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镇上的小学读书，班级里有二分之一的同学是越南人。

一

我的小学由一横一竖的两个建筑体组成。竖着的部分有五层楼高，有办公室、实验室和图书厅；横着的部分有二层楼高，上下一共八间教室。走上一楼的台阶到架空层内，里侧的大厅墙上嵌着一方乌青石碑，上面用规矩的欧体字阴刻着：“联合国难民署援建”，奠基时间为上个世纪末。

我在世纪初上的小学，一个班的同学里，有二分之一是越南裔。

发生在上世纪中叶的美越战争，让越南遍地战火，大量难民四散逃亡。他们借道香港，再从香港分散到福建，两广和云南等地区，落地生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当时有27.9万人越南籍华人和越南人被中国接收。

那些来到我们镇上的越战难民，大都聚居在离闹市较远的一处。几排整齐的红砖瓦房，聚集在路边的一段高地上。每户门前多种植草木：有玫瑰茄、盃莲或者小型盆景。屋子里面既局促又整齐，大都是按照样板间统一建造。杂物分门别类地放在架子上，空气里弥漫着东南亚香料的味道。

他们的客厅很小，摆一张双人沙发和一台黑白电视机就显得满满当当。在特别窄的地方，转身都费劲。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爱干净的，电视机和柜子上面总盖着一层蕾丝方布。

由于观念和信仰上的文化差异，在世纪初，难民和本地人之间是不怎么往来的。国家发布了许多难民政策，在他们聚居的高地旁修建了一座农场，名为华侨农场。这里的“华侨”取在华侨居之意，和华侨的通常用法不一样。农场很大，里面有像早年公社的店铺，供应农具、肥料等日常百货。再里面还有一座雨衣厂，主要生产出口的橡胶雨衣。

这座农场解决了大部分难民的就业和生存问题，他们能够自给自足，和本地人的交流却少了。

大人们间的相处总像十分拘谨，然而在学校里，孩子们就没有那么多隔阂和讲究。从幼儿园到六年级，每个班级都是大杂烩。最多时，一个班上有五种互不相通的语言：本地人说闽东语和畲语，越南裔说越南语，而老师则用普通话授课。

语言上的差异并没有让我们形成相互隔绝的小团体，相反，同学之间热切地沟通着自己语言里的奥妙。我们用闽东语识草木，用普通话读课本，日常用语里夹生着印尼语和畲族语的固定词组。

脏话的传播速度是最快的，五种语言里数越南语的脏话发音最为掷地有声。那段时间，越南语成为学校里互相抬杠骂人的官方语言。

和我同班的同学们大都是难民的第三代，包括坐在我前面的女孩子冯花。

她是标准的越南裔。越南裔的女孩子在很小时就穿耳洞，之后一直带着一对朴素细小的金耳圈。耳圈往往会从一开始的正圆形变成不规则的椭圆，我怀疑她们连睡觉也不曾摘下来过。

有一次，语文老师罚站所有把鼻字偏旁的“自”字写错成“白”字的人，一个个拧耳朵。大多数同学都哭了，但冯花没有。她不甘地站在那里，为错误感到羞恼，显得十分执拗不屈。老师见她没反应，于是越拧越起劲，她一头黑色乱发跟着老师的动作摇摆。她的耳洞裂开了，血液染红了愈发变形的金耳圈。

这会儿老师才知道自己下手过重，一脸阴沉地去办公室给她拿药水。

老师是城里分配下来的乡村教师，就算她平日极力掩饰情绪，从她的眼里还是能看出，她不甚喜欢这些难民后代。

冯花就是这样倔强的人。

冯花平时爱看小说，我也爱看。我俩一起完成了少年时期的书籍启蒙，从言情小说革命史诗，我们交换书，互相交流读后感。后来她不来上课，我觉得读书都乏味了许多。

班主任陈老师说冯花家里出了一些变故，却不具体说清楚。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冯妈妈生病了。陈老师号召师生捐了款，由我和几个同学一起送到她家里去。

冯家没有和其他越南裔一样聚居在高地处，而是住在茶厂地的仓库边。冯爸爸在茶厂铲煤，冯妈妈平日做了面包就放在自行车后面的泡沫箱子里沿街叫卖。

我们去探望时，冯妈妈躺在床上，旁边挂着一瓶点滴，正昏睡。冯爸爸用瓷碗给我们倒了水，又往里倒了不少白砂糖。这可能是他们的礼数，也可能是冯爸爸以为小孩子都喜欢甜味。

环顾四周，他们家像其他越南人家一样小巧整洁，杂物都用洗过的化肥袋子包好放在架子顶层，下面放些瓶罐和农具。走到里面，冯花和弟弟的房间都很小，只有床和一张书桌，墙壁上贴着周杰伦和黎明的海报。我们坐在床边说班上的笑料，她听得很高兴。

