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道德完全可用达尔文主义来解释：人与人之间一定程度的友爱善意是一种集体生存的策略，“团结就是力量”。但这个逻辑难道不是噩梦（即便是正确的噩梦）？如果“善”“恶”其实都是求生策略，那么，难道二者本质上就没有区别吗？
老高按：多年前，当我还在国内摸爬滚打时，一位诗人朋友在一篇散文中提到我与女儿的一段对话：女儿说：“狐狸坏！”我逗她：“狐狸怎么坏了？”“它吃鸡！”“吃鸡就是坏？你不也吃鸡吗？你坏不坏？”“……”女儿没词了。
这位诗人朋友没写后来父女对话怎么继续，事过多年，我自己也忘了当初接下来是怎么说的了，很可能就不了了之，因为我自己也想不清楚。而且，最关键的是，我自己都忘了曾经有过这段对话，忘了曾经思索过这个看似简单、其实很难回答的问题，更没有在后来的岁月中，继续锲而不舍地追问：好与坏、善与恶的标准是什么？
今天读了刘瑜的一篇短文《善的理由》——与我和女儿当年的对话风马牛不相及，却让我一下想起这段尘封的往事。
善的理由
刘瑜，《观念的水位》（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变成坏人，是吗？”电影《The Road》(译名《道路》，编者注)里，孩子这样问爸爸。
“任何时候。”爸爸答。
与好莱坞其它的灾难片相比，《The Road》最大的特点就是毫无希望。在《彗星撞地球》里，人类靠聪明才智击毁了撞向地球的彗星；在《后天》里，被淹没城市的幸存者最后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在《地心》里，科学家们最终逆转了紊乱的地心磁力……但是在《The Road》里，阳光已经消失多年，庄稼和树木不再生长，建筑纷纷腐烂，人类几乎灭绝，剩下的“人”已经不再是人——他们象动物那样四处翻找越来越不可能找到的文明时代的遗剩食物：一瓶可乐、一盒罐头……在不能找到这一切时，他们吃人。
在一个毫无希望的世界里，“善”还是必要的吗？在生命本身都不再有意义时，“做个好人”还有意义吗？
电影里大多数人以行动作出了回答：象其它动物一样，他们瞪着血红的眼睛，被永恒的饥饿驱使，将眼里的世界分为食物与非食物，急迫地向食物扑去，哪怕这个食物有一颗跳动的心脏，跟他们说一样的语言。
但是主角父子的选择不同。他们宁愿饿死也不吃人，甚至碰到垂死的同胞时，孩子坚持：爸爸，给他一瓶罐头吧。
“你必须守住内心的火焰”——这是父子间的约定。
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守住内心的火焰”呢？真的，为什么要追求美好呢？以前我曾和一个基督徒就道德的起源辩论。在他看来，人类的同情心、爱的意愿、对美好的向往是如此神秘如此顽强，只能用“神意”来解释。“比如所谓自然权利，哪有什么‘自然’呢？天上怎么会掉下来权利呢？当人们诉诸于‘自然’时，实际上是在诉诸内心深处的上帝”。我说道德哪有什么神秘之处，它完全可能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得到解释：人与人之间一定程度的友爱善意是一种集体生存的策略，“团结就是力量”，这种策略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慢慢内化为一种本能情感，这和上帝有什么关系呢？
看完《The Road》走出电影院，突然想起这场辩论，并意识到自己的逻辑是多么的噩梦——也许正确，但是噩梦——如果“善”其实是一种求生策略，那么“恶”其实也是，如果都是求生策略，那么，难道善恶本质上没有区别吗？难道将罐头分给濒死老人的孩子，与那些捕猎同类的食人者，没有区别吗？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走在深夜的大街上，几乎感到上帝的影子从前面一闪而过，感到他宽大袖袍的一角拂过脸颊。
所以《The Road》本质上不是灾难片或亲情片，它是一个哲学拷问，直指人类在生存困境面前的道德虚空。因此，它讲的不是什么后灾难时代的故事，而是现在，此时此刻，你、我所置身的世界：只是此时此刻匮乏不那么极端，作恶也不象食人那么极端，但是把电影里的极端性去掉，它所暴露的就是我们当下的生活本身。它追问每一个人：如何在生命的虚空里打捞“善”的意义？
以前读到过别人出的一道题：假如有一天一种非常强大智慧的外星生物来到地球食人，你有机会去说服他不要吃你，你能举出什么样的理由去说服他，而这些理由却不能用来说服你自己食素？
我想不出来。如果我说人类比牛羊猪聪明会制造工具，外星人可以说我们都造出可以飞到地球的船了你们那点波音747还好意思拿来说事。如果我说人类感情丰富会哭会笑，外星人没准会说，你不知道我吃完你后马上就去捐助我们星球上的希望小学啊。人吃动物的唯一理由似乎就是人类比它们强大智慧，但是如果强大智慧就是干掉弱小生物的理由，那么希特勒屠杀病残儿似乎就天经地义。
因为想不出来理由，所以对食肉这件事始终视为自己的人生污点，难以释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罪恶感本身也许就是“内心的火焰”？这火焰来自哪里，又为什么在心中噼啪作响，我至今无法领悟，只在诚惶诚恐中心怀莫名感激。
（刘瑜，1975年12月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学士、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博士。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系讲师；现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