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夫：修宪案反对票、弃权票是怎么来的？

13届人大一次会议3月11日下午经投票表决，以2958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了中国宪法修正案。海内外有太多人为这六张非赞成票点赞，甚至将其称为“新戊戌六君子”！但是，且慢！谁能确定这几张反对票和弃权票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中国式表决那些事儿

在特色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表决方式从不计票数的简单鼓掌通过，到统计票数的原始举手、电子表决器、票箱投票等方式都曾采用过。而在中共建政前后，面对国人大比例不识字状况，甚至还曾采用过延安时期农民发明的“豆选法”。

显然，举手表决这种原始方式完全没有私密性可言，担心打击报复者就难免忌惮不举手公开自己的反对立场，人大代表也因此曾被讽刺为“举手机器”。

采用秘密填票、票箱投票方式，理论上，能够做到完全匿名，是代表们最不惧表达异议和反对立场的方式。本次人大审议修宪案，涉及废除国家元首任期限制等重大修改，根据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的规定，修宪案表决采用更慎重合理的无记名投票方式，且设有秘密填票处。

至于电子表决器，技术上完全可以做到无迹可寻的匿名投票。全国人大自1990年开始引入电子表决器，即通过按钮投票。为打消代表们的顾虑，有关领导曾专门安排表决器总设计师接受记者采访，他说：“我可以负责地向全国11亿人民保证：谁也不能从这套系统里查出谁投的是什么票。”

不过，蹊跷的是，法学泰斗江平在2010年出版的《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一书中却有爆料称："我也曾听过人大常委会主管人员的内部说法。他说，这个表决器设计的时候是按照能够查出来（投票人）的思路设计的，如果谁不表决，是能够查出来的。"

他还举了一个实例。使用电子表决器后，发现每次投票，总有一张反对票，哪怕是很一般的、没有什么争议的问题，也会有一个人反对。会务组觉得很蹊跷，就上报给全国人大领导。领导决定查一查。最后查出来了，是廖承志的儿子廖晖（国务院侨办主任）每次都投反对票，后来他也承认了。廖晖说，他就是想知道这个表决器，是不是真的能反映他的意见。

但是，投反对票毕竟是代表们的权利，查出来也不能怎么样。问题的关键在于，既然选择匿名投票，首先就不该去查；而更糟糕的是，此事证明了当年的电子表决器并没有匿名性可言！而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代表们有充分理由担心，公开提出异议或投反对票可能遭到打击报复。尽管在一些民主国家，议会表决是公开记录在案的，发表不同意见和投反对票，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权利和责任。

毛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中共当年大规模操控反对票的实例

1969年4月，正值文革高潮期间，中共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两次召集主席团部分成员谈选举问题。他提到党内“反对派”或“对立面”问题，点了10个人的名字：陈云、朱德、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邓子 恢、张鼎丞。毛称这些人“功劳也有，错误也不少，检查甚多，但别人不满意，我看算了，够了，看行动了。”

其中，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聂荣臻、 徐向前、叶剑英，都是“二月逆流”参与者，但“二月逆流”主要代表人物谭震林则早被打成“叛徒”，无缘“九大”；至于朱德、陈云等人，则被说成是一贯 “右倾”的“机会主义分子”。毛主张把这些人作为“对立面”选进九届中央委员会。他说：“不把这几个犯错误的老同志选进去不好。 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你反你的嘛！”这时，许世友忿忿不平地说：“反一两年可以，反几十年怎么行！不过，我们坚决听主席的，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康生也说：“昨天中央机关组还叫朱德同志写书面检讨。”毛泽东说：“算了。我们看他们，他们也看我们。开‘七大’时，王明、张闻天他们就不相信我们，以为非把他们打倒不可，结果，选了他们，还是犯错误。但是，如果不选他们，可能坏得更快。他们不改怎么办？地球还不是照样转！”