谈话间，穿过擦得透明的窗户，我看见院子里一把刷得锃亮的煤铲靠着一丛美人蕉正滴着水，以为这是不再使用了，要收起来的。后来离开时，冯爸爸顺手拿过那把晒得温热的煤铲，扛在肩上和我们在茶厂门口道别。走出去不远，就听见铲子头插进煤石里的簌簌声。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换做任何一户普通人家，平日都不会洗干净次日用的煤铲，更何况家里还出了变故。后来回想起，这种务实和乐观或许与留在他们历史里的逃亡有关。当力所不能及时，他们倾向于选择把当下的日子过好，过得整齐干净。

尔后的很长一段时光，煤铲子于我而言，成为乐观的象征。

冯花再没出现在学校里。陈老师曾到她家去劝说过几次，都无功而返。

有人看见冯花接过妈妈的自行车和泡沫箱，开始卖面包做生意。我没再见过她，她从不到学校附近来，甚至是镇上。

她可能是故意不想再出现在我们面前。

后来再过几年，这群小孩上高中，上大学，和本地社会有了更多的融合，像水滴进大海里一样，这所谓的“难民”的身份也就逐渐消亡了。

偶尔想起冯花，我想，如果当年家里没有变故，她可能会去一个好大学，经营一个大为不同的人生。

二

冯花离开学校那年，我的父母到城里务工，我被托管在陈老师家。他们一家是难民的第二代。

教工住处就在学校的旁边，是一栋四层高的小楼，每层分成三户单元房。陈老师那时四十五六，头发部分花白了，在理发店做了卷发，穿睡衣时有点像港片里的包租婆。我们管陈老师的丈夫叫阿伯，他在雨衣厂里做会计，平日清闲，给我们煮饭洗衣。

陈老师和阿伯是难民里比较幸运的第二代，都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衣食无忧，过着算得上优渥的生活。

陈老师家不大，总共不到百平，但是托管的小孩很多。一个玻璃窗围起来的阳台，客厅只有几平米，主卧次卧，加上一个狭窄的厨房和一个同样狭窄的浴室。次卧放两张上下铺，上铺睡一个小孩，下铺睡两个，一共六个。后来主卧里也加了一张上下铺，睡三个女孩子。

加上阿伯和陈老师，当时一共有十几个人住在那小房子里，还不包括只寄午的小孩。初到时，我母亲担心地方太小，后来证明并不会。越印裔们是实用主义的，他们喜欢收纳，地方小，也会布置成舒适的样子。印象里并不觉得拥挤，反倒是其乐融融。

阿伯是个与世无争的美食家，会做多种东南亚菜。教工住宅后面有一片圈起来的菜田，他在里面有很大一块领土，根据时令栽有玫瑰茄、黄蜀葵、卷心菜、花菜、秋葵等等。我每天早上都很早爬下床，去厨房看阿伯今天给我们准备的早餐。他的早餐一共有五种样式，八宝粥最受欢迎。每当看见厨房里高压锅滋滋转动的气阀，我就会很高兴地回房宣布这个消息，然后钻回被窝等着阿伯叫我们去刷牙。


在陈老师家吃饭是很规矩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饭碗和汤碗，当天的菜都会直接拍在饭上，大家分餐而食。很少有小孩会挑食，放进水池里的碗通常都被舔干净了。

阿伯有着越印裔都有的“洁癖”。例如，卖菜的人习惯于用嘴去把塑料袋吹开，阿伯看不惯，会和本地的菜贩重新要一个袋子，要求对方用手撑开。这样一来，本地人自然觉得这群难民特别难以相处了。

阿伯秉承了难民们特有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并且他有条件去实现这样的生活。仲夏之时，阿伯会拿一个竹编的圆簸箕到菜园里，把盛放的黄蜀葵一个个摘下来在簸箕里摊开放好，晒干了收进密封袋里放进橱柜。等我们有体育课，阿伯往每个人的水杯里丢几朵，泡上蜂蜜温水。当大家挤在门口穿鞋时，书包旁的网兜里都插着一杯正在舒展开的黄蜀葵——在阿伯的照顾下我们的童年生活也是明亮并且美好的。

农村里有句话说：祖坟在哪里，那里就是根。一二代的难民们显然还没能有这样的概念，他们仍然觉得自己是外来客，有种隐蔽的自卑心。

陈老师和阿伯有个女儿，在香港工作。前文说了，香港是难民们进入内陆的主要港口，在那里他们或多或少有沾得上边的关系。尽管可能并不富有，却让他们十分骄傲。每次女儿回来，阿伯总在晚饭后穿戴整齐，带着女儿出门散步。沿着小溪，从难民聚居处走到本地人开的茶厂，两边的住户都在门口纳凉聊天，总问候几句近况，夸夸阿伯的女儿。他脸上焕发着光彩，沿路和女儿谈论起香港，故意提高半个音，要旁人听见。回来时，总是带着满意的神情。

从香港探亲回来或回来探亲的人经常捎带一些内陆见不到的好吃或者好玩的东西。比如一铁桶的嘉顿香葱饼干，会变形的多功能笔盒，还有电动削铅笔机之类。有了这层关系，一些站起来的二代难民们是自恃比本地人优越的。这种优越并没有恶意，只是因为长久的寄人篱下，这成了一种地位平等的展示。

