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邓小平还是华国锋，经济特区和改革开放都不是他们有意设计的，而是时代倒逼的结果。吴南生说得好：“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哪一个人发明的，哪一个人先提出来的，我是不赞成这个说法的，应该说，是党内、社会上甚至海外大家共同的要求。”


　　老高按：4月10日，朋友发来噩耗：前广东省委书记、深圳第一任市委书记吴南生以96岁高龄去世。今年恰逢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的改革开放40周年，吴南生的去世，将人们的视线引向经济特区创立的那段岁月。
　　去年10月，我曾在对中共党史专家阮铭的系列视频访谈节目中，专门录制了一期《经济特区：在南海边画圈的那位老人是谁？》（《历史明镜》第84期，2017年10月23日首播）。
　　“在南海边画圈”，这个典故，出自中国著名女歌手董文华的那首歌《春天的故事》：
　　一九七九年
　　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
　　画了一个圈……
　　歌中并没有点明这一位老人是谁。但第二段唱道：“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显然说的是邓小平南巡。而官方将这首歌选作12集大型电视片《邓小平》的主题曲，并由嫦娥一号卫星在太空播放，可以认定，这首“中国改革开放的代表曲”，荣获央视第二届音乐电视大赛金奖、中宣部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代表了官方认可“深圳特区首先由邓小平画圈拍板”这一说法。
　　但是，历史真相如何？是邓小平首先倡导经济特区吗？最先力主搞改革开放样板的人是谁？阮铭作为当时参与起草若干重要文章、与闻许多重大决策出台经过的知情人，在节目中，回述了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共领导层在经济特区问题上错综复杂的交锋，还原了邓小平确实作出的贡献和不应享有的荣誉。
　　阮铭告诉观众，最先向中央提出建立特区的，其实是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任仲夷——虽然当时还没有人想出“特区”这个词。1978年5月华国锋访问朝鲜回国在沈阳停留，听取辽宁省委领导的汇报，任仲夷当面向华国锋建议：对大连采取特殊政策，“建成北方经济的对外窗口”。后来被中共官方说成思想保守“凡是派”的华国锋，当时却同意了！但实施起来，阻力甚大。1980年初冬任仲夷被调到广东主政，大连的事就此搁浅。
　　阮铭还告诉观众，最先向中央建议设立深圳特区的，是当时在广东主政的习仲勋。
　　查习仲勋在文革结束后，1978年4月，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12月升任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1978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期间，习仲勋和副手杨尚昆向中央汇报广东情况，提出让中央给广东以更大自主权，允许广东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成功经验，搞出口特区。这个构想得到中央领导支持。1979年7月，中共中央（主席为华国锋）、国务院（总理为华国锋）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
　　阮铭认为：邓小平（1979年时担任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等职）在创办经济特区问题上，发出了自己支持的声音（指示特区建设要“杀出一条血路”等）、做出了一份贡献，但无论如何绝不是那个首创“画圈”的老人。
　　昨天读到独立学者、前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在FT中文网上发表的文章，从吴南生的回忆说起，专门探讨邓小平和华国锋对深圳特区建设的贡献，其看法与阮铭先生有不小差距。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吴南生、阮铭和邓聿文的看法，都很值得我们在回顾改革开放过程和反思经验教训时参考。


　　如何评价邓小平和华国锋对深圳特区建设的贡献？

　　邓聿文，FT中文网，2018年4月19日

　　深圳第一任市委书记、曾对深圳特区建立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吴南生以96岁高龄于近日去世。因为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而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他的去世引发了人们对深圳往昔那段峥嵘历史的关注和探索。
