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刘周任康签字派曾山接触日军只打国军 | ||||||||||||||||
| 送交者: 2018年09月16日11:54:04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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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 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时 康生亲笔签署 中共中央正式文件 派遣曾庆红父亲曾山同志接触日军 要求日本侵略军不打共产党 只打国民革命军 以下篇幅不短的内容，概由苏州金莱网友这么一句话引发： 金莱 [ 江苏省苏州市 - 电信网友 ] 2013/03/14 12:18 不仅如此，当年陈毅负伤也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医治。
1943年，江苏黄花塘新四军新军部领导人合影。 左起： 曾山、陈毅、赖传珠、饶漱石 百度搜索： ◆1939年，「岩井公馆」「梅花堂」这两个日本间谍机关以丁默邨、李士群为首 在上海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设立汪伪特务机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俗称「极司非尔路76号」），丁默村、李士群分别任正、 副主任。协助日本「梅」机关、「岩井公馆」从事搜捕、打击各敌国在上海租界 地区以及汪统区的各国间谍任务，主要打击对象为国民政府军统、中统特务以及 协助他们的人士，毫不手软。日本记者称丁为「婴儿见之都不敢出声的恐怖主义 者」，部份国人则称为「丁屠夫」。前军统特工陈恭澍在《抗战后期反间活动》 (台湾传记文学出版)一书中说：『抗战时期的上海，出现了一个「七十六号」， 前后存在六年之久，真个是坏事做尽，称得上罪恶渊薮了。』 不久，副主任兼警卫总队队长的李士群先设计挤走另一副主任唐惠民，又在与 丁默邨的倾轧中获胜，出任警政部次长，由于部长由周佛海兼任，实际大权全 掌握于李手中。李其后升任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长等职。同时，他还担任了 汪精卫政府的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剿共救国特工总部」负责人，负责在江苏 地区的清乡活动。
岩井英一 1938年，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的姓氏命名的“岩井公馆”成立，是上海最大的公开的 日本特务机关。而全权管理公馆的袁殊为中共秘密党员，助手 ......
◆关露原名胡寿媚，三十年代上海著名女诗人、作家、编辑、翻译家，关的妹妹 胡绣枫曾经和李士群有一段交情：（李士群被国民党抓捕时，胡绣枫安置了李士群 正在怀孕的老婆）中共为与李取得联系与合作，经周恩来、叶剑英批准派她去与 李士群接头。在伪特务头子的安排下，关露与其他中共人员顺利「打入」伪政权 机关。随后，李要求关露引荐他亲自面见潘汉年，潘在胡均鹤陪同下与李士群夫妇 首次见面；未几，李又邀请潘在上海愚国路公馆再次见面。此次见面李将日伪即将 「清乡、扫荡」的情报告知潘汉年，并希望新四军及所有中共地方政权及早有所 准备。根据此预报，新四军提前撤离有关地区，顺利地躲过了日伪联合「清乡、 扫荡」，又多一次抗日战绩。 ◆李士群表示愿与新四军合作共同反蒋，经潘请示陈毅、饶漱石并获批准，由陈毅 派遣军部参谋处联络科长冯少白负责与李士群建立起经常联络的关系。关露和 李士群夫人在一起时，经常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护送，声势浩大，所以关露的通 日寇路人皆知。由于特务内部的斗争，李士群被日本人暗杀，关露又去了日本 控制下的《女报》做编辑，主编伊藤俊子是日本的左翼人士，关露的任务就是 通过伊藤俊子，和日本左翼的共产党拉上关系。苏青也在上海办了分杂志 《天地》，由当时日伪政府上海市长陈公博的资金支持下创刊的。会聚了张爱玲、 胡兰成等描写小资生活的文章，标榜生活情趣，面对的人群主要是生活中高档的 小资人群，他们更多的是关注自身的喜怒哀乐，所以，被当时定性为海派文人。 ◆1939年初，袁殊参与军统暗杀李士群的策划，随即阴谋败露被李逮捕，李士群 对军统恨之入骨，凡捕获军统特务均以酷刑折磨，若仍不招供即予杀害决不手软。 此时岩井以袁系「岩井公馆」的特务为由，将其救走。
