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主只是迄今为止比较不坏的制度，从核心来讲就是两个关键：一个是限权，就是对公权的限制。任何人、任何团体只要掌权，权利就应该受到限制，不能为所欲为。第二是民众的监督与参与。

如果接受普世价值，巨大特权利益就会丧失

文/资中筠

《中国经营报》:你作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怎样理解这三十年来中国取得的进步？

资中筠：改革三十年成绩有目共睹，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经济发展，物质丰富。我认为取得这些成绩的最主要原因是思想的解放和改革开放。其中“开放”更重要，“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也可以叫“开放改革”，因为如果闭起门来改革，则根本改革不了，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如果说有什么进步的话，是与开放分不开的，不论是被动还是自觉。这一次是自觉的开放，有了与外面世界的对比才会有痛定思痛的联系。

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表现在很多方面，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对市场经济和财产权的承认。改革开放最开始时的时候，在承不承认市场和私有经济上存在巨大的分歧。即使到现在《物权法》已经初步制定的情况下，对财产权的保护仍然有很多缺陷。因此，我认为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作为社会问题，财产权得不得到保护都是核心。

从历史上看，如何对财产权实施有效的保护也是中国多年以来的焦点。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从晚清到民国到现在，经常受到官权的侵占和打压，还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政局动荡不安，刚有繁荣即被扼杀。现在则是在曲折中进步。在私产受到法律保护的前提下，如何用具体的措施来保障财产权不受地方政府压制，就是法制的执行问题。要保障产权就要有法治，要建立法治，就要有民主，反过来，要保障民主，就要有法治，这是配套的。沿着这个脉络思考，一步步走下来，就可以看出我们改革的瓶颈在上层建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就是目前的上层建筑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从改革的角度来讲瓶颈就在于体制的改革。比如，尽管中央出台了许多很好的政策，一到具体执行层面，就难以推行下去，其中体制是一个很大的桎梏。

《中国经营报》：突破这种体制的桎梏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资中筠：体制的改革涉及到法治和民主，进而又涉及到对民主怎么看的问题。现在有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认为既然是民主就应该什么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既有平等又保证各种权利。所以只要看到民主国家一出问题就有人说：看，民主有什么好？好像民主应该是十全十美的。其实民主只是迄今为止比较不坏的制度，从核心来讲就是两个关键：一个是限权，就是对公权的限制。任何人、任何团体只要掌权，权利就应该受到限制，不能为所欲为。第二是民众的监督与参与。有了这两个核心，就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和具体方法来实现民主。美国是实行两党制，欧洲的一些国家则有很多政党，日本是一党独大，内部分派。每个国家可以有自己的国情，但他们都要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公权力是有限制的。同时权力的行使必须透明、公开，受到公众的监督与参与。

现在，决策层提出公众要有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在提法上是一大进步。这些如果真的落实了的话，不管什么形式的民主，应该是可以向前推动的。但也应该有一些具体的措施保证。我认为，落实公民的权利是一个关键。现在一般民众批评最多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贫富悬殊，一个是腐败。但这两个问题的产生还在于公权力的滥用，造成社会的不公，而不是由市场经济造成的。我们应该承认，在任何一个社会，一定的贫富差距是应该有的，否则也是一种不公平，因为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不同。但现在的贫富差距严重，很大程度是在不公平的前提下产生的，一般群众不会很清晰这种不公平的根源，于是渐渐积攒成一种怨气，这种怨气不一定发作在该发作的地方，再加以公权力的滥用，因此就发生了类似瓮安动乱这样的事情。

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社会本身具有公平的机制，现在的很多“非理性”事件就可以避免，而不是任何一个火星都可以点燃起来，成为反社会的事件。因此，我们不要一提及人权、民主、自由，就认为是西化。社会发展到现代，人的意识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在古代社会，对于不平等，每个人都认命，认为我就属于这个等级。因此，家奴也可以非常忠于自己的主人。现代人不是这样的想法。所谓的“现代性”的诉求里有一个基本要素就是要求平等。人类除了提高自己生活水平之外，还有平等的要求。现在国人的心理扭曲，有两个极端：一些暴富的和掌握某种权力的人完全不想社会公平的问题；还有一些处境不如意的人不想通过个人奋斗，而是将怨气都发在比他过得好的人，或是整个社会身上。相对比较，美国这样的国家，那些暂时生活比较困难的人就会去寻找机会，自己奋斗，而不是将怨气发在已经发达的人身上。他们承认这种差距。同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对说来，机会也比较平等（当然只是相对的），弱势的群体不至于轻易就发生极端行为。并且达成一种共识：一个人如果发财了，是他自己有本事或者是有机遇。我们社会现在没有这种共识，主要是机会并不平等。个人权利受到侵犯，得到纠正的合法渠道不通畅，人们对社会公正缺乏信心，逐渐积累不平之气，这是很危险的。

