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灭地主, 没收其土地财产的同时,  另一个要被消灭的阶级是城乡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毛泽东的“消灭民营资本，消灭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改造中，共产党宣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的阶级。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在此前提下对资本家和商人的改造中就更加重了「杀人」与「诛心」并用。

表示拥护共产党，还要你'必须'写上一份'自愿'捐献给政府的字据,则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你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则划为国家的专政对象.(但后来文革仍然没有躲过劫难.)

1949年毛请黄炎培等向民族实业家们宣传党的政策，1949年上海“解放”前，很多企业家面临重大抉择：留还是走？少数走了，多数留下来。很多人因此留在大陆。他们的想法是，我只是生意人，安分守己，他们不会把我共产的。(结果后来公私合营了抢劫了).

上海资本家被以公私合营名义逼纳献捐，不从者以查到民国初年偷漏税以破产十次的重罚，很多民族企业家不堪凌辱而跳楼自杀！在工商改造的腥风血雨中资本家、业主、商贩统统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1952 年五反，大批民族实业家被打成“不法资本家”，很多人自杀，资产被罚没。(1956年公私合营，全国民族资本被以不到1/10的价格由国家赎买，分20年付款。66年文革爆发，赎买款停付，连仅存之生计私产亦被抄没一空.) 所以企业家纷纷跳楼 .据说当年的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通常使用的问句是：“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今天又有多少商人、资本家跳楼自杀。

例一: 冠生园的创始人角冼冠生.提起上海冠生园，江浙一带乃至全国的老百姓都并不陌生，它曾是上海四大食品公司之一，其生产的糖果、点心、罐头等食品驰名中外，其月饼甚至远销东南亚地区。1952年4月21日，冼冠生就从冠生园的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当时，资本家或白天黑夜被叫去“交代问题”，或被带到私设公堂审问，强迫“交代罪行”。在腥风血雨中，资本家、业主、商贩被迫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也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有吞毒药自杀的，也有跳楼自尽的，如大名鼎鼎的冼冠生。据说，当时上海马路上无人敢 走，因为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一人，将自己压死。为什么不选择其它的死法呢？原来如果去跳黄浦江，中共见不到尸体，就会说其去了香港，而继续逼迫家属，所以只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死了心。靠著这种逼迫方法，在几年内，中共在全国全面取消了资产阶级和私有制，将商业收归共所有。可以说，“五反”实际上就是抢资本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

例二: 1952年2月8日，在从香港返回大陆的两年之后，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在重庆的家中自杀身亡。而他蹊跷的死因，或许可以追溯到一年多之前。　那时，卢作孚为了解决民生公司所面临的困境，向政府提出了公私合营的请求。而中共对此也表现出足够的善意，在新政权看来，民生公司是公私合营的一个标本，希望它的模式将成为今后大规模公私合营的一个范例。然而，当一段表面上看似融洽的关系开始以后，始料未及的变故却一一来临了。船王之死，正表现了资本家们在新时代里的不安，同时也为即将来临的一场风暴拉开了序幕。事实上，几乎与此同时，上海的一些资本家纷纷以新任上海市长陈毅戏称'空降部队'的方式告别自己的企业。'据上海从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而且，有不少资本家更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带着孩子一同自杀，更足以见这场运动之激烈和对资本家精神冲击之巨大。'在度过短暂的蜜月期后，

新政权开始与旧阶级分道扬镳。1953年，伴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出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规模改造开始了。到了1956年，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全国范围内达到高潮：原有88000余户资本主义工业，已有99%实现了所有制的改造；全国240余万私营商业户有82%实现了改造。1956年元旦，北京各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上，工商界代表乐松生向毛泽东献报喜信。同年，广东公私合营，陶铸喜不自禁说：“我们在很短时间内就把资本家的全部财产拿过来，约计全省私营工商业的资金有一亿九千多万，现在被我们拿过来了，国家发了一笔洋财。”就这样在几年内，全国所有的资本家、业主、商贩的财产便成了'毛'在烂摊子上白毛起家功劳!' 文革结束后很多工商业主们被纠错平反,所以就有人提出既然是纠了错,就应归还我们的被'巧取豪夺的财产'的要求还以公道.  结果政府接待人员居然能找出多年的文字依据,并震震有词的答道:你看这是你或你家某某亲笔所书的'自愿'捐献给政府的.上访人指出:是被你们关押,吊打所逼写的.接待人辩:如果当时打死你,你也不写,那不现在就归还给你家了!你看人家当时被打死了都没写的,不是现在还给他的子女了么.这是多么的卑鄙,无赖的答复!政府接待人员和被接待者的对话本人当时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