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仔

从历史的角度看，发生在任何人类历史中的政治文化事件，都会在不同时代，不同的政治背景下产生不同的意义。二十九前的中国，是一个以官僚体制制度为主体结构的国家，大家族主义观念盛行，政府各部门仍紧紧掌握经济领域上大多数企业的实际权力。

由于经济发展和管理体制的矛盾，造成政企不分、产权关系模糊、权钱结合、官倒盛行及不公平竞争等等情况，加之国家上层对政治方向选择的意见分歧，最后导致二十九年前的那场六四悲剧的发生。

时过境迁，在现今看来，学生们首先发起的抗争，倒更像是当年一群民主理想者激起的绚烂浪花或者说泡影，既让人痛惜，又让人年年在这个时间为之深思。

不可否认，它的意义或价值正在步入一个大的时间跨度，让人从各个角度予以重新认识与解释。我们如果把当年发生这起悲剧的政治社会背景，和今日中国的现状以历史观的方法做比对分析，或者可以得出这样结论：这个当年令人遗憾的事件，虽然难以避免地发生了，但它作为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脉络的一个节点，已经深深嵌入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最为显要的里程碑之中。

笔者认为，现今中国的昌盛和大刀阔斧的反腐败运动，的确和反思当年的那群热血沸腾的学生运动有关，也就是说，学生们当年激进的抗争，和今日国力昌运的中国有着某种历史逻辑的关联性。

第一，如果说六四对中国的青年学子是一次成长，六四事件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更是一次有着非凡意义的经历，它直接导致了中国新一轮的市场经济改革；第二，那次学生运动告诉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符合中华民族长久利益。如果一个国家处于混乱之中，中国近代的噩梦不是没有机会再卷土重来。在当今世界，满目疮痍的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的经历，就是这个命题的最好注脚；第三，学生们在二十九年前以反腐败口号提出的抗争，无疑对中国今日的反腐倡廉起到了一个积极的警示作用。

六四之后近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以至于被不少人惊叹为「中国奇迹」。与此同时，经历了民主转型的俄国东欧，尽管也进行了同样的市场化方向的经济改革，但在经济增长方面反倒显得差强人意，不少国家甚至还陷入了为期不短的经济衰退。有些人这时就提出疑问：为甚么民主的或半民主的俄罗斯及东欧也搞了经济改革，但它们为什么反而不如依然坚持一党专政的中国呢？

尽管中国发展的事实如此，但一些境外媒体乃至国际政客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一个腔调地鼓吹六四的血腥，甚至把六四问题和结束「一党专政」捆绑在一起，这显然已经脱离了理性及就事论事的范畴。一些政客把消费六四变成一个为自己牟取政治利益的套路，或是一些国家，将此作为国家间博弈的牌来打，这不啻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功利主义行为。

美国人「正义」在身，年年将六四事件如和尚念经一样念个不停，但就是不说当年刚到美洲时，为了独霸美洲大地的生存资源，自己如何对印第安人施行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两百年过去了，嘴巴里至今都未吐出「道歉」两字。他们年年拿六四说事，其动机令人不可避免想起三国志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典故来。

无需讳言，中国的问题往往出自结构和体制中存在的问题，甚至于存在许多令人诟病的弊端，可是谁能保证，西方式的体制就能适应东方文化结构的中国呢？以美国为典型的西方自由民主体制，难道就一定是人类社会最为文明的合理政体选择？

在思考六四这个命题时，我想起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得·约瑟·汤恩比。这位被誉为取得「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哲学家，他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十分看重中国在历史和未来的重要作用。他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大加赞赏，而且认为中国一定能够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中国长久保持国家统一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就是实现自己使命最重要的条件。

这或可能就是中国在当今世界，受到西方各种势力「围殴」的「密码」之所在：在政治博弈中，传统强势力为了保持自己的既得优势，对新兴势力崛起而发起的抵制。他们掀起年年月月鞭挞六四的喧嚣，大概就是其中博弈的筹码之一。

时至今日，无论何种观点，没人说六四悲剧是一件好事，但也不能能否认，它客观上意外促成了中国经济飞跃发展推动力的形成；也不能否认，六四以后，中国经济开始了高速发展。不用四分一世纪的时间，中国就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全面分析并总结六四事件，除要正视历史、面对当年造成的众多伤亡外，还应从宏观角度了解整个事件起源的背景和基础，以及参与各方的立场处境及心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须建基于政治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稳定。但要达至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立足于民心的支持，民心不服，亦有机会再次形成如六四一样破坏性力量。

我们还应该看到，今日的中国富裕强大了，但是除了经济发展外，和二十九年前相比较，政治和社会管制层面并没有得到太大改善，中国前行的步伐依然任重而道远。因此，若以史为镜，必然能从中国文化思维中，获得强大力量的动能。如此，也才能真正慰藉当年那些为了自己火热理想，而遭遇悲剧性不幸的莘莘学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