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视猪为神的习俗。猪的特点是贪实惠无节制。猪长的肥头大耳，吃穿不愁，常被视作有福的象征。如果有人生有大耳，常被视作福相，赞曰“大耳有福”，刘备垂肩大耳，更被视为是帝王之相了。华人贪吃贪喝，糖尿病的比率世界第一；华人更贪色贪财贪权；所谓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贪财贪色，“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就是贪色。为了让死去的单身男子不成为孤魂野鬼，华人竟然杀死女子来为其殉葬。

文明是节制美德的产物。没有节制美德，必然是胜者通吃，败者沦为奴隶，社会必然是弱肉强食的丛林而已。回教、儒教搞一夫多妻，生活无节制，导致负担重且贫困落后，难以到达文明阶段，需要外力推动。

一，日本老板赶走中国食客

去年我们知道了中国人在日本偷偷放水以报仇雪恨的新闻，还有偷窃日本马桶盖的新闻。最近，徐静波在《日本人店长驱赶中国游客的真实原因》里说：大阪有一家叫“牛角”烤牛肉的店，前几天，两位中国女游客进了大阪的这家牛角店，美美地吃了一顿，最终却被日本人店长赶了出来。

店长说：这两位中国游客的吃法有三大罪状：第一，要了一大堆各色牛肉，光要，没吃完；第二，各种佐料碟子与牛肉交叉搁置，桌面上是惨不忍睹；第三，把吃过的虾壳直接扔在了地上。店长于是忍无可忍，直接下了逐客令，而且还大方地宣布“让你们白吃，我不要你钱。”言下之意，就是“你快点给我滚蛋”。

徐静波说：“我无意于批评两位女同胞，但是值得说明一点的是：日本从小教育孩子对食物要有敬畏之心，吃饭前要合十祈祷，因此日本人对于浪费和糊弄食物的行为，是十分反感的，不仅会认为你没有教养，更会认为你连做人的基本道理也缺失。如果把虾壳也扔地上的话，那就会在他们的脑子里闪出‘劣等民族’的字眼。”

日本从幼儿园开始，就进行 “食物敬畏教育”，吃饭之前一定要做两件事：一是洗手，二是双手合十，说一句“いただきます”（我受用了）。吃完饭之后，一定要把碗筷整理干净，原来盘子里怎么放的，吃完之后也就怎么放，叫“归位”。然后自己拿到洗完池里把碗盘洗干净，放到橱柜里消毒。日本的“食物敬畏教育”一直持续到成年，教育时间长达20年。所以，在日本人眼里，“敬畏食物”是铭刻在骨子里的意识，即使是“放题”大吃，也是吃多少拿多少，拿了不吃，觉得是对食物的亵渎，更涉及一个人的基本品德。

二，活着的人贪婪

基督教徒的饭钱祷告，就是感谢上帝赐予我食物，我要珍惜！这样，节约或节制意识就是信仰的一部分！你也许会说：中国的诗歌“粒粒皆辛苦”讲的就是珍惜节约嘛！李绅写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后来，他考中进士。从国子监做起，官至宰相，被封赵国公。发达以后，豪奢极欲，他爱吃鸡舌，每餐耗费活鸡300多只，院后宰杀的鸡堆积如山。原来中国人珍惜节约是假，贪才是华人的本质！

国人最爱炫富炫耀奢华！最出名的故事是西晋权贵斗富的故事，两家族比赛金银玉石的多少，最后比赛喝酒，把自家劝酒的几个婢女当场杀了！据《世说新语》记载，石崇是个大官僚，世代残酷剥削人民，积累了巨大财富。王恺是晋武帝的舅父，也拥有大量财富，他自恃是皇亲国戚，想跟石崇比一比，究竟谁富。王恺用麦糖洗锅，石崇不服，就用白腊当柴烧。王恺出门，用紫丝布做成挡风墙，全长四十里，石崇用锦缎做挡风墙，全长五十里，材料和长度都更胜一筹。王恺用赤石脂抹墙，把房屋弄得富丽堂皇，石崇用香椒（香料）泥抹墙，把房屋弄得芳香扑鼻。晋武帝不但不制止，还想帮舅父斗倒石崇，就赐给王恺一株二尺多高的珊瑚树，王恺以此向石崇炫耀，石崇拿起铁如意把珊瑚树打碎。王恺大惊发怒。石崇毫不在意地说：“这算不了什么！”他叫手下人搬来了许多株珊瑚，其中高三四尺的有六七株，像王恺那样二尺多高的就更多了。石崇在一次宴会上，因他的婢妾劝王敦饮酒不成，一连斩杀三妾，石崇、王敦竟神色不变，意态自如。似这样滥杀弱女子，皇帝司马炎不但不加制止，反而觉得有趣。就在达官贵人花天酒地之时，帝国子民却饥寒交迫，呼号于途。司马炎死后，八王之乱爆发导致古汉人国家灭亡！以后鲜卑血统的汉人更是发扬光大铺张浪费的陋习！