▌既得利益者必须做出让步     

《中国经营报》：除了你提及的体制因素外，中国进一步改革似乎也遇到了很多利益集团的阻挠。

资中筠：改革初期阻力在于保守思想，是思想问题。现在的问题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过于庞大，每进行一步改革，就会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如果说过去国营工厂的一些工人做出了一些牺牲，是改革进程中必须的话。现在的改革应该让那些既得利益者做出牺牲，做出让步。

但是，现今让利益集团让步的困难在于“钱”和“权”是紧密相结合的。每一个权力背后都有非凡的含金量在里面，问题由此变得异常复杂。而地方政权越是到基层，和中央的政策脱节越厉害。中央政府要依靠这些基层政府维持当地的秩序，有些人就会采取“横行乡里”的手段。而上级政府一旦干涉，惩处一些人，有些人就会摇身一变，甚至变成反政府的黑恶势力。这个问题在某些方面已经到了尾大不掉的程度。所以，现在中央政府处在了一个两难的处境，体制改革快了的话，可能出问题。改慢了，失去时机问题更严重。我看过一篇文章，一个历史学家说中国几千年来，主要的矛盾不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而是官和民的矛盾。我比较同意他的看法。

《中国经营报》：你一再提及保护财产权的重要性，但是在这方面，政府似乎缺乏足够的手段。

资中筠：保护财产权在中外发展的历史上都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最近出台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我认为是一大进步，如果真能得到贯彻，对从根本上发展贫困地区的经济、改善当地人民生活，乃至环境保护都有极大的意义。但是我关心的是，农民承包的山林财产权能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保护，会不会像过去在承包中所发生的那样，承包者经营有方，投入了成本和心血，发家致富了，立刻招来权势力量的眼红，用巧取豪夺的手段给剥夺了。如果不能杜绝此类事情发生，问题将会更糟糕。我相信主持制定这一法案的人一定会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并且已有后续的手段。我认为，在我国特定的情况下，保护承包农民的财产权的措施应该是非常强有力的，有时候应该动用公检法，甚至动用武力来捍卫这个权利。

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美国在法律上黑人很早就享有平等的权利。但在南方，白人种族主义还是长期存在，黑人实际上受到种种歧视，有些白人州长就是不执行联邦政府的法律。在美国，州政府的权利很大，甚至会把联邦政府派去监督执行黑人平等权利的代表扣押起来。1960年白人种族主义州长抵制黑白合校的判决制造“小石城”流血事件，艾森豪威尔总统曾派空降师强制执行；1962年肯尼迪政府也曾从华盛顿派军警到密西西比州，强制执行法院关于一名黑人进入州立大学的判决。这是美国政府动用国家武力捍卫法律的例子。面对某种“无法无天”的权势，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以更加强硬的手段加强执法力度，达到真正保护老百姓的权利不受侵犯的目的。

《中国经营报》：现在，各种各样的思潮在中国处于泛滥的状态，对民主，公民社会等等概念在中国也是见仁见智，个人有个人的解读，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资中筠：人们反对民主经常用的一个例子是希特勒就是被民主选上台的，因此，民主也不是万能的。我认为，这个例子难以说明问题，民主本来就不是万能的，希特勒被民主选上台更不能说明民主的不好。首先，民主不光是选举。在选举前应该有很多配套的东西，包括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的合法运用。研究德国当时的历史可以发现，其民主的基础是非常脆弱的，没有民主的传统。希特勒一上台可以把所有的民主破坏掉，把所有反对的声音都镇压下去，他是在破坏民主的基础上实行独裁的。而他为什么可以破坏民主，有很多原因。第一，当时德国的民主还是雏形，很容易夭折。第二，德国当时有非常特殊的情况，一战后的德国百废待兴，希特勒能把经济搞上去，遏制通货膨胀，赢得了民众的拥护。还有，德国极端民族主义里包含群众性的“反犹”情绪，这样大规模的反犹，如果没有群众基础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屠杀犹太人，当时很多德国人都有责任。因此，把希特勒作为民主的负面教材是绝对错误的。

至于在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现在也有所抬头，我认为这个浪潮很不理性。在我们国家，只要给你扣一个汉奸帽子，就很难进行冷静的、正常的辩论。如果对这些倾向不用理性加以克制，也会爆发非常可怕的东西。我们一向鼓动爱国主义。但是等到情绪化超出了理性的范围，所谓“爱国主义”就变成了双刃剑，某一个涉外事件到群情激昂时，政府再想做必要的合乎国家利益的妥协，就要被攻击为“卖国政府”了。

