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系列（二）

  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我了解甚少，只知道现在经济和政治状况都不怎么样。下面有位旅居捷克的华人作家描述了他乘车前往乌克兰的旅途，多少能让我长点见识。

道路

到基辅去（三）

  列车穿过斯洛伐克的整个过程是在下半夜。期间迷迷糊糊地被叫醒过几次，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边防人员、海关人员似乎对自己的工作都不太认真，一副马马乎乎无所谓的样子。似乎他们还是一个国家，进关出关、出境入境就是那么一回事。看看旅行证件，问问有没有要申报的，根本就不翻看检查，一两分钟草草了事。这种检查倒是不影响睡眠，权当半夜醒来喝口水，马上可以接着入睡。

  第二天睡足起床，天已经大亮了。感觉车好像已经停了很长时间。打开车窗，外面的温度比斯洛伐克又暖和了许多。几个车厢的列车员在车下扎成堆聊天，一副短时间内走不了的架势。列车很奇怪地停在一个两旁立着许多很大的四方型铁柱子的路段上。正待下车询问，却被列车员很严肃地劝止了。看着那钢铁柱子的列阵加上列车员严肃的神态，真怀疑列车是不是与恐怖活动扯上了什么关系。正疑惑间，从车下断断续续传来了马达旋转声、钢铁工具的嗑击声、电动设备旋转声……原来列车在换车轮。那许多很大的方柱子原来是一个个用来抬起整个车厢的起重机。据说，当年老沙皇为了防备西方的侵略者入侵俄罗斯后能够就地利用俄罗斯的铁路运送人员、物资，特别命令把俄罗斯的铁路加宽。从那时起凡是进入俄罗斯边境的火车，必须在边关换成宽轨的车轮，反之则换成窄轨的。来回往返地换轮子无端地白白浪费许多宝贵的时间。

  我从乌克兰回来时专门做了统计，换一次车轮至少要延误列车一个小时，如果把所有进出俄罗斯列车里的乘客全部计算在一起，不知道一年下来损失的时间会是怎样一个天文数字。要知道，坐在车上的大多是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的人群，应该比俄罗斯的平均全员劳动生产率高出很多。这是对社会劳动力资源的多么大浪费啊！另一方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无论严冬酷暑都要露天工作，工人们也真够辛苦的；再说车轮这样换来换去的对于列车和轮子以及他们的装配肯定没有好处，只能增加危险。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弊端竟然跨越了新的世纪！铺设这种宽轨铁路和建造马其顿防线一样，不仅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反倒给自己和别人带来种种麻烦，授人以笑柄。甚至成为闭关锁国、落后顽固的典范，成为社会学中思想僵化的一个反面例证。唯一可以让换车轮得以解脱的是，对于正在恢复经济的乌克兰，至少还有多保 留几个工作位置的好处。

  不知不觉间，窗下来了衣衫不整的母子三人。小男孩约四、五岁，穿着一身很旧又不洁净的小西服外套，里面是比较旧的棉衣。脚下一双看不清颜色和款式的鞋，短头发。灰兰色玛瑙般的眼睛里面充满了凄苦和无助。女孩大几岁，亚麻色的长头发有点乱。一方三角巾遮住她的头和脸的大部分，露出来的部分脸色略显苍白，棕黑色的眼睛游移不定，里面的表情比弟弟复杂得多，时常有一丝逼人的光芒从麻木的眼神底下闪过。就是这样的两个孩子向我伸出了双手……此时母亲侧身对着孩子，像一个观众，不朝我看一眼。

