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是否定人的自主拥有权，由权力决定人之所有所得的制度，它使权力系统干预、侵犯、剥夺个人拥有成为合法，使公众随时可能失去正当所有。

散富于民不只有经济上的意义，民众有自主财富，社会财富散布于民间才有可能形成社会权力的制衡态势。与之相反，社会财富的超级集中与垄断，必然需要社会权力的绝对集中与垄断。

哈耶克说，控制经济就是控制生命。

控制人的所有，就控制了人的需要，就控制了人的生活命脉，控制了人的容身之所，控制人的自我空间和隐私，控制了人的生存、生产、发展空间和能力；控制经济，就控制了人的自由，控制了人的社会活动空间，社会活动能力，就能扼杀人对权利的正常要求。

共产主义（含社会主义）模式是基于公有制的对人与社会的全面控制制度。

运作这种全面控制制度的是公有权力系统。公有权力系统是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社会，或公有制社会唯一的权力系统，它的权力绝对而无限，可以决定一切、支配一切，剥夺一切，赋予一切，可以对人生杀予夺。

公有权力集团以公共的代表者身份自居，籍着共产主义事业的长期性，永恒性而自动僭取了无限期的社会管理权和社会政治权力。作为公有制的操盘者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主持者，它要捍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神圣性不容许质疑和挑战，它要垄断权力以确保共产主义道路不受威胁和颠覆。共产主义模式在社会权力、意识形态、经济三方面都必然是严格排它的，严格一元化的，公有制社会的社会政治权力，包括社会决策、管理、参与权力只能是公有权力集团的专享，是不可竞争之物；民众在共产主义模式中只是被计划，被安排，被决定者，他们的政治选择权与再选择权并不真实存在。哈耶克说，财产不可公有。更进一步地说，财产公有必然导致权力私有，导致绝对的极权体制，这是共产主义模式的必然形态。

公有权力是不受选择，不受监督，不受限制、制约和制衡的；公权力集团的最高首脑（个人或小团体）作为绝对权力的核心，拥有凌驾一切法律、规则的权力和地位，决定着法律及社会规则，并以之为公有权力的服务工具。

权力产生恶，无限制，无约束的权力导致不可思议的罪恶。

公有制是无视个人意愿，将公有权力意志强加于社会全体的制度，是必须以暴力强制实施，必须通过对人和社会的严密控制来运转的制度。强奸思维是共产主义模式的基本思维。离开对民众自由、意愿的践踏，离开对民众自主权利的剥夺，离开对民众的强迫和强制就无法运行、维持、延续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模式。公有制-共产主义模式使民众与现代人的广泛权利无缘，使他们的生存、生产、生活没有足够的独立性而必须依赖公有权力体系，必须仰公有权力之鼻息，任由公有权力折腾摆布。顺之者犬或奴，逆之者囚或亡。奴仆满圈是共产主义模式的必然景观。共产主义不可能有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容身之地。

公有权力对广大民众广泛而深入的掠夺、侵犯决定了共产主义模式是与民为敌，与万众为敌的制度模式。这样的制度模式要耗费巨大的精力来防范民众，欺骗民众，恐吓民众，戕害不顺从和反抗的民众，它没有精力、机制和能力造福民众，贡献文明。

共产主义模式的社会每一个角落都处在公有权力的森严控制之下，公有权力运行下的共产专制干涉、管制人自生至死的几乎所有环节，并钳制言论，压制思想，摆布社会经济、文化、历史，操弄媒体、舆论、教育。

共产极权垄断着社会财富，垄断着政治权力，垄断着真理与是非认定，垄断着真相和资信传播；公有权力系统控制着人的生存命脉，掌握着最简单、最致命的专制手段；它能轻易决定人的得与失，顺与逆，荣与辱，能计划生，安排死。不受任何限制的公有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让不恭者身败名裂，它可以无所顾忌地用绑架、囚禁、酷刑、摧残、凌辱、制造各种死亡来对待反抗者，即使温和的异议者也可能被设计死亡。公有权力的无法无天、令人发止可能超乎任何人的想象，它即使按需杀人，或使数千万人死亡也不会被追究责任。

公有制与共产主义模式使人们无法免于匮乏，无法免于艰辛困苦，无法免于恐惧。

共产邪恶没有底线，共产罪恶罄竹难书。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是人类的大解放，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人类的大奴役、大悲剧、大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