中国人是一个贪图现世享受的民族，在吃和性交上，中国人的技术是第一的。“食色性也”。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贪得很！慈禧每餐上百道菜，肯定是浪费美食。

自古以来，人们都以“社稷”二字来代表国家，这二者当中的社为土地神，而稷为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仅此足见吃在古中国人心中的重要。《老子》云：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东汉班固的《汉书.郦食其传》就有一句：“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将“食”与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宗教形式“天崇拜”相提并论。“民以食为天”，吃就是中国人的“天”，就是中国人世代相传的最高生活追求。

英国人的问候语是How do you do？意思是“干得怎样”；中国人的问候语是“吃了吗？”“吃了吗”来自于婴儿时期的“吃了妈”即吃奶的意思。中国人认为：吃奶是婴儿的第一要务，中国人长大后，吃饭就成了第一要务。人们寒喧总离不开“吃”。1940年代，有英国人问一个中国流学生：中国人信什么宗教？他想都不用想就答：信“吃”。真正的精辟简洁！

中国人把大量的时间耗在吃上，仅仅做一顿饭就要好几个小时，吃饭的时间也长。老是思考着胃的需要，这是一个追求精神生活的民族应该过的生活吗？中国人，为何对自己的胃那么眷顾和青睐，惟独于头脑里精神却漠不关心呢？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台湾一华人在婚宴上坚持要有鱼翅和“熊掌”，被其美方亲家坚决拒绝。该华人退而求其次，坚持中式喜宴一定要有鱼翅招待，才称得上稍微有点“派头”。“没鱼翅，会让客人觉得我们过于寒酸。我就是下半年喝稀粥、啃咸菜，也绝不能背负嫁女儿太小气的恶名。”而老外斥责吃鲨鱼翅实属野蛮，华人的妥协方案是，外国人那桌不提供鱼翅，台湾的亲朋们照吃。末了还吼上一句：“喜筵不招待鱼翅，让我这张老脸往哪放！”在美方的一再抗议下，鱼翅终于撤了下来。

中国人饮食上力求味美食精，对食物的内在营养不甚在意；国人重视的是“花样”、“碟数”、“排场”和“规格”。推杯换盏、划拳猜令、呕物狼籍、残羹剩炙……确属中国的一大标志景观。不仅官场，百姓间的私人交往亦如此。那种纸醉金迷、花天酒地、一掷千金……变幻缭乱的山珍海味、野馐奇佐，甚至成为一种炫耀财富的资本。

广东吃蛇是出名的，单广州每天吃蛇20吨以上。1998年，上海崇明县因捕蛇过多，鼠害加剧，以致需要财政拨巨款灭鼠。资料显示，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动物 (包括很多珍稀类)消费地在亚洲，尤以香港、广东、台湾为盛。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不惜吃断大自然的生物链，真是暴殄天物，管它是优雅的天鹅、濒危的中华鲟，还是兽中之王狮子，统统敢吃。在中国菜的餐单上，你可以找到穿山甲、猴脑、熊胆、寿龟、鹤鹳、灰雁、鹿血、河豚、蛇蟒、大蜥蜴、扬子鳄……。

在西方人眼里，这简直是一种恐怖，是一种“暴力饮食”、“犯罪饮食”，惟有魔鬼撒旦才如此癫狂。难怪有人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复杂、最深不可测的胃！里面竟有那么多惨不忍睹的动物尸体……那简直不是胃，而是世上最大的动物坟墓！参看《中医、美食致使物种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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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死了做鬼也贪婪

中国人死了做鬼也贪后人的香火和纸钱。据说纸钱是为了贿赂阎王爷，可见，阴曹地府恰如人间一样，是一个贪婪的世界！

儒家讲究厚葬久丧，且有等级尊卑之分，地位越高，丧葬规格也越高。于是历史留给后人很多陵墓。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将国家收入的1/3用来帝陵。秦始皇建的骊山陵同当时的咸阳城大小相当，动用70万工匠，历时38年，耗费国家税赋1/3而建成，搞收尾工程的3千多工匠不让出陵被活埋。始皇死后，胡亥让1万多宫女殉葬，操作葬礼的20多万役卒全部封在墓里。以后凡是修皇陵的民工都是同样的下场，例如：湖北钟祥的明陵，2000多民工被闷杀。历史上最俭朴的皇帝汉文帝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一贡宗庙，一充陵墓，一供宾客。据说，唐高宗李治陪葬品的价值占大唐一年税赋的1/3。武则天死后，又有同样多的金银珠宝被她带进了乾陵。中国的皇帝将近500位，他们带走了多少人间珍宝、人民血汗？

