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鱼冰

   每年都有不少中国人或海外华裔怀着忧伤或悲愤的心情纪念六四这个特殊的日子，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人之常理。有网友这样说“我没有能力推动历史，但我有权力保存对六四的记忆”，我们从中看到的不仅是情感更是理性的思考。理性驱使人们从六四悲剧中吸取教训，去探讨如何从政治学政治力量博弈的角度，从历史惯性和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待二十九年前在中国北京发生的那场悲剧。这场悲剧促使人们去更深地了解中国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去探索中共高层内部包括中共军方高层内部各种力量博弈对推动或阻扰社会历史和文明所具有的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六四悲剧最大的教训肯怕是当时爱国热情满满年轻的一代太缺乏政治智慧，中共开明派改革派那些大人物们同样也太缺乏政治智慧。那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博弈从头到尾，愿意为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献身的学生市民和中共开明改革派很可惜都没有看清楚民主对立面的力量，也没有看清楚自己的弱点，更没有认识到中国政治博弈的复杂曲折以及随时会动用的暴力。

   在中国当代历史那个重要的节点，有谁能够清醒看到到这场民主运动一旦失败，带来的结果就是历史的倒退？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已经把推动民主和法制确定为中共主要的政治任务（政治报告第五部分约八千字）。遗憾的是，中共开明派为了挽救刚刚起步的市场经济改革孤注一掷，利用手中掌控的媒体鼓励学生市民走向街头，面对失控的状态又无力回天，不但是一时间暂时输掉了经济改革还彻底丧失了推进民主的大好时机。

    （链接： 附中共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章节）

   不错，邓小平要为六四悲剧承当主要负责。但是中共政治改革派像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竟然糊涂到没有清醒认识他们之所以占住了中共权力的核心完全是由于邓的政治威望和手中把握的枪杆子撑腰，没有邓作为他们的后盾，开明派在传统派的重压之下马上就可能陷入分崩离析之状态。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承认邓曾经两次告诉他邓可能卸任军委主席这一关键职位转交由他来担任。非常不幸，赵竟然没有意识到那就是历史的节点，没有意识到军权在中国政治中的决定性意义。为了获得军权不给传统派元老任何口实，赵应该做的不是暗中支持学生而是“坚决反对动乱”，摆出一副“誓死捍卫红色江山”明确无误的姿态。暂时的虚与委蛇灵活妥协难道不是古今中外成功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共相？有了军权之后再来搞市场经济和民主改革岂不是比鼓动学生市民上街游行更为稳妥的方法或途径？

  六四以后，中共另外两位元老李先念王震比邓先走一步去见马克思是上天赐给中国和老邓的又一次历史契机，让邓的政治权威和对军队的掌控可以引导中国重新走向市场经济改革。谁又能像他那样不但是预见了市场经济将给中国带来繁荣，还能同时警告繁荣之后可能再次冒头的的极左盲动“会让一个好端端的局面毁于一旦”。

  近二十年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军队的保驾护航，认同邓所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政治纲领。但现在的中共军队高层还认同邓所制定的国策吗？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并非是因为民众的普遍觉醒，也不是孙中山反清同盟会拥有浩大的势力。汉人一步一步地在清军中掌握了更多的兵权，军政商学各界汉人中的有识之士看到清王朝在西方几次军事打击之后日薄西山光环丧失殆尽，汉族军官们于是开始朦胧向望民主共和。国民党在军阀混战中终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自然也是由于操办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的胜利。

  中共权威党史描述文革之后新时期的章节比较着重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场辩论所产具有的历史意义。实际情况是，那场辩论差一点夭折。历史开始从这场辩论中发生转折，还是由于当时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让人撰写“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在《解放军报》发表，表示了军方坚决支持的态度。

   教科书总是喜爱强调文人的新思想在社会进步中所起到的先声作用。历史的真相其实是枪杆子一直在决定着中国社会的走向。

  六四是一场全国性的民主运动，规模远远超过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与北京天安门广场这个主要场地遥相呼应的还有全国各地几十个中等和大城市中大规模持续不断的游行示威。就是在六四被定为“反革命暴乱”之后，人们还纷纷在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悼念仪式向为民主献身的北京大学生和市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然而北京的枪声还是让历史无可奈何地走入了另外一个方向，一场波及中国各地的民主运动在血泊之中彻底结束。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历了大约十年的民智觉醒时期，人民开始向往一个民主和法制的中国。纵观中华民族悠长的历史和近几十年人们的民主法制意识在专制体制压迫下变得日益淡薄的现实，也许我们可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民主意识的觉醒很可能是中国封建或农耕皇族文化历史长河中的一次例外。中华民族集体下意识对大屠杀有着不可磨灭的恐惧和记忆。内乱和外族入侵好几次导致中国北方人口锐减临到了种族灭绝的边缘，汉人只好大批逃往南方，既史书记载的所谓“衣冠南渡”。于是，中华民族一点残弱的平等意识和社会正义感一旦遇上屠刀机关枪就只好本能地让位给自保或阿Q精神。

   肯怕只有中国才有这样一大群奇葩奴才，面对政府官员无以复加的贪污腐败，他们不是严厉指责要求民主法制，而是极力辩护尽其所能抹黑民主。

   经过一千多年宗教熏陶的西方文明，上帝之下人人都是罪人。著名的无神论者英国哲学家罗素也不得不承认基督教在心灵上为西方奠定了民主意识的基石。宗教让手无寸铁的弱者面对强权充满了韧性和勇气，同时也让强权和屠杀者多少背负一点罪孽的负担。在中国文化之中，人权或人在政治上的平等权力难以演变成为人们在追求生命意义过程中的终极目标。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是家族的血脉传承。打江山者坐江山，打江山者不仅高人一等甚至还可以是真理的化身，长期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定势。阅历广博的华人都下意识知道：坐江山者一旦暴怒就可能毁坏他们自己打下的江山。

   政权的合法性在中国文化中历来就只包含着两个基本元素：统治者超强的暴力手段和统治者提供一个让臣民休养生息的稳定社会环境。客观地说，六四期间的中共军队比起六四以前和今天的中共军队对于学生和平民也许具有更多的怜悯和同情之心。由于北京警察同情学生，只好让北京军区的野战军介入。由于北京军区对学生的同情，邓小平最后只好从别的好几个军区调动了几十万的兵力。六四如果发生在今天，死难者就会是数以万计，悲剧就不仅仅是发生在北京。

  人民和正义在当时还是会让一些军人肃然起敬的理念，现在的军人对人民和正义还心存多少敬意？对于大饥荒和文革两大灾难，那时的中共政府还有深深的歉意，但人们现在不能肯定那时的深深歉意是否还在残留在目前中国政府的记忆之中。眼下的中国，最严重和最迫切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民主和法制的缺失或惩治腐败，而是即将可能到来的经济崩盘或与美国在南海可能发生的一场军事冲突。对于中国某些权利精英来说，打破邓小平魔咒的最好办法就是不怕与美国维持一场军事冷战。

   以下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政治决议关于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一个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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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邓小平同志一九八○年八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是说，我们最终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这些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要用这些要求来检验改革的成效。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