  我受不了孩子们那企求的眼神和喃喃地、听不懂的哀求声，折回铺房，把小桌上没有动过的火腿、苹果、面包等不多的食物一起捧到窗口。母亲大概怕食物掉在地上才慌忙赶过来，双手牵起颜色模糊的裙子成簸箕状。这时我才看清她的轮廓：和女儿同样略显苍白的脸上长着端正的五官，一双灰蓝色的眼睛没有情感、没有欲望，正如此时的天空，平淡而空洞。是一种经历了多重苦难之后的淡然与无所谓的样子。男孩子先挑了火腿，女孩见母亲没有反对，想伸手拿橘子，但被妈妈用目光制止了，只好委屈的含着泪吃一片面包。母亲怔了一刻，随即在旁边一个可以拆卸的火车轮子上用力把一个苹果嗑成两半分给孩子们。其间有一小块掉到地上，她立刻捡起来，吹一吹放进嘴里。我心里发紧，不忍心再看，转身回到包房里。当我再出现在窗口的时候，下面已经聚集了好几个孩子，嘴里用捷克语混杂着俄语喊着：“求求你，我饿了！”一位黑头发的吉普塞女人抱着一个很小的孩子站在后面，象个看热闹的。当孩子们知道我已经没有食物以后，就开始要美金、要“克朗”、（捷克或斯洛伐克货币）要“赫利温”（乌克兰货币）。没有办法，我只好再次离开窗口。

  类似的情况多年以前在国内遇到过。记得是七十年代中期去沂蒙山出差，我要去的地方还不通汽车，只好租自行车赶路。中间，我在一家乡村小饭店吃饭，刚一落座，还没上菜就有四、五个人进来表情不自然地站在一旁。开始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站在周围，后来他们躲闪的眼神和自卑的神情才告诉我他们是在等着吃剩饭。看着那几双盯着我吃饭的眼神——那种像铁锚一样深深扎进饭菜里便再也不能游离的眼神，我的饥饿感一下就消失了。第二天，当我办完差事回来再次到小店时，大概先前看到我剩的菜很多，厨师特意把我叫到厨房里面吃，还免费给我一碗“汤”（加些酱油和葱花的热水）。我正为能躲开被很多人注视着吃饭的窘境高兴，没想到进屋后，面对我坐着的是厨师的弟弟和妹妹——同样都有一双铁锚般眼神的孩子。经过二十几年的变革之后，中国从那时封闭的计划经济的“宽轨”慢慢地改变成与世界相通行的市场经济轨道。如今改换了道路的中国人正在逐渐摆脱贫困和苦难，开始走向富裕和快乐。而已经改制十年的乌克兰女人和孩子们却仍然在铁路边向列车上过路的乘客伸出乞讨的手。乌克兰自然资源富足、地理位置优越、人民勤劳。这个国家需要的只是正确的道路。遥望前面不远处，宽宽的铁轨分成两叉。便想：肯定其中的一条到基辅会近一些。

过关

到基辅去（四）

  在列车调换车轮的同时，斯洛伐克与乌克兰的边防和海关人员开始上车工作了。于是本来换车轮无端耽误的时间似乎就有了一些事做，让大家对于浪费时间所带来的沮丧便得到一点心理的补偿。边防官员的伙食一定不赖，他个子中等，黑胖胖的。但是怎样看都像根软软的面条。如同在北京许多派出所里见到被捉住的胡同里的二流子一样：背有点驼、头和小腹却略向前探，胳膊毫无矜持的荡在肩膀上，很放松。时而会把双手插进裤兜里，说话、看人都是一副漫不经心的高傲样子，时不时还颤几下腿脚。

  边防官员看了我的护照，似乎对于他们自己国家驻捷克大使馆的证章不太确定，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乌克兰语转身就走。我连忙制止他。因为按照经验，外出旅行的人是不能和旅行证件分开的。边防检查官似乎没有明白我的意思，用略带惊疑的目光看着我。我用蹩脚的英语向他解释，显然他没有明白。再用差不多同样蹩脚的捷克语解释，好像还是没有完全懂。于是，只好轮换着用两种根本不搭界的语言单词慢慢地、耐心地、反复地跟他讲，并打着手势向他解释。最后，我终于明白了：他老兄的英语和捷克语比我还要糟糕。当他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后，向我敬了一个右手按心脏的阿拉伯式的礼，表示我可以放心，随后公事公办地一笑，匆匆下车走了。