◆1939年夏末，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潘汉年任中社部负责情报的副部长，并命令其 组建华南情报局，统一领导和管理从上海到香港的中共情报系统，授与极大权力。 9月，潘奉中社部关于把情报工作重点放在上海的指示，带领延安派遣的刘人寿、 董慧赴上海，接管了以刘少文、刘晓等建立的情报小组，建立起中共统一的情报 机关，设立了能与延安、重庆、香港直接联系的电台。 ◆潘汉年抵沪后从冯雪峰、夏衍处得知袁的近况，未理会冯、夏的反对意见，径与 袁殊接头。袁告知潘，岩井要求他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拥护日本的文章，例如《兴亚 建国论》，为「大东亚共荣」张目，成为公开的文化汉奸。潘批准袁完全按照岩井 的要求办理，借机协助潘的情报网扩大地盘。袁殊得令后马上在岩井提供的地点， 以岩井给的经费开办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创办了《新中国报》、《兴建》 杂志，公开宣传汉奸理论。潘汉年则暗中协助，动员改组派人物陈孚木就任 「兴亚」委员会主任委员，安排地下党员翁从六，记者叶文津进入汉奸报社工作， 还让袁殊把刘人寿介绍进入「岩井公馆」特务机关。 ◆1941年, 毛澤東致密電給新四軍政委饒漱石： 『 望派人代表我與日汪商談「 聯日反蔣 」， 并立即停止部隊與日軍的戰爭行動 』 ( 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的回憶錄 )。 1941年, 毛澤東致密電給新四軍政委饒漱石： 『 望派人代表我與日汪商談「 聯日反蔣 」， 并立即停止部隊與日軍的戰爭行動 』 ( 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的回憶錄 )。
◆饶把这个任务交给情报部长潘汉年，潘随即赴上海「岩井公馆」找他的搭档 袁殊，再会见岩井英一，然后他们三人再去见日寇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 「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少将。
◆对于潘汉年这样的著名人物，岩井不可能不知晓。情报老手岩井心知肚明却 不露声色，鉴于潘表示可以帮助他搜集大后方情报，岩井经研究请示后派遣袁殊 赴香港，同意潘为「岩井公馆」搜集情报的请求，并请潘提供一个合作工作计划 给岩井本人。潘提出每半个月向「岩井公馆」提供一次情报，要求岩井每月供给 2000港币作为情报费用，而且希望岩井能给一笔在香港办刊物的开办费。 ◆岩井接报后立即答应了潘汉年的要求，并派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情报官员小泉清一 与袁殊一道会见潘，交付潘首期刊物开办费一万港币，以后潘须每半月向小泉提交 一次情报，小泉每月付款一次。潘与廖承志、张唯一商量后，布置中共打入军统 的内线提供情报，交由廖承志经陈曼云给付与小泉清一完成交易。利用日本特务 经费在香港创刊的《二十世纪》杂志也开张了，其编辑部顺理成章也成潘汉年的 情报机关之一。 ◆陈曼云从小泉口中也证实，岩井早已认出化名「胡越明」的潘汉年，并为得以 同中共情报首脑人物合作而高兴，尤其关心「胡先生」的安全。另外，潘汉年还 通过李士群拜见汪精卫。会见中，潘的身份并非一般的情报人员，而是中共中央 的代表。日、伪、蒋、共四家情报人员搅合在一起，唯有蒋家被蒙在鼓里，其馀 三家均已「知己知彼」。 ◆而潘汉年则更进一步要求岩井提供在上海的安全保证，条件是潘系情报人员"继续 为「岩井公馆」搜集中国内地和大后方的情报。『如果我们知道当年「内地和大后 方」泛指国统区的话，理应明白点什么。』岩井当即答复『我们欢迎胡先生继续与 我们合作。就请胡先生给我们拟一份在上海开展工作的计划，我们仍将在经费上 给予必要的支持。』并且，他第二天就以自己的名字在汇中饭店租房供潘专用， 还出具了驻上海日本总领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不许日本军、警、宪、特对持证人 「有所查询」。如此，中共人员享有特权在敌占区搞情报工作，也算人类情报史上 的奇迹。 ◆岩井和影佐早就与潘汉年有「交换情报」的亲密关系，互相熟悉，现在知道潘已 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 毛泽东特使 」，就优礼有加，专门在上海「六三 花园」举办欢迎盛宴后会谈3天，达成了重要默契，写了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 1. 日军与中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 2. 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 3. 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 4. 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 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 1. 日军与中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 2. 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 3. 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 4. 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 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 1. 日军与中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 2. 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 3. 