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把美学引入历史学，用美学观念去看活生生的人怎样创造历史，看历史书写的格局、方法，从中体味史家气韵。历史学和美学井水不犯河水很不正常。从这个角度重新观察传统史学，可以看到很多原先史家们没看到或看不透，更不用说现在史家忽略的内容


　　老高按：中国传统史学与一个多世纪以来从西方传入的现代史学，差别是非常明显的。以前我总认为，整个中国都正在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国家，那么史学“脱胎换骨”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我很少去想对中国传统史学应该如何“扬弃”、有哪些思想资源（不光是史料资源！）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还能发热放光，甚至能够校正、匡扶西方现代史学之不足。
　　读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路新生教授答问《历史学应当揭示人性的复杂》，让我意识到了我的这个思维短板。他提出的“当今史学之大弊端在见规律不见人”“史学研究更应以人为主体、揭示人性的复杂”，很值得我思索再三！对各位网民博友，我觉得也很有参考价值。
　　我想起来，我有一位大学同窗，后来一度改攻历史，有次曾经对我说过，“历史美学”与“历史政治学”有时很不同步，甚至悖离。有些历史人物，按照所谓“历史规律”归类，应该属于反动、没落阵营，有些人甚至残暴冷酷，罪行累累，绝对算负面人物，让人痛恨和唾弃，但是竟然也因其富有个性的美学价值，而吸引人迷恋、崇拜甚至追随——他的话，让我想起文学史上“恶之花”这个说法。不能不承认，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确实有这种让人瞠目以对的复杂性，切·格瓦拉不就是一例么？
　　当然，我们绝不能因某人某事在“历史美学”上具有复杂魅力而为之在政治上翻案——不同的研究领域，有不同的评价标准。我绝不是这个意思，希望各位不至于误解。我只是提醒：要充分认识历史人与事的复杂性，避免“好人还是坏人”、非黑即白的童稚思维，正如路新生教授所感悟的，要还原到以人为主体。
　　路新生教授的文章相当长，顾及屡有读者对我转发长文啧有烦言，我节选其文的六、七、八、九四节。前面他讲述其家世和学术道路的内容，就割爱了。若有朋友感兴趣，可到爱思想网一窥全貌。


　　历史学应当揭示人性的复杂

　　路新生、李梅（学人），爱思想网

　　爱思想网编者按：20世纪初期梁启超“史界革命”以来，历史学亦开始了“西学东渐”的进程。最终在这场文化转型的运动中，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史学失去了它本应有的光彩与地位。而随着传统史学的落寞，旧史中活泼生动的人物也渐被宏大、抽象的规律所取代。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路新生教授认为，当今史学之大弊端在见“规律”不见“人”。历史学是为“人学”，相比于从史实中归纳出抽象的规律，史学研究更应以人为主体、揭示人性的复杂，并以此引导、激励个人，去思考自己的生活，度过更有意义的人生，让史学真正对每一个人大有裨益。

　　访谈对象：路新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历史美学，已出版专著有《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经学的蜕变与史学的转轨》。以下简称“路”。
　　访谈人：李梅，爱思想网学术观察员。以下简称“学人”。

　　一，挥之不去的“右派”阴影（略）
　　二，由经学入史学（略）
　　三，仕宦归来：理学补课（略）
　　四，疑古思潮的起源（略）
　　五，康有为是经学的掘墓人（略）

　　六 今天的历史学不够感人

　　学人：您谈到康、梁之后，中国史学走上了另一条路，那么您如何看待今天史学的发展？
　　路：史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和反思。历史学是人文学，它本身理应有一种人文关怀，历史最本质的特点是它不能够再现，和科学存在本质上的不一样。但是在治学过程中，科学家的严谨细致，又是历史学家所崇奉的。所以历史学本身，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科学和艺术这两门学科交叉以后的产物，它既不能像科学那样用实验来证明，又不像艺术那样可以有虚构的成份。
　　但是今天的历史学，我觉得有一点不伦不类的色彩。你说它是科学，它又不能通过实验来验证，你说它是艺术，它又没有艺术的感染力。我们都知道，刘知几好《左传》，王国维好《汉书》，吕思勉曾经三读《廿四史》，我们应当想一想这其中的原因。我想，这一定是传统史学满足了人的“精神饥渴”，戳到了人心最柔软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人性。但自从梁启超“史界革命”这个命题提出以后，就给我们规定死了，历史学的铁律，就在研究历史运动本身的公理公例，认为这才是历史学最根本的职责。这就导致我们今天的史学界完全抛弃了中国传统史学中一些最优良的传统，走上了另外一条发展道路。如今史学界拿不出一部能够让人爱不释手、百读不厌的史著，病根就在当今史界将传统史学关注人和人性这一优良品质抛弃了。它没有中国传统史学那样一种关注人和人性的根本特征，因此不能对人心形成震撼，也缺乏对人心趋善的鼓励性。所以它不感人，今天的史学著作，特别是今天的通史和断代史，在这方面的毛病我觉得特别严重。

