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的文革”与“毛泽东的文革”并非水火不相容。区别只在于，刘邓整群众中所谓“坏人”是为了转移矛头，防止引火烧身；而毛泽东恰恰认为，群众中的“坏人”正是刘邓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动机虽不一致，整起来同样是毫不留情


　　◆高伐林

　　中国研究院于2018年8月31日举行第58次研讨会，讨论国史出版社刚刚出版上市的《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一书。邀请该书主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资深研究员宋永毅教授、以及文革研究专家丁凯文先生、政治经济评论家罗慰年先生等专家，进行讨论。
　　《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一书，收录的是毛泽东接见外宾的部分讲话和指示。这些珍贵的中共外事档案，系宋永毅领军的团队，从世界各地顶尖大学图书馆的特藏部门找到，许多内容是首次完整集中披露。例如，宋永毅在会上介绍，1958年7月31日到8月3日，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秘密访华，毛泽东与他连谈四天。有时只限一两位部下参与，有时却安排中央要员十好几人出席。此前流传过这四次交谈的只言片语，并有许多传闻，例如其中第二次，8月1日，毛就是安排在游泳池旁与赫氏会谈，就曾有文章绘声绘色地渲染说，毛泽东如何因为心中有气，便有意要羞辱谈判对手。这本书中收录了四天会谈近六万字的完整记录全文，给读者提供了做出判断的充分的依据。丁凯文也是位有心人，他在读这本书、准备这次研讨会发言的过程中，比较了中共官方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也比较了宋永毅的团队此前整理出版的几个电子资料库，举了好几个例子说明，本书中收录的一些毛泽东与外宾的重要会见和交谈，《毛泽东年谱》中居然只字不提，在老宋此前的资料库中也只有简单的介绍，这次才知悉了全貌，很有收获。他认为，对照起来读，可以知道哪些被中共曲解，哪些被中共掩盖，从而进一步推断出于什么用心（非原话）。
　　这次研讨会为时两个钟头，现场直播，结束后放在明镜在YouTube上的多个频道上，观众反响比较正面。请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RjWgC0RpJ4
　　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主持了这次研讨会，也做了20来分钟发言，谈了自己的读后感。现根据我事先拟订的发言提纲，再参照现场讲述，整理成文刊载于下，请各位批评。

　　《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这本书，辑录的是从1955年到1976年毛与外宾的谈话，涵盖了毛泽东时代中共外交的主要轨迹，展现出毛泽东的国际战略和策略，尤其是让我们看到他的战略和策略演变的内在逻辑。
　　中共建政走上国际舞台，前期十年左右，世界政治格局是东西方两军对垒，中国处在苏联为首的红色阵营内——这个阵营也就是刚才罗慰年先生所説的“命运共同体”。不过毛泽东的地位在这个共同体中比较特殊，受斯大林委托，是共产主义总公司东半球亚太地区分公司的主管。但是毛泽东越来越野心膨胀，越来越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断挑战总公司董事长的领导权。最终翻脸，另立山头，重新解释世界格局，从两极对峙，改为“三个世界”，自命为是第三世界一员。有句俗话说：“宁为鸡头，不为凤尾”，毛泽东就是如此。当然，他要当“鸡头”，不完全是为了享用穷兄弟们的拥戴，获得心理上的满足，而是企图借助这些穷兄弟“众人拾柴火焰高”，来抗衡“美苏两霸”，在当时的条件下，在世界上力争做到鼎足而三；也希望积聚实力，将来有力气将这张桌子掀翻，自己主导重排座次。
　　这本书主要披露的，就是毛泽东对外交往的脉络。回过头来看，我必须要说，悲剧的是，以“同一战壕的伙伴”身份前来北京觐见毛泽东的，像赫鲁晓夫、柯西金、金日成、黎笋等，却几乎全部，其人、其国，陆续变成了毛泽东的对手；而前来虔诚取经、伸手求援的毛派信徒，如红色高棉、马共、缅共、印共、老共（老挝共产党）等等——当时在“共产党”三字后面往往加括号标明“马列”的领袖——也几乎全部，给其人、其国，带去了深重灾难。