　　一位未谋面的朋友知道我是研究改革的，在微信中给我留言，大意是看了一篇公号文章，作者采访了吴南生，深圳是吴等当地人被逼着改开的，跟农村承包一样。最后批准的也是华国锋和赵紫阳，和那个划个圈的先生（邓小平）完全没有关系。真实的特区改革开放过程和媒体，以及官方宣传的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政府还有什么真实性？
　　这位朋友的留言代表了当今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和情绪。它不是简单的对和错的问题。由于官方的历史宣传存在严重的“脸谱化”和“为尊者讳”现象（近年来在这方面有所好转，一些中共历史上的反面人物也开始尝试公正评价），例如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将某些事迹或功劳说成是某个领导人所为，从而造成人们对官方历史的“天然”怀疑和不相信。这种事情在华国锋和邓小平的身上表现得很明显，民间最近几年出现了明显的“扬华抑邓”现象。如称华国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对改革开放做出了伟大贡献。
　　笔者在此无意也无力对华国锋做一个全面评价，因为有关华的文献知之甚少，然而，仅以吴南生的回忆而言，就像上面引述的这位朋友的留言一样，我认为是很偏颇，经不起事实和历史检验的。这种认知如果形成一种大众化情绪，实际上是矫枉过正，并不利于我们继往开来，也需要来一个“正本清源”。
　　吴南生对深圳建立特区过程的回忆有不同版本，就我的阅读范围，2015年刊发在《炎黄春秋》第五期，由杨继绳先生采访，吴口述的《亲历经济特区的决策过程》一文最详细。很多人也正是看了这个口述文章后改变对华印象的。但是，在我看来，尽管是华批准、同意建立深圳特区的，最多也只能说明，华不是“两个凡是”所呈现给人们的那种死守毛路线的教条主义者，他是一个相当务实的人，对改革开放做出了一定贡献。仅此而已。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华是一个很有改革开放思想的中共领导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有大贡献；更不能由此推导，如果华后来没有被免职，中国在他领导下，改革开放会取得比如今更大的成就。
　　按照吴南生的回忆，深圳特区的建立，广东省委先有这个想法，然后报请当时的中央批准同意，用文章的话说（下面引用原话）——
　　仲勋说：“写个报告给中央，（1979年）4月初中央开会，我要去，当面给中央提出来。”我（吴南生）说：“国务院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你参加吗？”他说：“我还没有做结论呢。”当时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但《刘志丹》这本书“利用小说反党”这个说法还没有做结论。他说：“我去要求做结论啊！”他去那里主要是办这个事。这个会不是邓小平而是华国锋主持的，是华国锋最后同意、赞成了广东的建议。习仲勋回来传达，都是讲的华主席，不是讲邓小平。他只讲了邓小平一句话。习仲勋说：“小平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看他对改革开放也是很积极的。”他是这样传达的。我现在写文章照样写，是华国锋主持的、同意的。
　　从上面这段话来看，习仲勋是在要求中央为他做平反“结论”的会议上把广东要办特区的事告诉了中央，而这个会正好由华国锋主持，也许邓也参加了这次会，所以华国锋就批准同意了广东的请求。
　　这当然表明华一定程度上的开明，但如果我们假定，华在这次会上没有批准同意，深圳特区的建立最多也就推迟两年而已，因为到1980年下半年后，邓小平在中共领导层事实上的权威就已经超过华。而在1979年4月之所以是华而非邓批准了广东建立经济特区的“请求”，我猜想，与他们两人当时所任职务有直接关联。华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是党和国家的“一把手”，虽然其地位和权威已受到邓、陈（云）等党内元老和胡（耀邦）等新生代的挑战，但在1979年初应该还不仅是名义上的“一把手”，而有事实上的权力，而这种举办经济特区的决定，从形式和程序上说，也需要“一把手”来批准，才显得“名正言顺”。邓则是在1977年恢复领导职务的，时任军委副主席和全国政协主席，还没有成为第二代领导人的“核心”，没有后来的权威性，又未在政府任职，因此，无论从权力还是程序上，由华批准深圳建特区，是合理和正当的。
