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独立特别检察官穆勒，调查俄罗斯恶意介入2016年美国大选事务一周年。川普一大早，就在推特上“恭喜美国人”说，“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猎巫行动堂堂进入第二年了”。 依然坚持俄罗斯没有介入美国大选，全是些虚假新闻云云。

白宫官员曾不停的释放川普要炒穆勒鱿鱼的政治气球，问题不是他不想，而是不敢。尼克松的周六夜间大屠杀的前车之鉴，说明如果炒穆勒鱿鱼之时，就是川普政权开始崩溃之日。

穆勒曾任联邦调查局长长达十二年之久，深知独立特别检察官职位之风险，故从调查业务开始时，就将部分调查业务，分权予纽约南区检察官处理。

如果这个穆勒被炒，还会有另外一个新的穆勒接任，继续调查作业，即使查封了整个穆勒独立特别检察官办公室，还有使人敬畏的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接手。

彻查川普家族与他手下的涉嫌贪污腐败，犹如高山滚石，无可阻挡，也拦止不住，在美国司法史上，尚且没有因为总统横加干涉而中断调查的先例。

前纽约市长朱利亚尼(Rudolf Giuliani),于2018年4月19日接任川普的律师，号称要终结穆勒的通俄门丑闻调查，但是随着川普家族越来越多浮出水面的涉嫌贪污腐败证据，穆勒的调查面，相对的越来越广，使川普的终结调查大计，看来更加遥不可及。

朱利亚尼本来是民主党，1975年，因被福特总统的副司法部长泰勒(Harold Tyler)，聘为办公室主任，为了工作方便而改为共和党。1983年，朱利亚尼出任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展开铁腕执法，华尔街大亨薄尔斯基(Ivan Boesky)、米尔肯(Michael Milken)等纷纷落网，纽约黑帮五大家族中，有十一位头子被他送进监狱，有些甚至于被判监超过一百年。

2007年，公开的联邦调查局档案指出，在1986年时，纽约五大家族头子聚会，商讨要高价收买朱利亚尼脑袋，后因有三大家族投反对票而作罢。当朱利亚尼出任纽约市长的第一年时，西西里岛黑手党，出价八十万美元，收买他的脑袋。

朱利亚尼的铁腕执法，得到不少掌声，但也引起极大争议。比如他开创的游街式拘捕(perp walk)，故意预早通知新闻界，与刻意在大庭广众前执行拘捕，让嫌疑人受尽舆论压力与精神羞辱，从而达到杀鸡儆猴目的。不少人权团体，视之为粗暴与恶毒执法。2005年，著名演员克罗(Russell Crowe)，因“攻击罪”被提起公诉过庭时，就尝尽在大庭广众与新闻记者面前，被戴上手铐押到法庭的难堪与苦头。

雷根总统任命朱利亚尼为助理司法部长，该职位是司法部内第三把交椅，负责监狱、毒品与法警三大部门的工作，可谓官大权重。这段时期，最著名的事件，是朱利亚尼亲自出庭作证，指证两千余名海地政治难民，“非因迫害而是经济移民”。这个思维，是应该符合川普胃口的。

纽约911恐怖袭击，朱利亚尼适逢为纽约市长， 处理得力，使他成为全国性的风云政治人物，奠定他在2016年问鼎白宫的基础，可是生不逢时，川普横空出世，他只有拱手称臣，甚至于意图捞个司法部长职位而不可得，仅以网络安全特别顾问虚位敷衍之。在川普四面楚歌的司法麻烦里出任其辩护律师，自有其用武之地，但他的对手，是比他还要顽强百倍的穆勒，无法不处处落在下风。

朱利亚尼利用舆论，为川普的“无辜”造势，他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次数，多到惊人地步，其最精彩的法理之一，是到处宣扬说，联邦特别检察官，并没有起诉在位总统的权力。这是政治宣传，而不是法律涵义，这可以从水门事件中，得到确实的答案。

在水门事件中，特别检察官科斯，手握西里卡法官签发的向白宫勒取录音带传票，态度坚定，寸步不让，暴怒的尼克松悍然下令司法部长理查森去炒科斯鱿鱼，理查森以辞职抗命，尼克松再命令副司法部长拉克尔肖斯去炒科斯鱿鱼，拉克尔肖斯立即辞职抗命，酒精加愚蠢的尼克松，又命令第二副司法部长伯科，去炒科斯鱿鱼，终于完成了这件导致自己赔上总统宝座的勾当，是为美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周六夜间大屠杀。

贾沃斯基在周六夜间大屠杀两周后，出任新的特别检察官，继续水门事件的深入调查。贾沃斯基在与白宫协调出任特别检察官前，即得到白宫幕僚长海格将军的当面承诺：他有权起诉包括总统在内的任何犯法者。

1974年5月24日，独立特别检察官贾沃斯基直接入状最高法院，要求就独立检察官的职权极限与传票有效性，作出裁决。1974年7月8日，贾沃斯基在最高法院，作出长达一小时的案情陈辞。

1974年7月24日，最高法院全票作出裁决：独立检察官有权直接起诉美国总统：“最高法院拥有就宪法问题的最终裁决权。没有任何人，包括总统在内，有权凌越法律之上。总统不得使用总统行政特权为理由，拒绝交出有关可信的犯罪证据。”

虽然特别检察官拥有起诉在位总统的绝对权力，但是在美国司法史上，却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例。究其原因：无法满足宪法赋予和保证之公平、公正而公开的审判权利。

贾沃斯基在回忆录《权力与权利》中，就这个议题，陈述他的顾虑说：

“如果我在大陪审团前亮出证据，估计只需几分钟，就能取得起诉尼克松的结论，但是我面临的挑战是，在这种情况下起诉一位在职总统，他是不可能得到宪法赋予和保证之公平、公正而公开的审判的。而任何一位审理此案的法官，亦会在开庭之前，必然会质问检察官同一问题。而事实上，答案是否定的。因而直接用妨碍司法公正的法理，在法庭上起诉一位在职总统，其引发的严重后果与危机，将远比水门事件更为摇撼这个国家。”

无论是从案例、法理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独立特别检察官是有绝对权力起诉在位总统的。但是没有独立特别检察官如此做，不是不能，不是不敢，而是因为在技术上办不到：独立特别检察官无法保证被起诉的在位总统，在全国的新闻舆论压力下，得到宪法赋予和保证的公平、公正而公开的审判。

而公平、公正而公开的审判，正是司法独立的基本精神，也是美利坚民族的最高普世价值，更是这个国家在文明世界里傲视群雄的脊梁。

高胜寒 2018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