　　学人：今天中国的史学，有没有可能在一定程度回归传统？
　　路：这要靠全体史学家们的觉悟，全体史学界同仁的努力。人们常说文学是人学，历史学同样也是人学，而且更加应该是人学。因此，现代史家应当从根本上摆正，历史学首先是人学的理念。如果不建立这样一个观念的话，历史学恐怕很难重新回到传统史学优良之长。历史学毕竟是人文学科，它应该是为人之学，是为了“知人论世”，为了人更好的发展。它的研究对象是历史，历史的创造者是人，因此历史学归根到底应该去关注人。这里所说的“人”是指有思想，有丰富的心灵活动，有语言，有“动作”的活生生的人。这样的“历史人”因为“动作”而形成历史的“情景”，众多历史的情景组成历史的“场景”。所以，史家不应该仅仅去关注人创造出来的表象、历史的发展阶段、规律。其实有很多历史发展规律是我们强加给历史的，历史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
　　规律是可以重复、可以验证的。中国史学界曾有社会五阶段论，我们是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因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提出，探讨这种社会规律就成了一种趋势，产生了很多围绕着这些规律是否存在的争论，花去了史学界相当大的精力。今天看来，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不能说它对于历史学发展本身不起任何作用，至少我觉得它可以引起人们在理论上去思考，比方说什么是封建社会？封建这两个字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什么是奴隶社会？为什么叫它奴隶社会？什么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导学界去思考这些问题。但是因为我们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对这些规律问题的探讨上，就导致人们对于实际上创造历史的人的忽略，对于在历史场景当中人所发出的动作、语言、思想、心灵状况的忽略，更不用说历史上的历史人，他们的尊严、自由，他们的憎恶、善、美等等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完全淡出今天史学家们的视野。
　　而且现在大家都说这个世界是多元的，文化也是多元的，政治也是多元的。这不是已经从侧面否定了所谓的规律论了吗？如果说有规律的话，应该是一元的，不可以多元。大家都应该走，比方说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条路。

　　学人：历史本身不显示规律，那么能否认为历史中其实没有规律？
　　路：我们也不要把话说的那么绝对。我们看到在历史上曾经有某些现象，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过，就会引起人的一些思考。为什么？因为人是一个爱思考的动物，会去思考它背后的原因，但我们也不要把这种原因的总结说成是规律，我们只要把它看成是人类爱思考的表现，就够了。为什么非得把它说成是规律呢？哪一天如果说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这个事情，它不出现了，那怎么办呢？美学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说，人们不希望把外在于我们的事物看成是单独的事物，而是希望看到它们作为一种类的存在。所以我们只要把它看成是人爱思考的本性，就足够了，而不需要把它上升为规律，强迫别人去接受，这是不对的。我们当年研究五种社会形态，是带有强迫性的。

　　七，美学视野下的“历史”