归根结底，我们的社会缺乏公民教育，甚至基本上没有公民教育。联系到“范跑跑”事件。我看了他的自述，觉得是很可信的。他所受的是非常不完整的教育，自幼失教，本来正常的家长、师长应该教育的一些做人的道理，他从来没有受到过。但他又很聪明，当时鹤立鸡群，又考上了北大，生吞活剥的念了很多他所谓的“自由主义”的书。对自由主义有了一个不完整，扭曲的理解。再加上他的自负，所以他自以为其在地震中做的非常对，因为是按照“自由主义”的原则来做的。而且还有不少人支持他的说法，这恰恰说明了中国公民教育的缺乏。如果你是完整的理解自由主义，有过完整的公民教育，从小每一个人都会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他的行为规范是什么样子，他有不容侵犯的权利，他也有必须履行的义务。比如在欧美国家，“范跑跑”的问题是不用讨论的，是非是非常清楚的，没有人认为一个老师可以在灾难中放下学生自己跑掉。而在中国，却有很多人拥护他。这个说明我们对这些问题是不清楚的，也对公民义务不清楚。之所以在社会上有这种现象，还有一个原因是对长期以来的唱高调、“假大空”的教育的逆反心理。人们对“伪君子”反感，于是就觉得“真小人”更好些，却不想去做“真君子”。有一位已经故去的老人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印象很深。他说，我们的教育是颠倒过来的。在小学甚至幼儿园，就被要求“放眼世界，心怀祖国”，到了开始工作，才要学说“谢谢，对不起”，学会尊敬他人。

▌教育制度沉疴已久     

中国经营报》：中国的教育现在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这应该是中国发展的另外一层障碍。

资中筠：问题最终还是出现在我们的教育上，从小我们就教孩子说“假话”，告诉他该说的说，而不是按自己想的说。这样如何奠定诚信社会的基础？在激烈竞争中缺乏团队精神。相反，美国是个人主义的，但特别强调团队精神。他们对我们的“三好学生”的评选感到特别奇怪。因为他们认为孩子特长不一样，是互补的，可以相互学习，没有谁会是全面的。

除此之外，这样的教育又使我们缺乏创新精神，我们模仿力量很强，但很少创新。我听说温总理曾经找教育界的人座谈，想了解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富有创新精神的人。而我觉得创新精神不是像现在这样到了大学后，把你放在数学系或物理系去学习创新，而是从小就开始顺应天性，发挥想象力，自己琢磨各种各样的事情。像我们现在这种从幼儿园起就以升学率为导向的教育决培养不出创新人才，而且也会使师资退化。

现在看来，我们的教育制度不从根本上改是不行的，但是好像我们的教改是越来越糟，每一次教改都在走下坡路。我是清华毕业的，念的是清华的文科，从我之后再下一届毕业的就算是北大了。我记得第一次教改就是院系调整，把清华的文科都取消了。清华受到了很严重的摧残。因为，每一个学校都有自己的传统，像清华的文科和社会科学当时是非常强的，并到北大之后，反而是一种削弱。全国都是如此。此后是不断的教改，到了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更是改的一塌糊涂。1977年恢复高考是往好里改，功德无量。但是以后又折腾，前一段时期的大学合并又是一次破坏。没完没了的教改，没完没了的评估，大学校长和大学教授以填表为业。而校园越来越大，大楼越来越辉煌，这样的教育体制显然难以承载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经营报》：如果例举几个中国未来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你认为有哪些？

资中筠：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放开言论。很多事情在舆论的监督下，还是可以起作用的。如果在立法方面，可以给舆论监督以足够的支持，比如任何人不得干涉媒体的报道，保护记者的安全和采访自由。各级的执政者就会有所畏惧，这将使上一级的领导耳目更为清晰。

此外，加强对教育的投入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在建国前，一个县的县长为了自己的政绩也要建一所好的学校，要下工夫请好的先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基础教育似乎在中国不算“政绩”了，在传统的农村中，教师是当地受尊重的人，现在完全没有地位，物质待遇也最低。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要提高基层老师的待遇和想办法留住基层的老师。至少一个镇的重点的学校应该有几个比较好的老师，他们要受到尊重，待遇也要比其他人好一点，至少要相当于某一级的公务员的待遇。有了这样的气氛，你才能讲基础教育问题。