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 4. 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 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 当日伪竭尽全力搜捕国方任何派遣及嫌疑人员，一旦落网便严刑逼供然后杀害的 情况下，如此礼遇共方情报人员，意味着什么？ ◆这些默契使双方获得极大好处：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 通过铁路进攻僻处西南的国军和东南亚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开始 在日占区后方攻占所有国民党抗日根据地，使中共大大扩张了地盘和军力，为后来 推翻国民党政府奠定了基础。 ◆1942年，李士群又兼任江苏省主席，权倾一时。在汪精卫政权任职期间，李除了 镇压进步人士的敌后抗日活动外，也与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特务在南京、上海展开了 激烈的争斗—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南京区区长钱新民、第四战区少将参议 戴星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吴开先等人，都先后被李士群逮捕；在李的软硬 兼施下，不少军统、中统特务都倒向了汪伪政权。由于李士群，国民政府在上海、 南京的特务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破坏。戴笠和陈立夫曾命令手下特务不惜一切代价 干掉李士群，都因种种原因没有得手。但是，李士群自己的秘书关露实际上却是 为中共地下党员，李士群也因此与中共保有某种秘密联系，李曾秘密安排中共在 上海的特务工作负责人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 ◆陈公博死前在狱中遗作《危险的南京》中写道：“去年，即三十三年（1944年）， 是南京最危险的时期，也是中国全局最危险的时期。因为东条内阁末期，东京已有 和共产党妥协的动议，我们且接到日本参谋本部有派人赴延安商议的情报。在中国 方面，有许多当地的日本军已实际和共产军默契。” 陈举例说：“例如苏北清乡计划，日军事前先期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日军和新四军 实行交换物资了。新四军首领陈毅负伤，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治。共产党的 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动，且公然住在沧洲饭店。大使馆的书记官池田，以托罗斯基派 名义为掩护，出面为共产党宣传。谷正之大使公然对我说：共产党并不坏，其政治 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
谷正之，昭和时期的日本官僚，外务大臣，日本驻南京伪政府大使。作为A级战犯被羁押。未予起诉后释放。 1954年后复出，在战后的外务省内中与太田一郎、加濑俊一一起作为重光葵的心腹活跃，被称了“重光三羽鸟”。
◆中共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在陈毅、粟裕新四军活动 的苏北一带从事特务活动，1941年曾山到上海和南京 与日本人私下谈判，要求日寇只打国民党不打共产党。 * * * * * * * * *
曾山，1899年11月10日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兼江西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后被派赴苏联学习。 1967年10月，内务部“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由中共情报工作人员提供的材料 知道曾山曾经和日本人有过接触，要求日本人“只打国民党不打共产党”，认为 曾山是日本特务、汉奸。曾山说是按照延安指示，造反派不信，为了执行周恩来 保曾山的指示，由国务院内务办公室联络员孙宇亭经由汪东兴、谢富治批准，到 中央档案馆查档案，查到有关电报四份，包括曾山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都有亲笔签字， 证实了新四军与日军接触是中共中央的正式决定。 孙宇亭后来因此被批为“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孙的领导严佑民1968年3月 因此被关进秦城监狱，[2][3]1972年9月假释出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2006年 发表了孙宇亭后来对“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经过的说明。[4]1969年11月， 曾山被“紧急疏散”到长沙。 曾山是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2年4月16日在北京英年早逝，年仅 72岁零5个月。 “文革”前，曾山是内务部部长。1967年10月，内务部“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 根据抗战时期我方情报人员纪纲提供的情况，认为曾山曾与日方接触，是日本特务、 汉奸。曾山解释，他是按照延安指示和日方人员接触的，整个活动及时用电报向 中央请示，并得到批准。“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不相信曾山的辩解。时任国务院 内务办公室联络员的孙宇亭向主任谢富治、副主任严佑民报告，研究处理办法。 谢富治说：“那时我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不清楚。” 严佑民说：“那时我在新四军前线作战，对军部的情况不清楚。” 孙宇亭说：“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 查阅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 于是，由孙宇亭打报告，谢富治、严佑民签署同意，孙宇亭和赵雪瀛驱车到西郊 温泉中央档案馆。军代表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 孙宇亭又向严佑民报告，严佑民找中办主任汪东兴签字。 中央档案馆军代表看了批件，指示照办。当时共查到有关电报四份，包括曾山的 报告，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都有亲笔 签字。孙宇亭怕空口无凭，经与军代表交涉，摘抄了主要内容。回去连夜起草报告， 严佑民、谢富治先后签署，报送中央。 不料没几天，谢富治对严佑民发了一顿脾气。谢走后，严佑民对孙宇亭苦笑说： 我们为了证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却惹怒了一位中央 负责同志，说这是政治上糊涂，要追查。谢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 孙问：是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严说：谢没有说，猜不透。上命难违，不检讨 不行。他们只好按谢的说法，检讨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 一周后，谢富治通知严佑民、孙宇亭、赵雪瀛开会。谢富治说：“你们的检讨 都不深刻。现在宣布处分决定：孙宇亭，党内严重警告。 这件事，涉及 核 心 机 密 ， 你们手中如果存有这件事的片纸只字， 统统交出来。发现谁泄漏了机密，毫不客气”。 11月的一天深夜，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又对当事人三堂会审。吴法宪、谢富治、 汪东兴主审，严佑民、赵雪瀛和中央档案馆军代表在座，孙宇亭受审。 谢富治对孙宇亭说：“你把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活动谈一谈。” 孙宇亭申辩：“我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谢副总理、汪主任和严佑民同志完全 清楚。主意是我出的，查档报告是我起草的，但是如果没有你们的批件，没有 你们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我。” 谢对汪说：“我在那个报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 汪对谢说：“你是副总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吗？” 汪东兴又对中央档案馆军代表说：“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档案不能抄录， 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 军代表回答：“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 谢富治又对孙宇亭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 严佑民却仗义执言：“这件事，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 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严佑民说：“应该承担。” 孙宇亭躲过了一难。数月后，灾难降临到严佑民头上。1968年3月，严被关进 秦城监狱。 1971年9月，吴法宪倒台。1972年3月，谢富治病逝。1972年4月，曾山病逝， 以九届中央委员善终。 1972年9月，严佑民假释出狱。孙宇亭前往中央组织部翠微路招待所探望恩人， 激动地说：“该蹲四年牢的应该是我。”一身是病的严佑民说：“其实，我们 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你这个书呆子，不要再说傻话了。我坐牢，中央有人 替我说话，四年就出来了。你如果进了监狱，谁替你说话？八年也出不来。 百度搜索： 据邓妈妈回忆，一天早晨，曾山指定刚回到父母身边一年多、年龄只有十几岁的儿子曾庆红背诵《辨奸论》。