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提要：在最初的狩猎大型猎物原始生活中，个人必须依赖集体才能获得食物。在采猎社会，生存的本质归结为一点：不合作就会死亡。也就是说，一个孤零零的个人在原始森林里是难以生存的，人们必须依靠相互合作才能战胜毒蛇猛兽。这样的集体生活，产生了集体至上的集体主义意识。在原始民族中，个体对集体意识绝对服从，以致意识不到个体意识的存在，集体主义意识成了一种“集体表象”或“集体无意识”，反过来压制个人。所以，需要与时俱进的转化。

一，集体主义性质的中国文化

圣经说：上帝造了一个人——亚当，看到亚当一个人寂寞，上帝为他造了一个女人——夏娃；随后经过二人的结合生出了全人类。中国神话说女娲用泥巴造了许多人，分为上等人和下等人。可见，基督教一开始就含有个人主义的（一夫一妻制）的因素，中国文化一开始就含有集体主义的因素。中国人的集体主义观念可谓源远流长。《礼记》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种“为公”的价值倾向的产生与表现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集体劳作和集体消费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倾向，最根本的受制于中国的生活方式。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家庭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生产生活必须服从家长的统一安排，农业收成才能够有所保证。个人难以脱离家庭而进行自由活动。此外，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个人对集体的依附关系。家庭、村落（大家族）、国家作为三种最为重要的集体，家庭组织生产、村落防范自然灾害、国家抵御外敌，任何个人都难以脱离它们而生存下去。它们的存亡决定了个人的存亡，它们的繁荣也决定了个人的繁荣。正因为家、村落和国家这类集体对于个人生存如此重要，古人根据生活经验就能够产生家国重于个人等集体主义取向的价值观念。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中， 儒家学说强调的是集体主义思想。“孔子的“仁者，爱人”指的是爱众人，不是指爱自己。荀子在《王制》中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 日：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可见，“能群”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本质。

第二，集体至上的组织结构。在传统中国，代表家庭和国家行使权力的家长和君王拥有绝对的权威。家长、族长拥有法律承认的对家族成员的生杀予夺的权力，以及处理家族内部的纠纷的司法权力。而且这种权力比官府的裁判权还享有一定的优先性，往往只有当家族内部不能够作出适当处理时，才由国家司法机关处理。中国人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样，一个人的身体所有权就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他的父母。每个人都是父母的财产，家长可以打骂，可以买卖。妻子是丈夫的财产更是是属于父母的财产，可打骂、可买卖。人是“刍狗”一般的物质，可用可弃。这些从属于父母、不能独立的人永远是没有切断脐带的婴儿，是没有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奴隶。这就造成了人格与人格之间的尊卑等级制。产生于家族中的孝悌、仁爱、名分、尊卑等观念同样用于政治领域，调整政治领域的君主与臣民的关系。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正是按照家族制度的扩大。中国社会家国同构的组织结构强调集体至上，要求个体的绝对服从。儒家提倡的是集体至上，比如说，“大河涨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它忽视了个体利益，不承认个人权利的独立性。儒学认为个人总是生活在整体中，集体受到损害，个人就失去了保障，要求个人牺牲自身服从集体、社会的利益。

第三，家国情怀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个人既无经济上的独立，也无政治上的自由。由于个体对家庭和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和政治服从关系，个体的价值目标也往往与家庭目标、国家目标相挂靠。家庭和国家与个人荣辱与共、休戚相关，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容易产生家庭本位的价值观念。例如，生产上对自然的依赖，产生了“天人合一”的观念，生活上对家庭、宗族的依赖，产生了家族本位的观念。

儒家认为：人天生就是不平等的，如果没有这种不平等，人就成了禽兽。如《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所谓“尊贤”，意味着君臣、父子、夫妇、师生、主奴、上下级的人格不平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甚至“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人格不平等也造成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缺乏独立人格观念。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单独的个人只能是一个“己”或“身”，而不能是一个“人”，“人”只能是一种角色，只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界定自己。彻底地说，“人”只能是“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是臣之君、是君之臣、是子之父、是父之子、是妻之夫、是夫之妻，是生之师、是师之生，除了这些社会角色之外，没有 “自我”，没有“个人”。传统文化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让我们的祖祖辈辈要学会放弃个人权利。无论在家庭、社会乃至朝廷，它给你的思维定势就是等级和服从，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于是整个社会最终演变成了两种人：奴性卑微、无限压抑自我的人下人；张狂放任、粗暴乖戾的人上人。这种文化本质上是弱肉强的丛林文化！