　　上面所説的，是本书披露中共对外方略这一方面价值，另一方面是本书披露对内治国思路的价值：毛泽东与外宾谈话，要向他们介绍中国和中共的现状和打算。将一篇篇与外宾的交谈连起来，就是毛泽东关于“继续革命”的理论，从酝酿、发酵到恶性发作、导致文革巨大灾难全过程的连续剧。本书的重要价值之一，正从若干侧面揭示了文革更多隐秘起因和内情，包括毛泽东的内心世界。
　　对外方面，宋永毅教授、罗慰年先生他们几位谈得很充分；我侧重就对内这一方面谈一点感受。

　　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从建国以来，几乎是一刻不停地在发动政治运动，也就是整人运动。左一个“百分之五”，右一个“百分之五”，到最后加起来都超过了百分之百——当然有的对象是所谓“死老虎”，一直到其咽气，永远是在“百分之五”里面，打了一遍又一遍。为什么要这么频繁地、连续地搞运动？有句话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毛泽东难道真是“狂人自扰之”？
　　几年前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2013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研究院举行过一次研讨会，我在会上发言，曾经说过：毛泽东一辈子究竟要革谁的命？他的革命对象清单是变化的，我归纳为：先斗敌人，后斗盟友，最后斗自己人。
　　打天下时，毛泽东确定了要打倒所谓“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中共建政以后没几年就搞“三大改造”，把民族资产阶级也列为革命对象了；而在矛头指向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时，实际上从1955年反胡风、“肃反”开始，同时下手整知识分子；到1957年，就集中对所谓“民主党派”、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刀了。
　　我们从这本书里看到，毛泽东对这些统战对象，内心里是毫无尊重可言的。例如我读到，1966年5月5日毛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国民党云南总司令现在还在北京，叫卢汉，他现在有吃饭、拉屎、睡觉三项任务。这样的国民党的将军养得还不少，几十个，就是吃饭、拉屎、睡觉三项任务，别的事不做。他们也学习，但越学越笨。”
　　卢汉是什么人呢？1949年年底，卢汉担任国民政府云南省政府主席，他将国民政府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张群软禁起来，宣布云南向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倒戈起义，随后其军队接受解放军的改编。毛泽东曾对卢汉说：“你在云南起义，为人民立了大功。你抗了日，又起了义，晚年能这样就不错了。你就是黄花晚节香。”
　　当面捧卢汉“为人民立了大功”、“黄花晚节香”，背后却说养着他和他们，就是“吃饭、拉屎、睡觉三项任务”！鄙夷之情溢于言表。到底是毛此一时、彼一时，还是阴一套、阳一套？　　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本来是中共夺权的盟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还有他们的两颗五角星，但毛泽东翻脸不认人，打成革命对象。盟友都斗完了之后，就把中共内部所有各派系都一个一个整掉。从1959年的庐山会议揪出彭德怀，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始，他的目光逐步转到党内：从“四清”到文革，重点都是党内“走资派”。文革中对自己的嫡系，例如跟随自己的林彪、江青集团，也不断整肃清洗，闹得鸡飞狗跳。到1975年，更明确提出有一个“党内资产阶级”……
　　我们现在的微信等自媒体上都有“朋友圈”，而毛泽东是把“朋友圈”的自家人一个个拉黑，甩到革命对象圈里。“我们”一天天小起来，“敌人”一天天大起来；革命对象的队伍越来越壮大，革命的队伍反而人马越来越少。
　　对这些自己人，毛泽东毫不念及他们跟从自己出生入死赴汤蹈火，翻脸比翻书更快！就説罗瑞卿吧，姑且不说他担任过多少党政军要职，就说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应该说是非常密切的，多年来他就是毛泽东的头号保镖，毛泽东对他还能说不了解吗？但罗瑞卿挨整之后跳楼，毛泽东竟说：
