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语言中的外来词，能折射这种文化对外交流是入超还是出超。一百年间的现代汉语里，有关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的词汇，几乎全是英源词和日源词包打天下，离开这些词汇，中国人虽然不会变哑巴，但稍为复杂的思想和信息将无法表达


　　老高按：中国经济崛起，对外贸易高额出超。中国海关总署今年元月公布数字：2017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7.79万亿元人民币，贸易顺差高达2.87万亿元。川普说去年美中贸易，美国逆差高达3752亿美元，中国认为计算方式不同，这个数字过于夸大。但不管怎么说，中国向国外输出的物质产品，远远大于从国外输入，殆无疑问。
　　精神产品呢？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入超还是出超？
　　中国人，不论是精英还是大众，恐怕都承认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在中外的思想文化交流中，中国逆差巨大。说中国人提出了什么社科理论、文化成果，“风靡西方”、“举世瞩目”、“轰动美国”、“震惊欧洲”……都不过是意淫罢了。真有某项中国产品被国际媒体突出报导，恰恰说明其特殊——不是“狗咬人”的常态。中国官方也感觉到自己的“软实力”实在太“软”，于是才投入巨资搞“大外宣”，效果如何，有目共睹。
　　思想文化交流的出超和入超，目前没有可靠的量化指标。不过，还是可以从一些角度，来间接地了解。各种语言中的外来词数量和比例，就可以算是衡量思想文化交流的出超和入超的一个具体指标——虽然这方面我也并不知道有过什么样的统计和研究，但我读到段宇宏在中国《新周刊》上的一篇文章，感觉增长了知识。
　　以前我就知道，英语中各种外来词铺天盖地，主要来自西班牙语、德语、法语……来自中文的外来词也在上升，我们常见的有“fengshui”（风水）“kungfu”（功夫）“tofu”（豆腐）“ginseng”（人参）“Zen”（禅）……此外还有一些意译过去的词汇，如“paper tiger”（纸老虎）。但总的来说，不仅数量微不足道，而且主要的是中国餐饮词汇，很少与现代生活有关，更谈不上体现中国当代思想文化成果。
　　而汉语中的外来语呢？请看下面段宇宏的文章——您会吃惊！


　　如果汉语没有了英源词和日源词，中国人会变哑巴吗？

　　段宇宏，《新周刊》442期

　　罗马皇帝派大使来中国，向孔夫子下跪，请赐予文字，孔夫子正吃饭呢，一心不能二用，随手用筷子夹了几根豆芽放在大使帽子里，大使把豆芽带回罗马，就有了如今流行120多个国家的拉丁字母。
　　这当然不是真的。孔夫子去世后几百年才有罗马帝国，这是周有光老先生在他的《语文闲谈》中讲的一个沙文主义者们编造的笑话，意在讽刺文化上的无知自大。
　　每种文明都是在开放和交融中才能不断向前，创造出新的成就，语言自不例外，当今世界的主流语言找不到一个是“纯洁”的，倒是有大量已经消亡或濒临灭绝的语言相对比较“纯正”。

　　周有光。

　　中国人使用的主流语文——汉语几千年来不断吸纳外来词汇增强了自己的生命力，丰富了表达能力。跟汉族有过密切交流的异族文化都给汉语带来过外来词，从外部看，有英语、日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希腊语等语种。在内部，有蒙语、藏语、维吾尔语、满语等语种。
　　只要有交流，必然就有外来词的输入，因为新事物需要新词汇才能对应表述，这个过程不受文化高下的影响，但这种交流还有另一个重要特征：处于强势地位的文化向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输入词汇时，抽象词汇所占比重很大。
　　古代从西域和漠北、西南等民族引入的外来词，主要是向古汉语提供地名、人名、物名、官名为主的词汇。要说到古汉语外来词的“战斗机”，还数“佛源外来词”，是指通过佛教传华输入古汉语的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词汇，这个引进过程从汉朝持续到唐朝，有数百年时间，是汉语第一次大规模引入外来词。佛源外来词不仅提供了大量“人物地”方面的名词，最重要的是它向汉语输入了海量的抽象词汇，大大丰富了汉语的表达能力，也推动汉语词汇从单音节词为主向双（多）音节词方向发展，很多佛源外来词的使用已超出宗教、哲学范畴，融入中国人日常生活。
　　常见的佛源外来词有：菩萨、罗汉、阎王、涅槃、世界、因果、报应、劫难、魔鬼、觉悟、境界、普度、刹那、姻缘、智慧、轮回、三昧、忏悔。常见的佛教成语有：一尘不染、六根清净、心花怒放、天女散花。
　　汉语第二次大规模输入外来词则要等到鸦片战争以后，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民国中前期，高潮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英语和日语外来词扮演了难分伯仲的主角。这个时期引进的外来词中，日源外来词占49.16％，英源外来词占42.98％，法源外来词占3.92％，俄源外来词占 1.01％，其他语种的外来词可忽略不计。
　　第三次大规模输入外来词发生在改革开放后一直到今天，如果再细分的话，互联网兴起又是一个里程碑事件，新时期的外来词中，英源外来词拥有绝对优势，占85％，日源外来词仍然排在第二名，占11.02％。
　　现代汉语外来词，最值得说道的就是来自英源和日源外来词，关涉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的词汇，几乎全是英源词和日源词包打天下，离开这些词汇，中国人不会变哑巴，但是稍为复杂的思想和信息将无法表达，学生们无法上课，政府写不出工作报告，公务员无法写作公文。