《中国经营报》：中国可以从西方学到什么？     

资中筠：就是温总理承认的普世价值的东西。虽然是普世价值，但是自西方先实现。我们也不要说借鉴，我们就是应该这样做，这是我们的需要。是我们为自己要民主，不是为了赶时髦，学西方。但是西方已经形成的各种制度的利弊，可以拿来看一看。哪些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哪些是学不来的。我觉得首先应该可以做到的，是放开和保护言论自由，当然会有一定的、合理的法律界限。有些人以为媒体一报道，就会煽动群众造反，实际上是不会的。恰恰相反，如果是透明的，群众就不会造反了。

资中筠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所前所长。博士生导师，湖南耒阳人，1951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早期从事民间外交及国际组织的工作，“文革”前曾出访三十余国。改革开放后从事学术研究，专业为国际关系，重点研究美国。曾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任客座研究员各一学年，并曾应邀在美国各地十几家大学作学术讲座。专著、合著与主编有《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美台关系四十年》、《架起理解的新桥梁》、《国际政治理论在中国的探索》、《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

▌链接：资中筠的“出世与入世”

1947年，年仅17岁的资中筠考入燕京大学，一年后，倔强的她放弃燕京大学的奖学金，转考倾慕已久的清华大学，进入清华二年级英语专业。彼时的清华园，“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左图右史”，大师云集。钱钟书、杨绛、雷海宗……资中筠正好赶上了这些文史界“国宝级”人物在清华园的最后一段粉壁人生。资中筠曾回忆道，“当时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并没有受教于大师的“特殊感觉”，但也许正是在这种繁荣文化氛围中的轻松徜徉逐步塑造了一个受中西文化浇灌的有良知的灵魂。

然而，和谐自由的文化氛围却是那样的短暂，很快到来的院系调整打断了清华的文科传统，紧接着的思想改造运动将政治的“重轭”逐渐收紧，文化大家们日渐噤声。“我这一代人中国人于内忧外患之中经历了种种民族悲喜剧和荒诞剧。”资中筠的涉世之初即是伴随着“三反”“五反”与金融家父亲不断地划清“界限”开始的。

1951年，资中筠毕业后分配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1953年调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随后被调到维也纳。那是国际上“冷战”方酣，国内政治被提到前所未有高度的年代，而特殊的职业位置又使得这种政治张力被放大，个人少有自由选择的机会，即使一些个人兴趣也受到制约。资中筠少喜音律，高中毕业时还开过一个独奏音乐会，然而，严守组织纪律的她在音乐之都维也纳的那几年，却很少沉浸在音乐的世界。但也正是在那个时候，资中筠结识了陈乐民先生（社科院欧洲所原所长），相似的经历，故国万里，共同的“使命感”使两个年轻人最终走到了一起。

从那时起，这对学者夫妻携手“冷眼向洋”半个多世纪，看的是世界，“想的是中国”，希望从东西方文明的参照之中，更好的了解自己。但他们最初对西方的认识是走马观花似的，“自己发表一些东西都是属于犯纪律的，连工作以外做一些笔记好像也不是该做的事情”。

1959年资中筠回国后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翻译。但“文革”爆发后，资中筠全家被下放到河南干校，直到两年后，中美关系发生变化，急需外事人才，夫妻二人才被调回来工作。资中筠亲证了中美建交前后多次重要的外交活动。现在看来，这些经历和零零碎碎的观察和思考为其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主持社科院美国所的工作做了很好的准备。

更重要的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思想上的解放。1979年以后，资中筠多次出国考察，在逐步宽松的氛围中，早年的国外经历也开始成为“反刍”的资料，在不知不觉中构建着她对中西方间的整体认识。

1991年底，资中筠坚决辞去了美国所所长的工作，因为在所长的岗位上，“不是行政上的不自由，而是你必须说你不想说的话。”她注定不是一个喜鹊登枝式的人物，“后半生经过否定之否定”，一颗知识分子的自由灵魂逐步在她的身体里苏醒。这时，“出世”就成为一种维持人格独立的唯一退路。

然而，本意“出世”的资中筠，所关注的却越来越“入世”了，“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这片土地的一草一木、人事天命，总不能释怀。”什么才是本民族历史行进的基因密码？近年来，资中筠对历史越加情有独钟，客厅之内，“邺架巍巍”，大多是历史书籍。

俯仰古今之间，加之东西观照的视野，资中筠已经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了“五四”老一辈知识分子继承者的位置，信奉对传统的抽象继承，坚信普世价值不是某一文化的特有产物。而她对这些理念的阐发，又是通过对当前中国最尖锐的种种社会问题的发言来实现，充满着对民族前途的忧思。呜呼！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