  海关的关员是个四十多岁的矮个子中年男人。黑头发，额头上的皱纹很粗犷、很深沉的样子。远远的，你就能感到他那种可以决定一些什么的气势。究竟是做海关工作的，英语、捷克语都可以交流。他先例行公事般的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有没有手提电脑、照相机、贵重金属和外汇。随后问还有什么东西要说明。我告诉他，还有二十几件服装样品代给乌克兰的同事。他说要看看。提包里的样品的确每种只有一件，每件上都有样品卡，还有几件为了取色样被剪下了十厘米直径的大圆洞。他拿起一件女睡衣看了看说：“一件这样质量睡衣只值两块五美圆吗？”随后狡黠地朝我笑。

   看来碰见麻烦了，明摆着这是要“过路钱”。样品卡上的价格是给超级市场提供的供货价格，不可能有虚假，所以我胸有成竹地说：“对，只有那么多。”他稍一侧头，表示感兴趣愿意继续听下去并随时准备戳穿我的谎言的样子。于是我算给他听：“在中国，一公斤棉纱差不多两美圆，织布、染色再做成衣服包装好差不多要三美圆。而一公斤棉纱最后可以做二点五件这样的睡衣，所以我们每件可以卖两块五美圆。”他快速的眨眨眼睛反驳道：“你算得不对！还有半件衣服多出来！”一副抓住狐狸尾巴的快乐样子。他使用外语边理解边计算，又很快找到问题，看来智商不差。我淡然一笑回答他：“对呀，那就是我们的利润。”他噎了一下，有些窘。咳嗽两声调节一下，恢复了先前的口气，不容商量地说：你还是得报关上税。早听说乌克兰的警察、海关等执法人员有普遍腐败的坏名声，尽管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准备”，但是觉得这位官员并不可恶，就想和他理论理论，解解闷儿：“全世界几乎都有相同的规定，少量的样品是不需要报关缴税的。”

  “这里是乌克兰！”他有些生气。

  “乌克兰规定少量样品也必须报关缴税吗?”我有意激他。

  “你怎么能证明这些货物是样品呢？”他着重“货物”一词。

  我找出两件被剪了大洞的衣服给他看：“像这样的难道还是货物吗？它们只能是样品。”他指着其他衣服说：“这些你拿到基辅，往摊上一挂就可以卖到二十赫利温（五美元）。”

  “你认为这几件衣服比我的卧铺车票值钱吗？”

  “那是你的事。”

  “请问，这些有洞的衣服可以算作样品吗？”

  “可以。”

  “您如果允许，我可以马上做到。”说着我就用水果刀在没有洞的衣服上割。心想反正样品不怕有洞。省下关税倒在其次，倒是要看看这位乌克兰关员还有什么招法。“这太可惜了！”他赶忙制止我。

  “我要证实它们是样品，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证实我的诚实。”

  “我已经相信了。你与其破坏它，可不可以送给我一件？”

  “不行，这是样品。”

  他在两件相同款式但不同颜色的睡衣中拿出一件没有洞的说：“这一件可以吗？”为了不把事情搞僵，只好答应他。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工资很低，又有孩子。说着竟然有些脸红。这倒让我不好意思起来。想给他个水果什么的缓解一下尴尬，转身后一想，食物都给了那母子几人了。只好抓起那件衣服塞给他。

  “我还要工作，衣服先放在这儿，等会儿来拿。”说完他给我的报关单上盖了章，急忙走了。直到列车启动前一刻，边防官员才随着一声蹩脚的OK！把我的护照递给我。而那位税务官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露面。尽管他利用职务之便向我索要东西，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不是一个很坏的人。至少还是一个会红脸、有羞耻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