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边

新 村

   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喧嚣了一二十天，就渐渐地平静了下来。除了街道上扒牌坊、烧石头的农民外，县城里人们的生活又恢复了正常。该上班的照常上班，该上学的继续上学。

   我们却没有学可上了。新的一年级已经进校了，我们却无法离校。因为文革一开始，中学就停止了招生，现在我们应该是七年级了。谁也不知道这七年级的课应该怎么上。因此，不少同学就联系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我的一位姓朱的同学告诉我，他在时楼新村认识人，可以到那里去。于是，我们俩就找到老师开了个介绍信，一块到时楼新村劳动去了。

   新村，我不知道外地有没有，反正它在我们单县已经有了两三年的历史了。它类似于后来的知青点或者兵团，但又不完全相同。它是六三年或者是六四年城市青年下乡的产物。

   单县县城虽然不大，但也有两三万非农业人口。由于当地根本就没有什么工业，商业网点也很少，青年人就业就成了一个难题。可能是六三年或者是六四年，县里在农村建了四个新村，安排了一批城市青年到新村去就业。

   这四个新村分布在县城的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方向：东南是杨楼新村，东北是时楼新村，西南是高老家新村，西北是黄寺新村。离县城最近的是黄寺新村，有二十多里地；最远的是高老家新村，离县城有六十多里地。我要去的时楼新村离县城有四十里地。

   我和我的同学背着背包步行了一天，终于在下午天黑以前来到了时楼新村。

   这是一个有着几百亩地的小农场。周围用杨树和灌木圈了起来。中间有几排平房和一个很大的场院。场长接待了我们，他欢迎我们来参加劳动，并说为了表示对我们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一点感谢，决定每天给我们补助二斤红薯。然后安排我们到一个大房间里住下。这个大房间里用干草和席子铺上了地铺，住着十几个和我们一样从各个学校里来的参加劳动的中小学生。

   知青们（就算是知青吧，其实他们中间也有不少从没有上过学的城市青年。）住的是集体宿舍，每五六个人住一个房间。吃饭是在新村的食堂里，但要自己买饭票；干活是由场长安排集体劳动。他们干活也是记工分，这一点与农村的其他社员没有什么区别。不同的是他们好象是也发工资，但钱不多，也就是能买个牙膏、毛巾等日用品什么的。

   至于他们是不是自愿到这里来落户的，我当时没有问。不过当时看起来他们都还能安分守己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看不出有什么抵触情绪。想想也是，就凭单县县城那时的经济发展情况，即使在县城，也很难找到工作，倒不如到新村来落户，起码有个干活、吃饭的地方。更何况当时正是豫剧《朝阳沟》唱遍全中国的时候，那时的年轻人，男的个个都想当栓宝，女的人人都想做银环，青年人到新村这种年轻人成堆的地方去，应该还算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时楼新村的正式名称是“单县时楼公社良种繁育场”。主要是培育植物良种和动物良种。他们培育的植物良种是什么，因为我在那里的时间太短，搞不清楚，但动物良种，倒是见识了。所谓的动物良种，就是种猪、种牛、种马等。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养的那头种牛，足足有两米多高，站在那里比一般的牛要高出一半来。经常有附近的农民牵着自己队里的母牛来配种。那些母牛站在那头种牛旁边就象小牛犊一样。由于怕种牛把小母牛压坏了，他们专门用木头做了一个架子，配种时让母牛站在架子里，种牛则趴在架子上。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懂得了配种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学生其实也干不了什么农活。也就是帮着他们拾拾棉花、掰掰棒子，干点力所能及的轻活。最令人神往的是晚上跟着知青们去巡逻。新村是个良种繁育场，他们所种的庄稼肯定比周围农村生产队里的好。加上新村其实上占用的是周围生产队的地，农民们对新村实际上是相当仇恨的，经常有周围的农民趁夜间来偷东西，因此，夜间巡逻是必不可少的。巡逻的时候，我们两三个学生，拿着手电筒、棍子，跟着两个知青，一边说着笑着，有时还大声喊上几嗓子，或者唱上几句，一边围着新村的防护林带慢慢地走。周围安静极了，只听得见夜风吹得杨树上的树叶“哗啦、哗啦”地响。我这时才知道，农村的夜晚，并不都是一片黑暗。在夜色中能够看见地上白色的道路、路旁黑乎乎的庄稼，以及远处黑色的防护林的轮廓。走累了，就在路旁的庄稼地里掰几个棒子，或者挖出一把花生，点上火烧着吃。吃饱了，再走一段，天也就亮了。就这样，我跟着巡逻了几次，一个小偷也没有遇到。其实，就是真有小偷，就我们这么大的动静，也把他们吓得藏起来了。

   文革的影响，在这偏远的新村里，也能够看得出来。新村宿舍的墙上，贴着几张四类分子家庭出身的知青的认罪书，还有几张批判他们的大字报。大字报的语言，也是文革式的：“XXX必须与其反动家庭划清界限！”，“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但是并没有看见他们召开批斗会什么的。据一些知青说，批斗会是开过，但那都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时间一长，我也认识了几个四类分子家庭出身的知青，他们看上去和其他知青没什么区别，和其他知青一样干活、吃饭、睡觉，只不过话少了一些，活干得更多了一些，也没有看到有谁故意歧视他们，折磨他们。毕竟这是天高皇帝远的新村啊。

   我们总共在新村劳动了十几天，天气渐凉以后，就回城了。但是，这次短短的新村经历，却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不仅因为这次经历是我第一次长时间离开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还因为五年后，我也走上了知青的道路，尝遍了他们所经历的苦辣酸甜。

   回到县城不久，造反派就起来了，单县也就真的乱了起来。我们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小学生，全都卷入到了造反的潮流中去了。这期间，也见到了几个时楼新村回来的知青，他们也是趁乱跑回家来的。后来，当造反的潮流消退以后，新村的知青却又作为一支新的力量在县城闹了起来。他们的口号是，反迫害，要回城。当然，他们的要求在当时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不过到了七十年代初，当我们自己也加入到知青的行列里去的时候，这些新村的知青，还真的全部回城安排工作了。

   首发时间：2005-7-13 7:01:09

   这篇文章原是《文革忆旧》系列中的一篇，后来感到与该系列的主题不太相符，就把它移了出来。作为一篇单独成篇的文章，可能还能看出点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