　　1945年，杨令茀在教援华美军学汉语。清代中晚期到民国年间，随着中外交流越来越密切，汉语中涌入了大量外来词，逐渐形成了现代汉语。图/U.S. Army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历史是国人不断睁眼看世界的过程，前期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带有被动性，到了清末民初则变得相当积极主动，大规模译介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著作是汲取新文明的重要手段。翻译外来词是个很有技术含量的活儿，一个词汇的流行或衰亡，这当中有人为不可把握的规律。
　　大致来说，外来词有“音译词、意译词、借形词”几大类型。
　　沙发（sofa）、咖啡（coffee）、巴士（bus）、幽默（humor）、迪斯科（disco）、吉普（jeep）等词汇属于典型的纯音译词，通常咱们一眼能看出来，生活中常用的“休克”（shock）和“逻辑”(logic)等词，如不特别留意，容易忽略它的外来属性。
　　冰淇淋（ice-cream）、奶昔（milk shake）、因特网（internet）等词汇，一部分采用汉字意译，一部分用音译，称为半音半译外来词；有些音译词是在音译基础上加汉字注解，合成一个词，如“芭蕾舞”（ballet）、“高尔夫球”（golf）、“啤酒”（beer），其中的“舞、球、酒”都是音译时添加上去的。
　　水泥（cement）、电脑(computer)、热狗（hot dog）、软件（software）、硬件（hardware）属于典型的意译词。能把音译和意译完美结合，做到“音意兼达”的外来词十分罕见，属于巧夺天工之作，可遇而不可求，如“脱口秀”（talk show）和“绷带”（bandage）。
　　大陆和台湾对部分外来词各有自己的译法，比如大陆把“laser”叫作激光，台湾称为镭射；我们把“hacker”称为黑客，他们叫作骇客；我们把“lotto”叫作彩票，他们称为乐透；我们把“cheese”称为奶酪，他们叫作起司。
　　随着改革开放后港台流行文化的风靡，这些台式译法也大举渗入，经过一番交融，有些被我们直接搬来使用，有些词汇两种译法并用，得到大陆官方语言机构认可，收录进词典，如台湾的“维他命”（vitamin）（这说错了。“维他命”是民国时期的一种译法，台湾一直沿用，而大陆六十年代以来比较多地改称“维生素”。——老高注）跟大陆的“维生素”同列于词典中；有些词汇未得到大陆官方语言机构认可，还没有收纳进词典，但民间的使用已经如火如荼，如“圣代”（sundae）、“布丁”(pudding)、”泡芙”(puff)。台湾很常用的“杯葛”（boycott），也常被一些大陆作家用在文章当中，不少读者还误以为是古汉语词汇。
　　借形词是来自英语的字母词和日本的汉字词，来自英语的借形词我们很容易分别出来，“MTV、WTO、UFO、SOS、CT、BBS”属于全借形词，另一种英源借形词由英语字母和汉字共同构成，如“AA制、X光、卡拉OK、T恤、U盘、B超”，这些字母词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高频词汇。清末民初时输入的字母词数量较少，鲁迅的“阿Q”是独特创举；改革开放后，字母词涌入汉语的数量越来越多。到底该怎么对待字母词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要“警惕字母词侵袭汉语”，有人觉得根本不必大惊小怪，词汇的流行自有其规律。

