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共同居住的房屋是女方之前独自购买的，但是在分手后，男方要求瓜分在两人同居期间，该物业升值部分的一半，约30万元。
男方还要求华裔女子支付每月$1,200元的赡养费。
不过，法官裁定男方可以获取短期的赡养费，日期追溯至2016年1月1日开始。
根据法庭文件，提出诉讼的白人男子46岁，华人女子47岁，两人曾在同一间公司工作，于2005年开始相恋，并各自与前任育有一名女儿。
两人同意，从2009年10月15日开始同居，并且在2010年2月14日至2015年7月19日期间是同居伴侣，也曾双双结伴出游和娱乐。
两人曾在2013年因发生争执接到刑事限制令，但仍维持伴侣的关系，之后又和好。
男方原有收入$65,000，但是在2009年失业。2010年5月他出了车祸，就没有再工作，并称自己残障无法工作。
而在两人同居期间，华人女子一直全职工作，年收入在$70,500-$85,000之间，2016年后超过$9万元。
两人同居期间，一直住在女方早在2006年就买下的房屋，双方均承认，男方没有对房屋作出任何财务供献，包括缴付按揭贷款、水电费或物业税。
另外，法庭文件称，女方的女儿在2014年就进入大学，在双方同居期间已经是青少年。而男方的女儿年仅12岁，多数时间与男方在一起。
男方在诉讼中索要女方房屋从2008年10月至2016年1月的升值部分的一半，或者，男方要求支付他维修和保养房屋所付出的劳动，按时薪50元计算。
但是法官认为，他的劳动并没有导致女方财富增加，另方也没有因为劳动导致受剥夺。
男方辩称，由于双方达成协议，由他留在家中照顾两名孩子以及对房屋进行大量维修保养工作，从而使女方可以专心追求事业。
但是，法官并不接受男方的说法，原因有：女方的女儿在两人开始同居时已是青少年，男方没有证明他对女方的女儿在学业或课外活动方面提供任何协助。
其次，男方在失业后，在2010至2014年期间，试图在密西沙加的家中开设摄影室，只是在他5年创业计划的第4年决定放弃。这与他说的在家全职照顾孩子和房屋相左。
此外，男方决定放弃摄影生意后，女方还试图说服男方寻找其他工作。而男方在失业期间，女方仍然在做大量的家务，包括吸尘、洗衣服和做饭等。
至于男方要求的房屋维修保养工作按时薪50元计算，并声称所有劳动价值为 $36.8万元，包括$2,600多元的材料费，法官也认为不合理。
法官指出，基于双方同居长达7.2年，男方要求的补偿相当于每年$5万元，已超过女方税前收入的一半。另外，男方要求的时薪相当于年薪$10万元，也不合理。
另外，男方称女方在这些年里工资大幅增长，全是因为他负担了家中的事务，但是法官认为女方的观点合理，即她的工资每年增长2-3%是公司所有雇员的工资涨幅。
法官还指出，男方得益于女方的全职工作，能够在家中创立自己的生意，以及在车祸后在家休养，并照顾自己的年幼女儿。他是受益者，并没有受到剥夺。
法官认为，男方在同居关系期间的财务损减，约合$5万元，包括车辆等资产贬值，每月$220元儿童赡养支付，以及外出旅行。这些财务资产和与女方的关系无关。
法官又称，男女双方一直各自拥有分开的银行账户，分开理财。除了女方提供给男子的一张信用卡附卡，以及男方向女方支付食物等费用，两人没有共同账户，也没有共同的储蓄。
女方是在与男方同居前多年已经购买了房屋；两人一起度假时，也是分摊开支；而女方支付房屋的相关开支，包括房屋按揭贷款、物业税和水电费等。
因此，法官的结论是，男方从这段关系中获得好处，平衡了他的付出，因此，他没有资格获得任何经济补偿。
至于男方要求女方提供赡养费，法官并不同意男方所说的，在2010年5月的车祸后他完全残障（totally disabled），无法工作。法官指男方没有医生文件证明他完全残障，而且他在2012年之后就没有任何治疗纪录。
另外，法官确认男方在2016年和2017年的收入是$14,400元，并认为男方在2018年及之后，没有理由不能找到最低收入的工作。
基于女方的年收入接近$10万，法官裁定女方向男方支付的赡养费包括一笔追溯至2016年$1月的18,480元，以及2018年1月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每月$638元。
法官称，这笔赡养费是让男方度过过渡期，之后他应该有能力回到之前全职工作的收入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