　　学人：您在前期是研究经学，但在2006年前后转而关注历史美学，促使您发生这种转变的缘由是什么？
　　路：当我意识到修得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生命最后必然要消失，并且意识到这一点的迫切性的时候，我会去思考怎么样让生命燃烧得更加有意义一些，对于作为类的人来说，怎样做才能有一点好处。这绝不是唱高调，而是我当时真实的思考。
　　出于一种职业习惯，我先从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开始，进入美学这个领域。但是据叔本华自己说，他受康德的影响很大，而且叔本华一点都谈不上历史学的学养，却在书中对历史学指手画脚，不恰当、全面地贬低历史学，这点是我绝对不能同意的。他在这本书中，又对黑格尔讲了一些蔑视性的、很过分的话，这都是促使我在读了叔本华后，紧接着去读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特别要去读黑格尔的《美学》三卷四册的根本性原因。美学是一个直接和人、人性、人的心灵相关的学科，再加上我原先的史学史、经学史、学术史的经历，就使我产生一种冲动，希望把美学引入历史学，用美学的观念去观察历史和历史学，看活生生的人怎样“创造历史”；看历史书写的格局、方法，从中体味史家的“气韵”，如此形成一个自足自洽的历史美学体系。现在有诸如“文学美学”、“戏剧美学”、“音乐美学”、“影视美学”、“建筑美学”等等，独独没有“历史美学”。历史学和美学“井水不犯河水”，这是很不正常的。所以我就把中国传统史学当中，特别是《左传》《史记》中一些和现代美学相关联的内容，罗列出来，并用美学来解释它们。我发觉如果从这个角度重新去观察中国传统史学的话，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史学中很多原先的史家们没有看到，或者说原先的史家们看得不透，更不用说现在的史家们完全忽略了的内容。
　　等有了一定社会阅历，回过头来看历史，你就会觉得怎么那么像！凡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碰到的所有最要害、最关键，也就是与人心和人性相关联的一些问题，在历史里面都曾经这样那样的表现过。比方说公平、正义的问题，《史记·伯夷叔齐列传》《史记·赵世家》等中已经涉及了。好人为什么不得好报，坏人为什么反而活得很滋润？太史公当年的诘问可谓振聋发聩；又如人的尊严、自由，《左传》里面就已经有了。一个受伤的将军，他的统治者原先要把他杀掉的，但他为保住自己的性命，用铁箍箍着自己在地上跳三圈，在地上走三圈，跳三下蹦三下。他的上司认为他身体还行，就没有杀掉他，这是什么？人的求生本能。雍姬救父，父亲只有一个，丈夫不行还可以换，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救自己的父亲，她出卖了自己的丈夫。像这样的一些问题，今天的史家会不会注意？不会。那么这种事情大不大呢？不大。但是你说它小吗？我认为它也不小。为什么说它不小？因为它揭示了人本性当中一些最重要的方面，告诉我们这就是人，人是这样的。你说现在的历史学揭示给我们社会的发展规律，我要问一句，我们要知道这个规律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些规律？归根到底，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了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要生活。到底是规律对我们来说更加重要呢，还是懂得人、知人，对我们来说更加重要？我认为是后者。
　　它指导我们怎么生活，怎么去看待这个人世，怎么看待这个社会。我们原先讲英雄，他是不可以有缺点的。讲反面人物，他是不可以有长处的。其实人性比这个复杂的多，它的面相比这个丰富的多，人的身上，既有善因，也会在欲望的支配之下，产生一种恶念。我们知道了人性是多面向的，它如此丰富，那我们就应该向中国的传统理学家们所指导我们生活的那样，对于自己经常出现的这些恶念，要去遏制它，不要让自己的欲望牵着自己，制约着自己，最后达到不可自拔的一种境地。想想现在的这些贪官，他们是不是很傻？你说他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呢，能带到棺材里去吗？所以对欲望，中国古人有最清醒的认识。在美学当中，无论是黑格尔、康德，还是叔本华，他们对于欲望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也就是说在一些要害性的问题上面，中西没有区别。那么我们现在要问，这些思想家为什么想到一块儿了？因为他们研究的对象是人。而人生当中最要害的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是所有人都会面临的。
　　我原先读过春秋三传，但是感悟都没有我研究美学以后再回过头去读《左传》《公羊传》的感触来得深，视角完全不一样了。以前读《公羊传》《左传》是为了解决经学的问题，研究美学以后再去读，所发现的问题完全不一样了。比方说原先读到秦晋韩之战时，只要了解一些史实就够了。但是读了美学以后，我再去读秦晋韩之战，特别在读到秦穆公的太太秦穆姬，为了救自己的弟弟，不惜拉着她和秦穆公生的一对儿女站在柴堆上，跟秦穆公说：很可惜，秦晋两国原来应该以玉帛相见，现在却以兵灾相见。如果你强行将我的弟弟带回来，你早上带回来，我晚上就带着我们的儿女自焚。我再看这样一段史实，就从另外的角度去理解它了，我联想起在隐公、僖公、襄公年间，左丘明反复用“灾”字来定义兵戎。左丘明这样写，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我想这是左丘明从根本上厌恶战争，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一种理念。这是2500年前的古人告诉我们的真理。也是一直到今天，人类仍追求而不可得的一个结果。
　　原来我读《古文观止》中第一篇郑伯克段的时候，懵里懵懂，都说郑伯那么奸诈、可恶，逼迫自己的弟弟。但是我们没有特别在意郑伯克段的后半段，就是当颍考叔去见他，他生气地说，要和自己的老母亲，不到黄泉不相见。然后他赐给颍考叔的食物当中有肉有汤，颍考叔喝完了汤，就准备把肉带回去给老母亲吃。颍考叔非常聪明，用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开导郑庄公。郑庄公对颍考叔说，你有肉可以给老母亲吃，而我却没有东西可以送给老母亲。这就表现出他对自己所说的话——不到黄泉不和老母亲见面的一种悔恨。也就是说，表现出他身上还有另外一面——善良的一面。我在读美学以后，特别是读到黑格尔讲《荷马史诗》当中的阿喀琉斯身上的残忍和仁慈相统一的这一面时，对我的启发非常大。也就是说，在郑伯的身上既有善良的一面，又有残忍的一面。所以《左传》在描写人的时候，它所抱有的一种理念就是，无论是好人、坏人、英雄、恶魔，很可能身上都既有优点、也有缺点，身上既有善良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
　　《史记》写项羽也是这样，我认为司马迁一定是受到了左丘明很强烈的影响，项羽身上也表现出这种复杂性，既有善良又有残忍的一面，坑杀秦降卒20万人，这是他的残忍；但是他看到兄弟，看到他的部下生病的时候，他会流泪，会同情他们，这是他身上仁慈的一面。历史学家就应该告诉我们历史上的人就是这样的，让这些历史上活生生的、曾经存在过的人，重新从地底下爬起来，很鲜活地站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啊，这就是人，然后指引我们把人身上的这些恶一点一点地克服掉，保持原来仁慈的那一面，一点一点朝着更加美、更加善的境界去走。这样人类才有希望，要不然人类社会最后变成一个丛林法则下的社会，我想任何人都不希望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里面。在这样的社会里，就算科技再发达又怎么样呢？