　　罗瑞卿跳楼想自杀，他又不愿意头往下跳，他用头先下去，不是很好吗？他不是，他用脚先下去。结果，脚坏了。
　　口气如此轻佻，实在让人寒心！
　　毛泽东的“革命对象”是不是越来越集中、越来越缩小了瞄准范围呢？选定新的敌人之后，老的敌人是不是可以转化成盟友呢？也不是。新确定的革命对象是对象，以前打过的敌人也还是敌人！只要是一次拉黑了，就永远拉黑了！
　　是的，这本书里也记载了，毛泽东对日本人说过：欢迎你们侵略；他甚至还告诉了赫鲁晓夫，1958年8月1日，在游泳池旁见赫时告诉他：
　　我在接见日本代表团的时候，他们常向我讲，“日本侵略了你们，我们觉得很惭愧，很对不起”。我说，日本侵略了我们，我们要表示感谢，没有你们的侵略，我们就不能进北京，你们走了，我们才来了。这一点没有公开登报，但在我的文章里写过，日本人做了好事。
　　毛泽东为了跟苏联斗，也会跟美国拉关系——跟尼克松、基辛格握手。从这些方面看，似乎“敌、友、我”在毛泽东那里，是可以转化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毛泽东真会将日本、美国看成自己人吗？根本不会。在毛泽东心里，跟他们交好，都只是一种利用他们的手段。
　　在国内也是一样。最开始是斗“四类分子”（地、富、反、坏），50年代末变成了“五类分子”，加上了“右”即“右派分子”；到“文革”又加了三类：“叛徒、特务、走资派”，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挂在八类人的后面，算是“老九”。毛泽东并不因为有了新敌人“叛徒、特务、走资派”，就放过了过去的老敌人“五类分子”。“右派”摘了帽，也还是“摘帽右派”！

　　好，回到我前面所说的疑惑：为什么会这样呢？毛泽东为什么搞阶级斗争越搞越激烈，越斗越起劲，斗了这个斗那个，永远没个完？
　　从这本书中透露的信息看，我认为i，重要原因之一，是毛泽东始终没有安全感！
　　毛泽东说过，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正是因为，毛泽东年年、月月、天天都没有安全感。
　　这种不安全感，可以说贯串全书。毛泽东对众多外宾表示了对国际、国内乃至党内各种挑战势力的不屑，认为他们是泥鳅翻不起大浪，但是他就像祥林嫂一样，见谁就讲、一次又一次地讲“敌情”，本身就说明他心里是很当回事的，是不敢掉以轻心的。他的“阶级斗争之弦”永远绷得紧紧，永远神经过敏，时刻疑心周围、党内和社会上有人会伺机而动。在这一点上，他与他那位永远草木皆兵的夫人江青，实在是半斤八两，应了那句俗话：“不是一路人，不进一家门。”
　　1970年6月27日，毛泽东会见朝鲜代表团谈话时说：“国民党走了以后，它藏了许多人下来。十个国民党走了一个，还有九个藏下来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不用他们。”——好家伙！在毛泽东看来，十分之九的敌人都隐藏在国内各行各业了，这还了得！
　　这样的话，毛泽东说了无数遍。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接见越共第一书记黎笋说：
　　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国民党分子……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差不多都是从国民党那里吸收过来的，没有动过。你说不搞（文化大革命）行吗？
　　也就是说，毛泽东对于不得不从旧政权、旧社会接受下来一大批精英，是非常不甘心、不放心、不安心的——他坚信这些人“不死心”。怎么办？一来要组织、培养自己放心的精英队伍，二来要不停地深挖细找、清查整肃，宁可错整一千，不可放过一人，而且就像他在《愚公移山》文章里说的一样：敌对分子“死了以后有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读了这本书里收集毛泽东对外宾的许多讲话，我在头脑中澄清了一些认识。