在西方，基本上看不到这样的坟墓。古希腊迈锡尼人的墓葬通常采取一个大家族几代公用一个墓葬圈和墓室。整个欧洲就没有什么大陵墓（俄罗斯列宁陵墓除外）。这就说明他们有节制美德，不肯浪费人财物，更不敢搞什么殷商王式的人殉！他们享有的是教堂文明，不论是帝王还是将相，死了，有的葬在教堂中，有的则葬在公墓中。美国还立法，每一个人占有墓地的面积应该是均等的，因为，无论谁，站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

中国的祖宗崇拜导致了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厚葬久丧显示人性中贪婪无比的劣根性。一个人，不管他生前是个绅士还是个流氓，一旦死去，就成了神。他的兄弟、儿子、孙子、儿媳、以及亲戚们都要向他磕头，作痛哭状。吊孝时磕头、奠礼时磕头、出殡时磕头……一场丧礼下来，要磕几个至几十个头不等。孝子要继续崇拜并供养他们的鬼魂。礼教规定要为他们各守三年的丧——不做事、不会客、不赴宴、不作乐、不与妻妾同房——每天守在坟前上香焚纸、哭泣膜拜。

孔子说：“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中庸18章)。宰予提出了对三年守孝的异议，被孔子大骂了一顿。宰予的观点是：三年守孝，礼乐必坏，农事必坏，阻碍了发展。孔子却说，父母生养孩子，孩子三年才走出父母怀抱，父母死后三年，君子都不会吃饭香甜心中快乐；宰予真不仁义！

守孝三年，实为二十七个月。据说那个时代，小孩子二十七个月后才能脱离父母之怀抱，于是圣贤提出守孝三年之说。父子之间何必算得那么清呢？

孔子口头上讲“三年之丧”，当他母亲死去不久，他还在披麻带孝时，一听到季氏举办宴会，便立刻赶去赴宴，结果被阳货赶出，这就是圣人的孝道。三年之丧只是说给别人听的，哪里是他自己信奉的？

孔子为什么要宣扬三年之丧呢？首先可沽名钓誉，突出孔丘是个大孝子，博得别人的尊重，他可拿这一套来批评人。其次，可发展儒家。所谓的儒，早先是通过主持婚丧礼仪来谋取衣食，如果薄葬短守，儒的生存就会困难。而厚葬长守，有利于儒的生存发展。

孟子说：“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为送死可以当大事（重丧礼甚于重养老）。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孝顺的人决不会爱惜天下的财力而在父母的葬礼上节省），及至葬，四方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悦”（到了安葬那天，四面八方的人都来观看，孝子神色的悲戚，哭泣的哀伤，使吊丧的人感到很满意）。孟轲暴露了为达到祖先崇拜的目的，而不惜牺牲亲情、真孝的丑恶面目。

中国人祭祀祖先总是放上大量精美的食物，古代齐国人包养二奶就靠偷窃这食物。现代的国人是靠卖毒食品而发财。可见，“食宗教”下的人是没有道德底线的，是无恶不做的。生前不尽心奉养，死后厚葬久丧，岂能为孝？即使算孝，也是虚伪的孝，招人耳目以邀名而已。儒教片面强调葬礼的重要性，使得国人爱搞形式主义、擅长演戏。

一般情况，为父母守孝之时正是人到中年精力旺盛之际，于国于家皆为栋梁，为了三年的襁褓之恩付出三年的大好光阴，实在是浪费时间。清末小皇帝同治的师傅李鸿藻，父死当然要除缺回籍服丧，但小皇帝只喜欢听他的课。慈禧太后和恭亲王，虽然以圣旨夺志，要他移孝作忠，照旗人规矩只守三月之丧，赶快销假授课。但李鸿藻懔于礼教令誉，竟坚不承旨，照样在家直到三年期满。后来翁同稣也是依样办理。一点通权达变的余地都没有，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

厚葬还会造成攀比之风。还有借机敛财者，自然相应的就有乘机谄媚者。靠死人吃饭的冥界产业蓬勃发展，可喜乎！可悲乎！

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久丧厚葬无益于社会。墨子认为厚葬久丧“非孝子之事，非圣王之道”，于国于家皆百害而无一利，只有节葬才能施政。“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

老百姓生的时候因为穷而有节制；死的时候却无节制而大搞葬礼。譬如：千古楷模董永是个穷光蛋，无钱安葬父亲，所以，卖身做奴隶来安葬父亲！

中国文化宣扬做债务奴隶（借债）来安葬双亲，并且守三年之孝而且不劳动（穷人因此沦为债务奴隶），其目的就是让人民贫穷；国富民穷、国强民弱的三年之孝就是姜太公献给周武王的治国之术。历代统治者大力提倡三年之孝，其目的在此。因为弱民才会把国王当天神一样的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