　　八，人的风骨从何而来？

　　学人：您如何看待今天的大学教育？
　　路：现在的大学生在大学里学习的时候，他们的疑问很少，反思不够，考虑最多的是就业。如果说一个大学的学生毕业以后，大家都去争做公务员，争着到银行里面去，到股票交易所里面去，这样的大学教育其实是彻底失败的。在大学教育阶段，最核心、最重要的方面，应该是培养学生的爱思考和好奇心，培养追求真理独立思考的能力，培养提出问题的能力。因为他们还很年轻，今后要碰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在大学的时候就应该从人生观、方法论的角度，去培养这样一种好奇心、爱思考的本能。
　　大学的施教，归根到底应该奔着培养大师，这样一个目标去努力、去实践。就是作为一个商学院的老师，也应该建立“做生意归根到底是做人”这样一种理念去教育他的学生，而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当然这里面涉及到一些具体的经商技巧，学生们也是应该掌握的。但是这种技巧归根到底是为了服务这个社会，而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赚钱只是一个手段，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造福人类。

　　学人：按理来说，今天的大学生学习环境比当年要更好？
　　路：不够好，远远没有我们当年好。我觉得学术环境最好的，是改革开放后的十年，就是1979年到1989年，这是黄金十年。那时候人有理想，在理想主义的支配下，他们有一种道德“洁癖”，追求公平、正义，对这个民族充满热情和感情。爱这个民族，爱这个国家，希望它好，希望它朝前走。在经历了大的劫难以后，希望它凤凰涅槃，这十年的人是最纯的，学风也最纯，人也最努力、拼命，不计个人安危，为自己的国家，为这个民族出力。

