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标本4：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被迫检讨

“反右”消灭了党外民主，庐山会议重创了党内民主，中国政治舞台成了毛泽东的“一言堂”，无人再敢“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结果是“大跃进”盲动失败，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大饥荒导致农村几千万人饿死，执政党和毛泽东的威信严重受损。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承认“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成绩与错误“可能不是一个手指头和九个手指头的关系，而是三个手指头和七个手指头的关系，或者比例更加悬殊”。

1962年1月18日，彭真在七千人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发言：“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帐，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围绕“大跃进”责任问题的争论，导致会场情绪失控，许多代表反映，还有话要说。于是不得不延长会期，开成了从地方到中央各级干部的“出气会”。尽管林彪、陈伯达发言为毛泽东开脱，毛泽东迫于压力，不得不当众作检讨。

当时党内公认的经济专家陈云，没有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大会结束后，陈云在1962年2月8日的“西楼会议”上，批评“大跃进”以来的党风：“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

党史标本5：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发动“文革”

七千人大会被视为毛刘关系的分水岭。同年7月，毛泽东泡在中南海游泳池里质问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解释无效，当面顶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从此被毛泽东视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经过四年多的运筹谋划，毛泽东联手国防部长林彪发动政变，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场以“妄议中央”发端的“文化大革命”，打倒了经由宪法程序选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并囚禁迫害致死；更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拖入一场历时十年的历史浩劫。迄今为止，毛泽东的历史罪恶不仅未得到彻底清算，反而在官方史书和教材中被美化为“探索中的失误”。

党史标本6：林立果“五七一工程纪要”揭老底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林彪矛盾激化，林彪之子林立果等少壮派军人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堪称中共党史上“妄议中央”的杰作。

“纪要”指责中共政权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该文件对毛泽东的个人评价，更是入木三分：“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纪要”还深入分析了毛氏“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

……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的关压，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更多历史标本：“妄议中央”不胜枚举

中共党史中“妄议中央”的标本还有很多，无法一一尽述，再大致罗列一下毛泽东身后的一些事例：

党史标本7：1976年9-10月，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等串联密议，以宫廷政变方式，抓捕毛氏遗孀江青及其政治盟友（四人帮）。

党史标本8：1978年5月，胡耀邦推动发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杯葛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大政方针，当时也被视为“妄议”。  

党史标本9：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难，提出毛时代遗留的六个历史问题要解决，其中包括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陈云此举推动了对毛时代冤假错案的平反。

党史标本10：1980年10月，中共党内四千高级干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这是继七千人大会之后，对毛时代错误的最大规模“妄议”，会场上群情激愤。后经反复修改，决议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党史标本11：1987年1月10日至15日，在邓小平、陈云等元老策划下，中南海召开连续七天的“党内生活会”上，批判总书记胡耀邦，逼迫他下台。两年后胡耀邦猝然病逝，触发了全国性的学潮，最终以历史悲剧收场。

……

1957年的大鸣大放运动、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和1989年的“八九学潮”，堪称共和国历史上三场规模最大的群众性“妄议中央”。但严格来讲属于国史范畴，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成王败寇：禁止“妄议”走不出历史怪圈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在苏区时，曾因事同毛泽东争论。毛泽东抓起鸡毛掸子要打他，毛泽覃反抗说，共产党又不是“毛家祠堂”！

我此前在文章中分析过：“党天下”是放大了的“家天下”。在毛泽东心中，共产党也该是“毛家祠堂”，否则不会为绝嗣而记恨彭德怀。在权斗未占上风时，毛泽东反对“帝王思想”；一旦大权在握，就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命，厉行“言者有罪”。“帝王思想”进入“新时代”，成了不准“妄议中央”的金科玉律，很像是“两个凡是”又回来了。

“邦有道，则庶人不议”，一个政权果真有 “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何必担心有人“妄议”？中共元老陈云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认为一个人说了算，一言堂，一边倒，不好。他说：“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我看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相对于当今“总有刁民想害朕”的各种心病，这在体制内至少还算正常思维。

从中共的历史经验来看，“妄议”是一种历史常态，未必一定有是非对错。“妄议”失败了就是“反党”，“妄议”成功了就是政治路线正确。禁止“妄议中央”，未能走出“成王败寇”的历史怪圈。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真理标准大讨论”四十周年纪念日

        《明报月刊》2018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