二，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转化

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法等级制通过精细的人伦关系组成密网，产生两个结果。

第一，在一定意义上惟有最高统治者才是整个社会的目的，其余所有的臣民都不过是他的工具。在不同程度上，所有的家族的尊长和统治某一地方的长官，在他们各自支配的范围内都是一些土皇帝，成为其下属为之服务的目的，其余人成为他的手段。

第二，“手段”的臣民首先必须尽义务。儒家认为：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仁人君子应做到“见利思义，临危受命”，直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譬如：介子推割大腿肉给晋文公吃就是“舍生取义”。这样的专制体系使臣民都失去了自己的目的与自主性，社会必然停滞甚至倒退。例如汉武帝攘外安内，四处征战，弄得民不聊生，国内人口减半，百姓“易子而食”。在集体主义的制度下，人多势众的“易子而食”是合法的，法律站在多数人的一边。“法不责众”啊，谁的帮派最壮大，谁就拥有所有的权利，而失败者（个人或少数派）却没有任何权利，成了弱肉强食的对象。

2.集体主义需向个人主义转化。

第一，如上所述，集体主义把个人当手段，很容易忽视个人权利造成弱肉强食。这就需要向个人主义转化！

在崇尚个人权利的西方，“易子而食”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根据个人主义原则，任何人的生命都不是挽救群众和集体的手段，“易子而食”是非法的。在崇尚个人主义的制度下，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权利，不论他是势单力薄，还是身后有百万人撑腰。由于弱者的权利更容易被侵犯，法律首先得保护弱者的利益。

众所周知：个人主义一直等到马丁.路德的时代才完全成熟。宗教改革前，普通人不能拥有圣经；教皇和教会完全垄断了个人的信仰，非经其批准，任何个人对圣经的解释都是不合法的。这就为教会对人们的精神统治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而且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自由。路德的宗教改革强调：个人读圣经就可以掌握真理，允许人们自由地信仰，不予强制。这就破除了政府、教皇、修士的特权，让个人敬拜神，神之下就是每个人，这就高扬了人权，使个体信仰权利逾越了世上一切专制权力的拦阻。

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任何人或集体都不得剥夺其权利。个人才是世界的目的，也是团体的目的，团体是为个人服务的手段。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2005年德国政府把这一信条镌刻在德国政府的大楼上：“国家应当是我们的仆从；而我们不应当是国家的奴隶”。

第二，中国人的家族主义性质的集体文化本质上一种帮派主义的小圈子文化，和国家层面忠君文化存在着矛盾，即所谓“忠孝难以两全”。人们以“孝”的名义抵制君王的命令、践踏公共利益，君王因为“以孝治天下”而对孝的行为给予让步和照顾，因此，无数的阴谋诡计、勾心斗角就在“孝”的面具下展开。这就是世人皆知的“中国人喜欢窝里斗”！“窝里斗”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文化没有确立个人的自由边界和权利范畴，人们在一个家族里吃“大锅饭”，大家缺乏创业的积极性，对于家产或权力的争夺，积极性特高。这就需要向个人主义转化，确立个人的独立空间和权力范围，明晰个人产权。

学习西方文化中自从古希腊以来的对于个体意志和思想的尊重，很有必要。他们通过“原子论”把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被较为明确的区分开来。西方哲学的很多思考，例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都是以”个人独立“为基础的。而在东方，以道家哲学为例，老子的“道”是“恍兮惚兮”的混沌思想；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含糊模糊的“道可道非常道”，是“阴阳有无”反复转化、渗透的辩证法；人只是“道生万物”中的一个物种，所以“天地视万物为刍狗”也就包含了“天地视人为刍狗”，因而“道法自然”的圣人就顺理成章“视百姓为刍狗”了。“刍狗”要义是转瞬即逝、无关紧要。也就是说，人是不重要的，没有天地重要，更没有道重要。道家忽略了一个个体的重要性，本质上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刍狗”哲学。儒家思想就更是强调人际关系，而忽视对个体特质和个人独立性的研究。今天的中国人需要补上这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