　　学人：但是在经历那些不公正的对待之后，对这个国家没有怨恨吗？
　　路：会失望。个人的这种意志，当然是需要培养的，但是我们需要净化自己的灵魂，让我们理得，然后让我们心安。但是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制度本身的建设。一个人的力量再强大，也强大不过制度。所以制度对于人性到底往好的方面发展，还是往恶的方面发展，起的作用往往是关键性的。
　　我们都知道在文革当中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出卖自己的灵魂，这一方面是他们自己个人的修为不到家，但是如果我们仅仅看到这一点是很不公平的。大部分是制度造成的。出卖朋友、告密、揭发，这种正常人都做不出来的举动，在当年那些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身上都表现出来了。所以，钱锺书在读《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时候，一开始他就给出明代的古文家所总结出来的两句话：“河鱼大上，人头畜鸣”。我查了一下，在秦始皇本纪当中，这两句话隔得很远，“河鱼大上”是在秦始皇本纪当中很靠前的一句话，“人头畜鸣”是很靠后的一句话。河鱼大上，河里的鱼都到岸上来了，这是灾异。钱锺书的《管锥编》基本成书在1973年。他为什么要讲这两句话？这两句话的确是明代的古文家归有光他们这一批人总结出来的，说《史记·秦始皇本纪》当中最值得我们今天留下来的两句话，就是这两句。但是钱锺书为什么要说这两句话呢？特别是“人头畜鸣”，像畜生一样，说出来的话都像畜生一样，他这不是有感而发吗？我觉得是的。而且在秦始皇本纪当中讲到“河鱼大上”的时候，讲到了很多灾异，这些灾异其实很多是“人祸”造成的。在1973年的时候，谁敢在自己的著作当中讲这样的话呢？钱锺书敢。钱锺书还是一个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我很佩服他，比冯友兰、周一良好一百倍。郭沫若就更加不行了，他是一个没有风骨的知识分子。
　　我们现在就要问人应不应该有风骨？这是第一。第二，人的风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培养？我觉得人当然应该有风骨，特别是知识分子更加应该追求风骨。但是如果政治环境过于恶劣的话，这种风骨是培养不起来的。要求一个生活在像“文革”那种地狱一样的社会当中的知识分子，一定要讲风骨，一定要叫他不顾个人的死活，这种要求有强人所难的嫌疑。所以像钱锺书，别人都觉得他很谨小慎微，任何客人去采访他的时候，他都不接待。为什么，他真的不喜欢朋友嘛？没有，他很喜欢朋友，比方说他跟傅雷的关系就特别好。
　　傅雷，脾气不好，喜欢吃硬饭，打自己的儿子，脾气非常的暴躁、倔强，他知道自己不容于这个社会。一个水平这么高的翻译家，一个文艺理论家，一个美学家，他对杨绛说，我就是一只小老鼠，老鼠的窝就是我的天地。我难得把头探出来，窥视一下，看一看周围的情景，然后我就赶紧回到我自己的小窝里。就是这样一个真正学富五车的学者，1957年还是被打成“右派”。文革开始时，他是身上带着毒药的。红卫兵斗他的时候，他和他的太太都已经吃了毒药。但因为毒药存放的时间太长，过期了，没有自杀成。然后他们夫妇两个人上吊。想想看，我们这个国家对待这样优秀的知识分子的这个待遇，那除了坚守士可杀不可辱这样一条信念以外，没别的办法了。但你让所有人都坚守这样一条信念，很困难的。因为人对于自己的生命有一种延续的本能，你一定要让他舍弃这个躯壳，舍弃这个生命，这得要多大的决心，对不对？所以我有时候看到这种地方，心里真的很酸。我想我要是活在傅雷那个时代，我也会这样。但是我说这个话容易，真的要叫我自戕，还不是那么容易的。我觉得钱锺书是他们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当中不多的，保持着自己的良知，不肯向这个邪恶屈服，又做的比较策略的一个知识分子。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经权之辨”。“经”是根本，是底线；“权”是“权变”，是“变通”。对于一个有理想，有良知的人来说，保留“躯壳”，维持生命，也可以说这就是他的“经”。他并不是为了保存躯壳而保持躯壳，而是为了他的理想，为了让他能够把他的思想遗传下来而保留躯壳。今天钱锺书已经成为古人了，我们可以问，钱锺书保存他的躯壳有没有意义呢？这个意义太大了。因为钱锺书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为我们留下了《管锥编》，留下了《谈艺录》，留下了《钱锺书散文》。我们今天读他的东西，心灵很震撼，我们的灵魂也因此得以净化，这就是他保留躯壳的意义。没有他的躯壳，他的灵魂也没有地方住，他的文字也留不下来。而今天我们读他的东西，提升自己的品位，提升我们的境界。做一个有境界的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九，关于“抓老鼠的猫”