孩子 专心致志背了半个小时，把《辨奸论》背得烂熟。晚饭后，曾庆红陪爸爸散步，显然早上背书的事，曾山并没有放 过，他问曾庆红：“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你学习《辨奸论》吗？”。 曾庆红若有所思后，就将曾山常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曾山笑了，又问：“你具体说说取些什么呢？” 曾山话音才落，聪颖的曾庆红就脱口而出：“为了今后识别事物的好坏。”“对。”曾山循循善诱，“让你学习 《辨奸论》，就是要你学习细致观察问题和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去认识问题的方法。”一个故事一个真理。父亲肚子里 总有讲不完的故事。从那以后，“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 的道理，就深深刻在曾庆红的脑子里了。从父亲那里学来的东西，真是足够受用终生。 * * * * * * * * * ◆随着李士群势力日益扩大，他与日军关系也不断僵化。1943年，李士群的后台 老板日本人晴气庆胤奉调回国，他的继任柴山兼四郎中将对李居功自傲十分不满； 不久，李士群掩护日本宪兵悬赏缉拿的军统特务馀祥琴逃脱之事又被查知。与李 早有矛盾的周佛海在中统授意下，先是请日本华中宪兵司令部特科科长冈村适三 少佐对其行刺，但李士群防范很严，几次都没有得手；最后，周佛海挑唆日本 宪兵队在1943年9月将李士群毒毙。
◆1943年中共派关露、张爱玲、苏青三个亲日派女作家去日本参加「大东亚文 学者代表大会」接近日共分子，借以探听日本左翼的动静。尽管关露为潘汉年 探明了通往日伪的路子，但因为国人尽知关露与日伪打得火热的关系，于是日本 投降后清算汉奸关露的呼声极高。《时事新报》的报纸说：『当日报企图为 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 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中共立即把关藏匿进根据地隐姓埋名，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甚至为了维护党的名声，亲手强拆了王炳南、关露的热恋。 43年的汉奸骂名，10年牢狱，1982年12月5日，关露在平反后完成了回忆录以及 她的老上级潘汉年的纪念文章之后，服安眠药自杀，走过了七十多个年头。
◆一九六七年九月的文革期间，造反派红卫兵抄出来曾山与日方私下谈判的机密 档案。造反派指控他是大汉奸，开大会批斗他。曾山打电话向中共特工系统的 最高首脑周恩来求救，周当场手书中央文件保曾山，向造反派红卫兵提出了四点 “指示”要求：一、对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来定；二、 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三、外来学生不能干预 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 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上述这个密档被红卫兵曝光后， 现可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文化大革命数据库》里查阅。 * * * * * * * * * ◆日本军方材料对此的佐证：代号“吕集团”的日军11军参谋部制作的两张表：记录 国军的整训计划附表，记录当面国军的兵力弹药补充表。详细程度，令人不寒而栗。 尤其令人感到可怕的是这两张附表出现在看似与正文毫不相干的《第18集団軍及 新4軍ニ対スル民国29年10月19日付中央ノ移駐命令》里 ，这份情报是谁提供给 日军的？
张全景，男，汉族，1931年12月生，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三唐乡姚屯村人，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一位记者说起一个县有11个副县长，问张全景怎么看。他脱口而出：“官多为患。”此话立即被作为 “重中之重”报道出来，随后国内外上百家媒体竞相报道，引来一片热议。绝大多数人投以敬重之 情： “这位老党员敢说真话！”也有个别人说，“这话怎么在位的时候不讲呢？” 退下来之后的张全景看大量的书，不过全是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记者开玩笑说，别说年轻人看这种书的 很少了，就连退下来的不少领导干部整天也忙着别的事，哪有时间看这类书？张全景却认真地说：“马列著作 和毛主席的书是富含真理的，里面阐述的社会发展规律是变不了的。今年我在《求是》杂志上发了两篇文章， 一是《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吗？》，二是《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马列著作的学习》，反响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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