这么来往频繁了，农场里的小卖部就有一个柜台专门售卖一些从香港顺过来的零食和药品：蓝色包装的圆圈薄荷糖，透明瓶子的双飞人药水，虎牌膏药等等。因是稀罕物品，也有本地人闻声来买的，以一传十，药品的名声带出去了，生意也就做起来。

那时本地人对难民们带着一种尊敬，后者俨然成了国际大都会的象征，垄断了港货市场。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本地的土人们和大都市里的人用上了同一种药品，吃上同一种零食。这点上反而是本地人仰仗他们了。

三  

我有切实接触过的，就只有一个一代难民。我上小学时，一代难民便像是珍稀动物一样，要濒临灭绝了。

小学和农场之间隔着一片往里凹的梯田，田埂细细长长像是一段段等高线。小学和农场在同一条等高线上，而车达的“鬼屋”在更高两条的等高线上。这一栋大而黑的房子原先是个工厂，三层楼高，中空，光线从四周的窗子打下来，像个阴森废弃的教堂。鬼屋后来被雨衣厂租用作仓库，存放成管的塑料布。



没人知道守夜人的原名叫什么，大家把他叫做车达。

原来车达是我们镇上一个疯子的名字，疯的时间长了，他的名字就成了疯子的代名词。但这个车达并没有疯，他只是很孤僻。

小孩子瞧见大人都不尊重他，也有样学样，经常用石头丢车达的窗户。偶尔车达会提着一根木棍从一侧门冲出来，作势要打，所有小孩瞬间作鸟兽散，欢快地尖叫着跑进草丛里。这种事情时有发生，但从来没听说车达真正地打过哪个小孩。可能这个追逐过程也让他乐在其中，他太孤独了。

我也曾经是调皮捣蛋小孩里的一员，经常在那附近转悠。

趴在窗户上往鬼屋里看，地面上一管一管卷起来的塑料布垒成一个金字塔形状。一代难民车达就住在那堆塑料布旁边，用木头和就地裁剪的防水布支起一个帐篷。地上有根电线通到帐篷里，点亮灯泡。车达坐在行军床旁边，正在调一台收音机。

他的神情专注，用一只手伸进毛躁的白发里，堵着一边耳朵，另一只手扶着天线，侧身子仔细听里面传出来飒飒的声音。这时候他是忘我的，就算我们用石头去敲打他的玻璃，他也不会作出反应。

车达在鬼屋旁边自己开了一块地，种一些菜，旁边用防水布支起一个遮阳篷，下面放着简易锅灶。平日用高压锅煮饭，用铁锅炒菜，偶尔给钱旁边杂货店的店主，帮他捎带一些肉回来。

不谙世事的孩童偶尔会做一些过分的事情。有一次，一些小孩糟蹋了刚刚种下的豆角，小菜园变得乱七八糟。我在一旁的草丛里，看见蹲坐在田垄边上的车达哭了。

他似乎有很多想哭的事情，一下全涌上来，显得分外难过。

小孩的母亲知道了这件事情，带着屁股揍得通红的孩子来给车达赔罪。车达门也不开，女人放了一盆菜在门口，还有几包种子。车达打开门，踹了菜盆一脚，用越南语吼了几句话，大概意思是：谁稀罕你这些东西！

女人收拾好一地的菜，又打骂了小孩几句，嘴里嘟哝着：“真难伺候。”走开了。

坊间流传着关于车达许多版本的故事。有人说他当年是一个船长，带领船上几十个男女老幼，经受住了海盗袭击和狂风暴雨，安全抵达我们的国家。也有人说车达曾经是越战中某一方的将领，战败后乔装混入难民大潮中，远渡重洋却被人识破，遭人排挤，流落到我们镇上……更有甚者，说车达曾经是印尼某个部落首长的后裔，在兄弟争权中惨败，被驱逐出境来到这里。

所有故事都给车达蒙上了一层厚重的传奇色彩。

但现在，他只是一个身材矮小的老人，背很驼，走路一瘸一拐，连名字都是别人的。大家都喜欢说这些故事，但没人愿意承认眼前的这位车达是他们故事里的主角。车达看起来并不像是传奇的迟暮，我们也没人愿意和他多说一句话。

车达成为了一代难民中的最后一个。大家都惊异于他的长寿。他已经老到不能更老了，却一直没有衰亡的迹象。

有一次回家，我终于听说车达的死讯。说是惊蛰那天，仓库送来一大批新的布料，他们一管一管地垒成巨大的金字塔。春雷轰鸣，大地跟着颤动，那金字塔崩塌了，一管一管的塑料布像洪水一样倾泻下来碰撞着滚过车达的小帐篷。

此后，所有关于他的故事都将死无对证。

我心里一直相信他曾是个将领，无谓成败。他调收音机时的样子，有种收听敌台的专注和威严，别有一种气概。那气概里藏着一段艰难的时光，他从未忘记也从未远离，一直在独自顽强地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