　　学人：您谈到人生境界，那么您觉得自己现在，是否达到了一种比较令自己满意的境界？
　　路：我觉得我更多的是仍然处在追求的过程中，追求真实、追求善。我在上海一家市立医院帮助过一个小女孩，大概是2015年。我去看病的时候，她躺在地上，她的妈妈抱着她在哭。一两分钟后，那个小女孩突然就用手左右打自己的嘴巴。我怀疑她是精神分裂症。然后旁边围着一大群人，很多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在看热闹。最后是我这样一位老年人帮助这个小女孩的母亲，把她抱到医生那里去了。其实在这个时候每一个人稍微伸一伸手，你会觉得自己心里很充实很满足很快乐。你能帮助别人，说明你是有用的人，对不对？

　　学人：您觉得当时是什么原因阻止着周围的人伸出援手？
　　路：冷漠。事不关己。为什么这个社会变得那么冷漠？我认为一个社会要把经济搞上去，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但是一个社会要把已经变坏的人心收回来，是特别特别难的。中国的情况，政治生态的恶化，绝不是不是今天开始的，至少有数十年的历史。祸根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人心彻底搞坏了，特别在文革时。我们对于改革开放的评价，其实也应该一分为二。当年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说法很容易引起误解甚至曲解。这是一种只问结果，不问过程善恶的理论。“不管黑猫白猫，能逮着耗子就是好猫”，更加容易引起曲解。黑猫如果说是恶人，白猫如果说是好人，好人逮耗子和恶人逮耗子的效果真的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如果说这个耗子就是金钱、物质，黑猫逮着发财，和白猫逮着发财，对这个社会带来的影响是一样的吗？完全不一样啊。比尔·盖茨发了财以后，他可以做慈善，那一个黑猫，发了财以后，他除了去吃喝嫖赌以外，还能做什么呢？他更有能力做坏事，让他的这种恶，恶上加恶。章太炎当年曾经说过“恶慧”，即是说一个掌握了知识的恶人比起一个大字不识的恶人，前者对于社会的危害更大。金钱和资源如果掌握在了恶人手中，后果与恶人掌握了知识是一样的。所以更加紧要、更加吃紧的是把人心怎么变得善良，在这个方面多动动脑筋，多想想办法。现在整个社会其实相当程度上变成了一个拜金主义唯利是图的社会。生活在这种社会当中，就是吃鱼吃肉，你未必开心的，未必觉得很满足，因为一个人不是猪、不是狗啊，你就多吃两块肉又怎么样？何况现在的小丫头都怕胖。

　　学人：您对有志从事历史专业研究的同学有什么建议？
　　路：我们原先讲过考据、辞章、义理，这是做学问的“三必”。考据，我们就把它看成是今天的史料，史实。你不掌握史实，仅仅去靠义理，靠辞章，那这个义理和辞章就不扎实。但是只有考据，没有义理去统领它，做它的灵魂行不行？这样的考据，用章学诚的话来说，它只是记注而不是撰述，要靠义理这个魂魄去统领它，所以学历史的同学应该有意识地去加强自己哲学理论方面的素养。但是光有考据，光有义理，如果没有优美的历史书写去表达你的义理，写的东西面目可憎，不忍卒读，那前面的种种努力，义理方面的思考，考据方面的功力，不是都白费了吗？得让自己的思想、考据成果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所以，学历史的同学，在文笔方面也应该有自己特别的追求。
　　我个人认为，搞历史的人，文笔应该是很厚重的，应该是在质朴当中见出大气。这个大气像什么呢？像长江。在经过了几千公里的奔袭以后，已经看惯了人生的世态炎凉酸甜苦辣，它入海的时候是很苍茫的，你看不出波澜。所以吕东莱为什么赞扬《左传》“其文缓”呢？他用一个“缓”字，我今天的体会就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不是声嘶力竭，不是飞扬跋扈，不是这样的一种文笔，而是很厚重的，很缓的，带着自己对历史的一种很深沉的思考，去控制着自己的感情闸门。这样的话，做出来的史学作品，别人看了以后，会觉得有一种厚重感。这种厚重感按照美学的分析，它就要比花花草草的自然美要高，它属于一种崇高。在美学的分类当中，它是一种最高层次的美。
　　学人：谢谢您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