户将三分之一的移动在线时间用在这个应用上，并且每天访问它10次乃至更多次，但我每周只查一两次微信。我尝试在中国使用现金或信用卡付款，并且在国外使用WhatsApp和Telegram。放弃隐私和言论自由以换取便利，这不是我愿意做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