但是，把这些“对立面”选进中央，是有条件的。根据毛的指示，主席团秘书处作出规定：既要保证这10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票太高。据称，这样才能使这些人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为此，各代表团领受任务：要把投或不投这10名“对立面”票的代表人选，落实到“人头”！代表们明确了自己的投票“任务”后，必须以党性保证，按上面的要求投票。各代表团不敢马虎，各团领导亲自动员、布置，有的甚至作了演练。大会秘书处还不放心，于选举前一天晚间，又以大组为单位进行了预选，方才对结果感到满意。

4月24日下午，9大进行正式选举。到会代表1510人，仅有2人请假。大会主席团提名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全部当选。毛泽东以全票当选，这不在话下。林彪获1508票，有权威人士透露，为表示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他和妻子叶群给自己投了反对票。周恩来获1509票，凭周的世故，估计也是没选自己。而10名“对立面”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旨当选，且票数都比较难看：朱德809票，陈云815票，李富春886票，陈毅867票，徐向前808票，聂荣臻838票，叶剑英821票，邓子恢827票，李先念922票，张鼎丞1099票。中共最高层大规模操控投票结果到这个份上，可谓叹为观止！简直令人无语。

13届人大修宪表决值得玩味之处

此次修宪案投票表决，有2958票赞成，２票反对，３票弃权，１张无效票，另有16人缺席。缺席者偏多，据报道，是因为部分香港区人大代表当天请假，返港参加立法会补选投票。

而BBC的一篇报道中有人猜测：那零星的弃权和反对票是来自高干或权贵子弟，背景比较硬，不怕被秋后算账。这种可能性固然不能排除，但同样也无法确证。

按常理，无论中共的宣传、控制手段多么“闻名遐迩”，人大代表们多么俯首帖耳、噤若寒蝉，有那么几位“不怕死”的代表，敢于投出反对票或弃权票，应属正常。然而，在特色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常理反而不见得合时宜！全票通过这种不可思议、不合常理的结果，反而不令人奇怪。

但中共高层毕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者，他们也该清楚，对备受外界非议的宪法修正案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假如还是全票通过，反而显得不那么真实，难免引发外界更多议论。从这个逻辑出发，顶层领导们也就有理由宁愿看到几张反对票和弃权票！如此这般，反而更自然，尤其可显示代表们尚有表达反对意愿和行使法定权利的自由。

而另一方面，有鉴于代表们享誉世界的高度顺从声誉，如果不加人为干预，修宪表决全票通过，理应是大概率事件！这颇有点讽刺意味：代表们过于听话了，也不是什么完美的好事。

但中共九大操控投票结果的事，毕竟发生在半个世纪前无法无天的文革期间，在一直宣示“依法治国”的今天，即使曾发生辽宁、衡阳等省、市级人大选举大规模贿选案，在最高规格的国家级表决和票选中，那种大规模操控投票的事情，有理由认为不便、不会重演。那么，该怎么办才稳妥呢？

不难想象，假如需要确保有数量极少的几张反对和弃权票，倒不是什么难事。完全不需要下面各代表团做什么，主席团内负责具体工作的（如秘书处）一些代表就可以做到！这种极小范围的事情，外界很难有证据证明有或没有。而逻辑推理永远不等于事实，也就不可能有确定结论，能回答究竟发生过什么，而只能是一种可能性。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有这类人为操作的同时，又确实出现个别大胆的代表不投赞成票呢？很显然，果真如此，人们应该会看到更多反对票和弃权票！而实际结果包括废票也只有区区6张，这意味着两种情况并没有同时发生。

最后，高层也没有理由完全不担忧出现当年江泽民时代的尴尬。2003年，10届人大表决江核心留任军委主席，他得到高达98张反对票，122张弃权票。而在人大历史上，反对票比较高的记录还包括：1989年，七届全国人大表决国务院提出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权议案，反对票加弃权票高达1079票。1997年，八届人大五次会议表决最高检报告，反对票加弃权票达到创纪录的1099票，占40.4％。2013年，12届人大表决最高法和最高检工作报告，反对票数分别为605和485票，这也是2005年以来出现的高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