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贸易反击战激化中国社会深层矛盾，习近平面临党内出现的反对声浪之际，一场突然爆发的伪劣疫苗案把这种不满推向大陆的全社会。习近平努力构建的“中国梦”, 两个一百年, 及其执政的“四个自信”等受到严重的质疑和挑战。几个月前贸易战还未开打之际, 声称要把美国打爬下的中共厉害国, 就被小小的芯片打的满地找牙, 毫无还手之力。如今芯片已被全社会扫盲了, 又冒出来了伪劣疫苗案。中共焦头烂额, 还是用老一套的手法, 咬牙切齿的推卸责任。除了打鸡血吹嘘疫苗世界第一外, 也紧急灭火, 封杀有关疫苗案的丑闻。 

  有国内独立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 没有公民社会, 没有法制, 没有媒体监督, 没有民众自由和行业自治, 党包揽一切, 无人负责和作为, 只依赖领导的意识, 把民生事业当摇钱树, 中国的体制性和系统性腐烂, 在疫苗面前暴露无遗。这些话概括了伪劣疫苗在中共的专制暴政下, 现阶段无可改变的事实。但许多民众面对中共的长期洗脑宣传, 眼见那些高大上的窗口建设项目, 还有不绝于耳的”两弹一星”等等, 对中共的专制体制”办大事”还是充满了幻想和期待。由于刻意的封杀, 对疫苗的来龙去脉所知甚少, 实在是民族的悲哀。

  本人曾撰写<中美贸易战打碎了厉害国的强人玻璃心>一文, 列举了中共体制无法掌控几乎所有重大领域内核心技术的事实, 包括飞机, 高铁, 资讯科技, 电脑芯片和生物科技等火车头行业。本文不再详述芯片的问题, 而是从历史发展的轨迹, 用纵向横向以及专业科普的角度, 详细分析为何同芯片一样, 中共永远打不赢疫苗之战, 而且最终会栽倒在疫苗或其它危及民生的议题上, 成为民怨民怒爆发的突破口。

  疾病疫苗的开发依赖于基础研究的成果, 属于预防医学的范畴, 同个体医学有所差异。特点是任何环节的出错或失误, 都会招致群体事件, 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古代预防医学的缺乏, 造成传染病流行而导致政权危机, 种族灭亡的例子数不胜数。传统疫苗开发的先决条件, 是首先确定疾病的原因, 例如传染病流行时期的微生物学鉴定。 同所有领域发展的道路一样，中国只有学习和依附发达国家， 生物科技才能进入科技发展的快车道。大陆近年发表的论文数量直追美国，但绝大部分是垃圾或重复文章。在许多重要的生物科技领域，如基础研究, 遗传工程，新药开发和干细胞研究等，几乎没有可实际应用的成果。除了重复和仿制, 独立创新开发得并到国际广泛认可的疫苗更是没听说过。

  虽然中国的传统医学对预防医学并无太多贡献, 但古代中国人在繁殖生衍中, 也了解到了疫苗的应用可能性。传说11世纪起，中国人于北宋时期即开始种天花痘，而另一本医书则记载更于唐代即有“江南赵氏始传鼻苗种痘之法”，且“种痘者八九千人，其莫救者，二三十耳。”显示该技术对天花的预防颇有成效，而据推测可能使用的是毒性较低的天花，使欲免疫天花之受试者接触患者的脓状囊疱，但此做法无法确保有效，且风险仍高，死亡率可达1~2%，随后这项技术沿丝路传播开来。1796年或1798年，在工业革命后的英国, 人类历史上第一剂疫苗被开发出来。它实为牛痘疫苗，被用来预防传染病天花。这个方法传遍欧洲, 后来人痘接种术的使用就减少了，并在一些国家被禁止使用。

  如今大陆的”疫苗产业”惨不忍睹, 但近代中国的预防医学起步并不晚, 而且曾经辉煌一时, 成为远东的明星。中共的宣传工具曾大肆宣扬”解放前”的中国连火柴都不会制造, 而事实上不仅会造军器, 还会制造汽车, 轮船以及飞机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询, 不再详叙。而50年代的工业重建, 正是依赖了老一代的知识分子的参与。预防医学领域也不是例外, 民国时期的科研水平之高, 是当时真正的厉害国之一, 请看下面几个实例:

  “1) 1919年还是军阀混战时，中华民国中央防疫处成立，开始牛痘苗和狂犬病疫苗的研究。2) 云南一向流行斑疹伤寒，中央防疫处于1943年分离出中国最早的斑疹伤寒病原体，用于盟军的免疫, 使其免于灭顶之灾。3) 1945年，中央防疫处采用的针对恙虫病的防治措施，有效控制了困扰盟军已久的“不明热”现象。4) 1949年前国外狂犬疫苗接种后，会有万分之一到三千分之一比例的严重反应，但中央防疫处制备的狂犬疫苗投入使用后没有发生过一起意外。”

