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昌文

人生如同一条长河，永远没有回头的机会。

从清末一直到上古， 华夏民族一直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上邦大国，邦外皆为化外之民，是低等民族。

一个上邦大国， 自然要万国来朝，而本国的人却跑到国外去谋生， 对于皇权来说， 这就是赤裸裸的打脸，是对我上邦天朝的侮辱，侨民在当时的朝廷眼里就是丢人、败家的玩意， 当然不会重视，治罪杀头都是常事，如明朝和清朝的禁海政策，片帆不得入海，违者以通敌罪论处。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出国，由闽粤难民开启先例，謂之“逃难”。中国人在异国他乡沦落为难民，但与黑奴不同，尽管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有打黑工谋生的方便，只要忍气吞声，默默无闻。欧美国家一纸冰冷的移民法案，毫无人情。说翻脸就不认人了。如今的特朗普所为，并非新举。

但是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你想出国就很可能落难，多少人为此一念沦为囚犯冤魂。因为申请成为“想叛国投敌”，偷渡出国，更是大逆不道。文革初期马思聪成功出逃的案例，轰动世界，原因也在此。 出国就是叛国，尤其在文革期间，几乎是中国铁血之律。

五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一瞬，但对于平均寿命不足八十的人来说，就是大半辈子的光阴，一旦碰到了乱世，大难临头，甚至蒙冤而死，成为祭品。

文革从1966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整整十年。四零后五零后两年轻代人，被迫放弃学业，“停课闹革命”，走出课堂，搞大批判、大串联、搞文功武卫，上山下乡。在痴迷癫狂中荒废青春，不知所措。

十年中，几乎天天可以目睹耳闻酷吏暴民对无辜的人的侮辱、迫害。这种对人尊严的侵害，对人性的践踏，空前绝后。无妄之灾随时会从天而降，弱势群体，惶惶不可终日，朝廷权贵，纷纷罢免入狱。无论何时无论何地，这是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

1969年，“一打三反”。我被隔离拘留。其%中一条“叛国罪”，就是想去香港。幸亏仅仅一念，虽被人告密，但尚无举措。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时二十刚出头，香港算是什么“国”，也不太明白。

劫后重生于八十年代！恶梦初醒：否定文化革命，平反冤案错案。教育开张，文艺复兴。然而，噩梦虽被惊醒，恐怖萦绕心头。

经历过浩劫的人心灵脆弱敏感，心有余悸；惊魂未定；理性尚存，不容置疑，更深刻的问题是：劫后余生，我应该怎样选择才能够活得更明白更安全？

离开，出逃，出国的愿望在内心中已默默酝酿了二十多年，面对浩劫的清醒、盼望脱离黑暗的夙愿，我，决定自我流放，登上了飞往东京的航班。

就算出国成功，在外生存不易。

我等都是以“留学”为名，，想出去挣钱的。自费留学等于倾其所有的冒险投资，学费、旅费，中介费的总额在八十年代等于是一个人终身的工资。有的还负债，挺而冒此风险。当时出国只准携带1万日元，从成田机场到东京市内公交车3500日元。去临时居住点出租费可能还不够。于是两手空空，必须去打工。所谓“就学”就是获得暂留资格的必须，争取打黑工的机会。当时，在东京打工一天几乎相当于上海一个月的工资。所以，只要获得自费留学生资格的，不管原来是工程师、教师、干部、艺术家，都要争取洗碗、清扫等简易工作，咬紧牙关，熬到出头之日。

我有易学与国画二技，所以过了语言关就可以凭此混饭吃、混学费，居然还有剩余。1990年春，省吃俭用的积蓄成了我自我担保的凭证，顺利获得法国驻日使馆的签证，途径汉城飞抵巴黎。从留学生到自由职业到定居获得法国国籍，花了整整十一年。1990-1994年，上海的妻儿也都顺利移民法国。

不必去宣扬什么“东西方文化交流”，更不必太认真地思考异域文化与人种差异，我只有一句话：“当我在追求真正的自由之时，法兰西共和国接受了我。”

我的子女年少无知，但是他们可以避免了我的前半生的命运。

西方哲学喜欢用光明、太阳来打比喻。火的哲学体现一种自我燃烧，自由的自我否定，同时烧向外部世界，灵魂的自由像燃烧的火焰。

我不会如此热烈。但是我已足矣。

恢复了天赋人权，获得了自由思考的余地，其它都是浮云。

冥冥之中，这句话应验了我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