　　华国锋是中共队伍里和中国政坛上一个公认的老实人，没有个人野心，似乎也缺乏政治人物应有的手腕，在其退出政坛后，很长一段时期他的形象被有意识地“妖魔化”。结合近年披露的华的其他史料来看，他这个人在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方面，确实不太保守，知道中国当时面临的困难，具有一定的改革和开放意识。但说他那时就有明确的改革开放思想，要把中国导向改革开放，则明显是“拔高美化”，走向另一极端。从华的从政履历和经验看，他是在文革后期被毛所赏识提拔到中央领导岗位并作为接班人培养的，此前，没有管理经济和领导一个大国的经验，从这个角度看，华是文革的“暴发户”（在此不含贬义），他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执政的合法性，都来自毛。这也可以解释他在毛去世不久粉碎“四人帮”后为什么要维护毛的遗产以及制造个人崇拜，因此，可以猜想，当华的改革开放与毛的遗产相抵触时，他会持何态度，其改革开放能够走多远。
　　邓虽然没有批准深圳特区的建立，但不能说他不同意不支持建立特区，更不能说特区建成与他完全没有关系。吴南生上述回忆中有习仲勋带回的邓的“杀出一条血路”的话，虽然只短短一句，但足以说明邓对成立特区、对改革开放的关心和重视不亚于华。事实上，现在可以确认的是，“特区”两字本身，就是邓小平提出的。
　　我的看法是，深圳特区没由邓批准，除了上面说的他不是党内一把手，也没有政府职务这个因素外，可能也与平衡陈云有关。陈是公认的党内保守派，是能够制衡邓的党内元老，陈对中国举办经济特区究竟持何态度，反对还是支持，没有找到直接印证的材料，不好下判断，但从其他人的回忆中还是能够窥见一、二的。例如，陈复出后，从来没有踏上经济特区，也反对将上海崇明岛列为特区。根据吴南生的回忆——
　　1982年北京开两省会议的时候，我和梁湘专门请陈云来深圳，他身体不好，没有来。后来，我和梁湘请过他的老秘书，我们说：“陈云同志身体不很好，你来吧，你来看一看深圳。”听说他来了，但是陈云一直没有来，不知道什么道理。习仲勋的秘书张汉清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办出口特区有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还有上海的崇明岛。崇明岛为什么没办？因为陈云不同意。
　　虽然吴南生根据自己和陈云过去的接触，觉得“他不应当是很不开放的人”，并好心地为陈云辩解“后来我才知道，是周围那帮人利用他”，但从上面这段话看，陈至少是不支持成立特区。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考虑到在1979年邓刚复出一年多，很可能邓不想在改革开放和举办特区的问题上跟陈产生正面冲突，吴南生的下述回忆有力说明了这点：
　　1982年最困难的时候，小平来到这里过年，仲夷找他汇报，他说：“不听汇报，就是休息。”1982年小平来这里为什么不让汇报，也不说话？因为中央开了两省会议，陈云同志发表了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谈话。
　　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如果因为官史的虚假或歪曲宣传，就来一个彻底否定，这同样不是一种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的严肃态度。在关于邓小平同深圳特区建立的关系问题上，我认为不应该仅仅“纠缠”于特区不是由邓批准这个事情，而应有大历史的角度。就对特区所起作用言，深圳特区的发展表明，是邓而不是其他中国领导人给了特区最大帮助。没有邓在1984年对特区的公开称赞特别是1992年的南巡，特区不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
　　当然，有人会说，那是因为邓此时已成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的“核心”，如果华拥有邓的“地位”，说不定特区会比现在发展更好。理论上自然不能假定没有这种可能性，但从两人的思想和经验表现看，华的改革和开放观念很难脱离计划体制的藩篱。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历史无法假设。当邓小平在文革复出后于1977年7月30日晚首次在工体公开亮相，8万观众给了邓雷鸣般的掌声，历史就已经给出答案，是邓而非华将最终成为历史之船的掌舵人。
　　我在这里不是要抬高邓。我明白一部分人“扬华抑邓”除了对官史的反感外，还有邓后来的因素。但在深圳特区这件事上，还原历史固有必要，“扬华抑邓”大可不必。事实上，无论邓还是华，经济特区和中国改革开放都不是他们有意设计的，而是时代倒逼的结果。在这点上，吴南生说得好，“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哪一个人发明的，哪一个人先提出来的，我是不赞成这个说法的，应该说，是党内、社会上甚至海外大家共同的要求。”
　　时至今日，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对邓和对华都一样。邓对深圳特区的建设做出了比其他领导人大得多的贡献，华对特区的早期建设也有功。其实，在特区建立问题上，有一个中国领导人是人们最不应忘的，他就是当时的副总理谷牧，用吴南生的话说，“我对谷牧同志是非常尊敬的，要说中国办特区，他是第一功臣。”
　　（作者是独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