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乌托邦悲剧，已进历史的博物馆，《创业史》和柳青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由此陷入尴尬。但今天我们知道了，柳青并不是合作化运动的虔诚歌者，而是充满内心挣扎的知识分子，在某些方面可称为高干中少有的觉悟者


　　◆高伐林

　　昨天到今天，好几个微信朋友群，都在传播邢小群的文章《柳青的反思》，文章不长，引我深思。
　　“柳青是谁？”——今天的年轻人，哪怕是文学爱好者，很可能发出这样的疑问——他们听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柳青，是中国作家；是著名作家；是我这个年龄段的读书人耳熟能详的作家。
　　柳青是长篇小说《创业史》的作者。《创业史》写的是陕西一个农村蛤蟆滩的走向合作化过程。说到这里，许多年轻朋友可能就兴味索然了：那还有什么看头？
　　不然！写农业合作化的作品，在中国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了不少——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么，也就是为权力、为政策服务。但是柳青这部作品，尽管也无法摆脱官方教条桎梏，但还是非同寻常，被誉为“经典性的史诗之作”——创造了非常鲜活的老一代和年轻一代农民的真实人物形象，尤其是深入剖析了、细腻描绘了他们内心的纠结：中国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塑造的心理逻辑，与中共君临后排山倒海、不由分说要他们“心服口服”的所有制革命，这二者的激烈冲突——毕竟当时中共还是说了要“入社自愿”，如何“自愿”？当局软硬兼施，他们能不审时度势、痛苦抉择嘛！
　　《创业史》中的一个片段《梁生宝买稻种》进入了中学教材，使我们这一代人，哪怕不是文学爱好者，都知道了有个作家柳青，有本杰作《创业史》。在哗哗哗哗洗脑之余，还是能感觉这部作品具有真正的文学品格，高于、不同于同时代、同题材的众多“文学作品”。
　　《白鹿原》的作者，同样是陕西作家陈忠实，曾经回忆过从小到老对《创业史》的痴迷：
　　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最早是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延河》杂志上，每期两章。这是1959年春天的事。
　　那时候，我正在读初中三年级，属于临近毕业升学考试前的最后三个月。……我照例在每月初到学校附近的纺织城邮局去购买一本新出版的《延河》。我每月都要攒足两毛钱，保证在月初能购回一本《延河》，无论这两毛钱经历了怎样艰难的积攒过程。
　　……《创业史》头两章的阅读，我的直接而又强烈的感觉是，这是我所阅读过的文学作品中，单就生活而言，是和我距离最近的一部小说。
　　《创业史》出版单行本时，我自信应该是属于第一批购书者，自然是早早攒足了书款的。回想起来，《创业史》我前后大约购买又丢失了7本……
　　新时期文艺复兴伊始，《创业史》是最早解冻且被再版的小说，我买了来，立在我的书架上，一直到现在。这本书肯定将永远站立在我的书架上，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陈忠实《一本书的记忆》）

　　但是《创业史》并没有写完。这部作品，如陈忠实所说，从1959年4月到11月，在陕西的《延河》月刊上连载；又在1959年《收获》杂志第六期全文登载；于1960年6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随后就没有下文了——第二部“千呼万唤不出来”，五年后第二部上卷初稿才在杂志上连载，篇幅十分单薄，笔力完全难以望第一部之项背。
　　随后，又是多年杳无音信，让急欲知道书中人物命运的我，十分不解——作家的创造力未免太羸弱了！再怎么精雕细刻，字斟句酌，“十年磨一剑”也该磨出来了吧？当然爆发文革是解释一切的借口，但文革之后不是也好几年了吗？莫非作者“江郎才尽”？
　　后来知道，第二部上、下两卷，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分别于1977、1979年出版。下卷出版时，柳青已经去世，出版的是遗著了。
　　早在《创业史》第一部出版之后，我们就得知，柳青深入生活、参与合作化全过程，创作小说，放弃大城市生活，身为九级干部，挂职县委副书记，十多年到陕西农村安家落户，这种决心，这种狠劲，这种恒心，不是其他作家轻易能做到的，不禁让我肃然起敬！翻开《创业史》任何一页，都不难感受到作者对陕西农村和农民生活的熟悉程度，非同一般。
　　然而，在人民公社引起天怨人怒、终于被废除、真相传开之后，我也产生极大的困惑：我所敬佩的柳青啊，既然您这么熟悉农村和农民，您不可能不了解他们真正的苦难和渴望，不可能不了解中国农村凋敝的症结和真正的出路吧？为什么您在《创业史》中还要那样讴歌合作化的道路呢？
　　邢小群的文章披露了部分内情。站在今天的高度，站在海外隔岸观火的远处，或许有人会责备柳青未能敢于担当农民的代言人，勇敢地写出乡亲们苦难遭遇和痛切呼声。但我感受到柳青内心也充满了矛盾和困惑，最终他忠于真实体验，“晚年柳青放弃了对《创业史》的集中精力写作”——这等于是毅然否定了大半生的追求，“觉今是而昨非”（陶渊明语），断然中断写作。这让我对柳青更肃然起敬！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的《创业史》词条，我觉得还算客观。在写到小说的成就之后，词条叙述说：“……受时代制约，小说受到当时阶级定义和农村政策理念的约束。60年代和80年代曾对这部小说进行过争论。前者主要围绕梁生宝的形象塑造展开，后者则在中国共产党农村政策调整后围绕着肯定还是否定其价值展开。”
　　俱往矣。写出了《创业史》第一部的柳青，令我崇敬；写不好《创业史》第二部和写不出《创业史》以下各部的柳青，也令我崇敬——同时伴随着很多感慨、惋惜和愤怒。