  上个世纪中华民国的中晚期和中共建政的早期, 预防医学大放异彩, 得益于民国时期培养的一大批有献身精神的科学家, 沙眼病原体的发现者汤飞凡, 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的伟大贡献如今怎么评价, 也不会过高。可惜, 他却于1958年死于中共的暴政。

  到了文革时期, 大批科研人员受到更多的迫害, 曾经建立起来的基层预防医学设施也受到了广泛的冲击而长期瘫痪, 许多流行病和传染病又死灰复燃。文革以后, 不得不长期依赖国外新型疫苗的开发, 赠送或引进。其中帮助最大的国家是日本, 例如为了帮助中国强化脊髓灰质炎免疫活动，日本政府花了10余年, 先后通过日本协力事业团等进行派遣专家、接受进修生、提供器材等合作，向中国提供了数十亿日元的援助，合计提供的疫苗达到2亿人份。这些鲜为人知的援助, 直到2008年才结束。而在1989年, 美国提供的, 几乎接近免费的乙型肝炎疫苗, 更是挽救了数亿中国人的生命, 直到这次伪劣疫苗案事件爆发, 受援真相才为大众所知。

  那么民国时期厉害国的预防医学为何堕落到如今如此不堪的境地? 除了中共不愿提到的上述历史原因外, 确实是现今大陆体制性和系统性的全面腐烂导致的必然结果。疫苗和芯片一样, 都属于长期的, 庞大的系统工程。从社会层面看, 前者比后者的影响面更大, 更持久。对吹嘘集权体制可办大事的中共来说, 确实是个绝妙的讽刺。

  而疫苗的科技含量也是中共的死穴。请注意这次出事的狂犬病疫苗, 是个老掉牙的东西, 已经没有多少现代科技含量了。近几十年以来, 疫苗的发展和分类日新月异, 已经不仅限于单病因疾病的预防。现代中国人是否不够聪明吗? 那么再看看癌症疫苗的例子。因为抗原和病因复杂, 迄今癌症疫苗成功的例子屈指可数, 首选的应该是宫颈癌疫苗。他的发明者却是海外中国科学家周健。本人曾提到此疫苗”获准于2017年在中国上市，为广大中国妇女带来了福音, 而周健已经去世多年。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伟大中国人的名字？”过去十年间, 几乎所有主要的国家都已批准使用该疫苗, 但中共却不放行, 可以算一下, 这十年间有多少中国妇女死于宫颈癌?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进口抗癌药物的管制, 在此不再详述。

  另一个高科技例子是流感疫苗。因为流行病学的特点, 这些疫苗的开发和应用, 更需要广泛紧密的国际合作。因为病毒的突变和流行非常迅速, 疫苗的制备反映出国家的整体发展水平。 最有说服的例子, 就是2002/2003年爆发的SARS流感 (“非典型肺炎”) 。中共最初的几个月是忙于封杀疫情, 错过了快速诊断病原体的宝贵时间。直到3月3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称非典型肺炎的致病源已经成功分离，是一种新变异的衣原体。其实在3月25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已经宣布，病原体是来自猪的冠状病毒，但没有引起北京研究者的重视。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虽然科研工作者可以犯错误, 但现代大陆专家犯的不可原谅错误却多的惊人, 恕不在此继续讨论。民众可以指望这些专家有能力开发出有效的疫苗吗?

  转基因技术是另一个不能回避的大疮疤。 现代疫苗的开发, 制备和应用离不开转基因, 或遗传工程的技术。中共官方为达到民众反美的目的, 鼓动妖魔化转基因。每日无数为是否吃到转基因食品犯愁的大陆民众, 哪里知道他们用的疫苗和许多药物, 都是转基因产品。如果真有危害, 那可比通过胃进去的食品, 危险多出无数倍。转基因可怕吗? 它正像飞机和火车, 管控得力则造福人类, 详见我的<解密惊天阴谋：脑残眼中的转基因>一文。但我还是理解大陆民众对国产转基因产品的担忧。如果习近平不坐国产飞机出游, 又有何理由相信国产疫苗的质控和管控会比飞机抢先一步, 并成为世界第一?

  这次伪劣疫苗案的根源就是管控无方和放任自流。有关疫苗监管漏洞的文章已经不少, 原因离不开资本的贪婪, 缺少透明度, 官商勾结, 储存运输混乱, 惩罚不严等等, 但疫苗的损落与社会的堕落是同步的。本次出事的”长生”公司是50或60年代, 最著名的国产疫苗研究生产基地, 现在成了权贵交易的场所和造假天堂。相信中共能让疫苗起死回生, 无疑是痴人说梦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