　　前年在文革50周年反思讨论中，有的学者提出来，文革实际上有多个，有“毛泽东的文革”，有“刘少奇邓小平的文革”。确实，许多文革暴行，发生在1966年6月初到7月底，也就是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说的那“五十多天”里。这段时间，毛泽东有意住在南方，冷眼旁观。主持中央工作的刘邓，按照毛泽东过去整人运动的思路，按照中共从土改到“反右”、到“四清”的惯例，轻车熟路，派出工作组，划分左中右，组织阶级队伍，打击阶级敌人。而毛泽东这次是要把主要斗争目标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要“矛头向下”，而是要“矛头向上”！有些左派人士甚至认为，即便是1966年血腥“红八月”的暴行，包括很多知识分子被迫害惨死，例如1966年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的死，都不是毛泽东的本意，都不应该记在毛泽东的账上——不是文革的罪恶，而是“反文革”的罪恶。
　　但是看了这本书，不对了。上面我举了毛泽东1970年6月27日，毛泽东会见朝鲜代表团的谈话，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接见越共第一书记黎笋的谈话，我再举一例，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胡志明谈话说：
　　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人，把国民党的教员都接受下来了。大、中、小学教员，办报的，唱戏的，写小说的，画画的，搞电影的，我们很少，把国民党的都包下来。这些人都钻到我们党内来了。这样一说，你就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道理。
　　毛泽东在1969年、1970年，还多次对外宾津津乐道在“北京六厂一校”搞“清理阶级队伍”取得多大的成功，要外宾去这些样板单位参观，向他们炫耀清出了多少隐藏得多深的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这就告诉我们，毛泽东虽然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设定了斗倒“走资派”、尤其是斗倒“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战略部署、主要目标，但是他同时也写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同时说了“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因此可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同样是毛泽东心中所想。“刘邓的文革”并不是与“毛泽东的文革”水火不相容，而也是毛泽东更宏伟的文革蓝图的一部分。区别只在于，刘邓整群众中所谓的“坏人”，是为了转移斗争矛头，避免、防止引火烧身；而毛泽东恰恰认为，这些群众中所谓的“坏人”，正是刘邓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虽然动机并不一致，但是整起来同样是心狠手辣，要整得你家破人亡。
　　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些人为毛泽东开脱罪责，说他深居中南海，两个“反革命集团”向他封锁真实情况，极力架空他，蒙蔽他。但是看了这本书，就清楚了：毛泽东当然不可能对每个人、每件事的细节都一清二楚，但是他是一直牢牢掌控大权的，是在第一时间掌握情况的，是由他一言九鼎一锤定音的。虽然他整倒谁之后，或者要重新启用谁的时候，要装糊涂说“我听信了”“是他们说的”“上了谁谁谁的当”，但是本书中的这些讲话证明：重大的决策，确确实实都出自他的手。而且他最能发现，什么样的罪名能“一招制敌”。
　　毛泽东1972年6月28日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经常在我们国家搞颠覆。勾结国防部长彭德怀搞颠覆，没成功。早就勾结刘少奇，也没成功。早就勾结林彪，又是一个国防部长，而且是我的“亲密战友”、“副统帅”。
　　——说“没成功”，是苏修勾结这些中共要人“没成功”，还是勾结了搞颠覆“没成功”？这些话有证据吗？完全没有证据，也完全不要证据，就这样把大帽子扣在他们头上。
　　毛泽东1972年7月10日会见法国外长舒曼时说：
　　这个林彪啊，他天天吹我，说我怎么了不起。而实际呢？就要杀我的头。
　　——“要杀我的头”，好大的罪名！有根据吗？没根据，岂不是信口开河，血口喷人？毛泽东紧接着还居然还厚着脸皮说：我“跟他（林彪）斗争了几十年”！
　　这本书内容很丰富，这里我只简略地谈谈我的一两点读后感，留出时间请各位继续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