　　现代汉语中，日源外来词是重要的一部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译介西方著作，由于文化相近的缘故，中国在清末民初大量译介日语著作，很多西方作品通过日译本进入中国，日源外来词在这种背景下大举进入现代汉语。
　　日本学者译介西方著作时不得不展开大造词运动来对应各种新概念新事物，他们创制新词通常有两大模式：“和制西语词”与“日造汉字词”。和制西语词，是日本知识分子用和文创造的新词汇。日造汉字词有两种情况：日本知识分子把近乎消亡的古汉语“死词”、“偏词”或两个单音节词赋予新义，对应西方术语将其用活，然后我们引进后变成日常用语；日本知识分子用汉字重新构造新词，对应西方术语后用活再传入中国。

　　部分从日本传入的汉语词汇。

　　清末革命党人以前把自己的反清行为称作“造反”、“起事”、“光复”，孙中山流亡日本看到当地报纸称“支那革命党首孙逸仙抵日”，顿觉眼前一亮，从此采用了“革命”一词并在党人中推广使用，国民革命时代这个词在全国得以普及。其实，“革命”出自《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但这个词已在中国人生活中消失，日本人采用此词对应英语的“revolution”并赋予现代意义，将其用活。
　　“经济”在古汉语中出现过，《宋史·王安石传》写道：“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这里是指“经世济民”的意思，泛指参与政治，治理国家。日本人用“经济”一词对应“economy”，赋予新义，传入中国成为日常用语。“人民”在古代汉语中也能寻觅身影，不过它是“人”和“民”两个单音节词，日本学人给它赋予现代含义。
　　中国知识分子曾尝试自创新词以对抗外来词汇。某些音译的西语词的确逐渐被淘汰，但在与日源外来词的角逐中，几乎全面败下阵来，日本人创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新词，简直所向披靡。日本明治时代的大启蒙家西蒙周就是个造词高手，他创制的“哲学、艺术、技术”等词汇与中国人的生活已密不可分。
　　梁启超起初坚决反对用日语新义的“革命”一词，而主张翻译成“变革”，但他本人声望再高，也斗不过时尚，只得妥协，最终他自己还写了篇文章《中国历史上的革命研究》。
　　早期国民党的知识分子较早密集关注西方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思潮，宋教仁曾用“富绅”，朱执信曾用“豪右”一词翻译过“bourgeois”（资产阶级），但都未普及；朱执信还反对用当时的日语词“绅士阀”来翻译“capitalist”（资本家）；最终还是日语词“资本家”和日语组词组合而来的“资产阶级”胜出。
　　中国人用“格物学”或“格致学”来翻译“physics”，最终却败给了日语词“物理学”。民国初年，中国知识分子曾用“德谟克拉西”翻译“democracy”，用“赛因斯”翻译“science”，即我们所熟悉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个中国人自创的音译词如昙花一现，很快被日本人创造的日语词“民主”和“科学”所代替。

　　“民主”和“科学”是日本人创造的日语词。

　　陈望道曾应戴季陶邀约，从日文版翻译了首个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伴随着这类文献的传播，中国人早期所使用的“集产主义”或“均产主义”，“集产党”或“均产党”也被日语词“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所替代。

　　另一类日源外来词存在争议。自明朝末年始，西方传教士来华活动，翻译了大量西方宗教和哲学书籍，还有少量科学著作，他们也创造了不少新汉语词，如：天主、上帝、圣父、亚当、耶稣、十诫、福音、造物主、祈祷、救世主、赞美、爱慕、受难、复活、罪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创造了“几何、人类、文学、数学”等词汇，可几百年过去，这些词在中国从未传播开来，鲜有人知，日本在译介西方著作时，同样参考了传教士翻译的汉文书籍，部分词汇直接借用传教士的成果，先在日本将其用活，然后传入中国得到普及。这些词不是日语词，但日本却有盘活与传播之功。
　　改革开放后日源词的输入数量虽然远不及英源词，但仍然位居第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高频率地使用：我们会“登录”招聘网站“求职”，每年都过“黄金周”，经常上网看“写真”和“动画”，喜欢在网上“吐槽”。
　　这些词语因为太常使用，熟极而流，我们早已忘记了它们的移民身份，被当成了自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