　　附：柳青的反思

　　邢小群，丁东小群

　　作家柳青以长篇小说《创业史》名世。这部小说表现的是中国19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试图形象地表现了农业集体化、统购统销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逻辑关系。小说1960年问世，得到舆论极高评价，被称为史诗性作品，当代文学的典范。柳青曾经公开表示：要从互助组阶段起，把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写成一部大型的长篇小说。全书共四部。第一部写互助阶段；第二部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第三部写合作化运动高潮，第四部写全民整风和大跃进至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柳青本人也具传奇色彩，他为参与合作化全过程，创作小说，放弃大城市生活，身为九级干部，挂职县委副书记，到陕西农村安家落户。第一部四易其稿，整整写了六年。第二部迟迟没有面世，直到1965年，第二部上卷初稿才在杂志上连载。后面几部直到去世也没有完成。柳青的创作计划为什么停摆？成了众说纷纭的谜团。
　　人们关注柳青，因为他的艺术表现水准高于同代作家。他在《创业史》之前已发表过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在延安作家中，他是中西文化修养较高者，中学时已经能够用英语讲述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段落，背诵杰斐逊的《独立宣言》，用英文阅读西方文学名著。他熟知中国与西方描写方法的不同，能够取其所长，为我所用。文革中，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要炮制《虹南作战史》，创作成员人手一册《创业史》，想以此为范本和赶超的目标。
　　柳青逝世两年后，中国农村开始包产到户，继而人民公社解散。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作为乌托邦的悲剧，被送进历史的博物馆。《创业史》和柳青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由此陷入尴尬。2016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柳青的女儿刘可风撰写的《柳青传》，披露了父女之间不曾公开的若干对话，展示了柳青晚年复杂的内心世界。原来，柳青并不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始终不渝的虔诚歌者，而是一个毛泽东时代充满了内心挣扎的知识分子，在某些方面可称为中共高干中少有的觉悟者。 
　　这部传记告诉我们，1960年，柳青就对朋友说：第四部“大跃进、人民公社就不写了”。若要写，“主要内容是批判合作化运动怎样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中国农业合作化是做了一锅夹生饭”。他认定：新民主主义的农村革命要按照农民自愿的原则，经过发展互助合作的道路，在大约十五年左右时间内才能发展生产力，使国家有了商品粮，农民才能真正摆脱贫困，日益富裕起来。结果三年就合作化了，两三年人民公社也建了！“怎么能说是小脚女人呢？大脚女人能行吗？”“条件不成熟就成立了高级社，造成诸多问题，引起城乡许多人不满，这导致了‘反右’运动。主席想用经济上的奇迹回击反对者，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高级社就不成熟，人民公社就更不应该。公社化后问题更多，导致三年经济困难，党内不满情绪又引起‘反右倾’。”“后来十几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它的恶果”。柳青长期生活基层，面对人民公社的灾难现实，虽然在公开场合他一直声称要继续完成他的《创业史》，其实他的宏大创作计划已经执行不下去了。 
　　1978年，病重的柳青最后一次住院，想到写回忆录。他说：“我要从下层人物的角度写中国几十年的成败得失，也许提供这本资料比再写小说价值大。”为此他希望医生能再给他一年的时间。
　　晚年柳青放弃了对《创业史》的集中精力写作，而是用更多的精力关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败得失，他力图在全球视野中思考社会主义国家农业合作化的经验教训。长安县委副书记安于密说：“六十年代初，正是我们批判南斯拉夫的时候，柳青说，南斯拉夫的合作化是接受了苏联的教训的，它真正采取了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命令的办法，柳青非常反感用行政手段，强迫命令方式搞合作化。”柳青说，“南斯拉夫真正做到了入社自愿，出社自由，农村只有四分之一合作化了，在全国的农户中占的比例并不大，但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很大，它是用农工联合企业集体形式和个体农民合作，引导、辅助个体农民，他们发展国家集体经济是缓慢的、逐渐的、不是疾风暴雨式的。农业改革以后，它的农业产值稳步增长。”“世界上哪有一个国家，只有一种所有形式，经济发达起来的？有吗？都是多种所有形式共同存在。”“所有形式不是一种制度！”还说到：“南斯拉夫采取了社会自治的方式，成为党内理论的观点，必须在党的大会上通过，否则任何观点都仅仅代表个人。”“南斯拉夫宪法里有这样一句话：不能用国家的利益破坏个人利益，什么意思，就是不能让一部分人得到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国家的利益只能由国家宪法来保证，不能由某些个人保证。”他曾为此去见胡耀邦，说到中国的问题：“我认为主要就是缺乏正常民主生活”。胡耀邦对他说：“我的后半生就是要为建立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而奋斗。”
　　1978年6月，柳青在北京住院，让人给他找来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娜·阿利卢耶娃写的回忆录《仅仅一年》的英文版。一边看，眼泪大滴大滴顺着眼角的皱纹往下流。接着，向女儿痛斥斯大林和苏联的荒谬。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柳青就陆续读了一些有关东欧变化的书籍，他认为，东欧改革的浪潮一定会影响苏联，无论早晚，中国改革的一天也终究到来。他还读了《第三帝国的兴亡》，说：“在希特勒统治的十二年间，所有德意志民族进步作家都出国流亡或在国内销声匿迹。这说明这个民族的文学界道义水平高。”
　　柳青只活到1978年。当时华国锋主政，恢复了中国和南斯拉夫两党两国关系。南斯拉夫的理论和实践成为中国挣脱斯大林模式的一个突破口。作家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扼住了时代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