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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傻子一定要在草原咽气
送交者:  2018年02月23日10:27:26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姜傻子一定要在草原咽气

 

老鬼

 

作者简介:

 

  马波,笔名老鬼。1968年冬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旗插队。1977年底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后曾在文化艺术出版社任编辑,后调入法制日报社。1990年赴美国布朗大学做访问学者。1995年12月回国,为自由撰稿人。著有《血色黄昏》《血与铁》《母亲杨沫》《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等。

 

  有人说姜傻子太爱出名,就想干惹人注意的事;也有人说他极左。

  1968年共有4000多北京知青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草原。姜傻子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叫姜一凡,21岁来到内蒙古锡盟,21年后死在内蒙古锡盟。

  他是47中高二的,在家是独生子,出身民族资本家,家里很有钱,自己有一个德国蔡斯相机,这在当时的中学生里极其罕见。但他平时总穿一身旧蓝布制服,非常简朴。因为他的一些苦行僧举动,同学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姜傻子”。比如他曾经用馒头换别人的窝头吃;他的凤头牌自行车成了公车,大家随便骑;他公开表示不考大学,要到边疆务农,与工农结合一辈子;还发誓要革命至上,终生不结婚……

  由于他特别爱帮别人跑腿办事,助人为乐,群众关系很好,被誉为活雷锋。文革前就加入了共青团,还当了个团支委之类的小干部。在强调贯彻阶级路线的年代,像他这样出身不好,能被发展入团,还能当个小干部,是很不容易的,足可见他在同学中的威信之高,“革命精神”之强烈。

  文革初期,学校盛行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风靡一时,反对者甚微。他却写了一篇很长的大字报,批判血统论,不同意对联,言辞温和。除了署自己姓名外,还特地声明:本人出身民族资本家。

  这样不合潮流的大字报,即便和风细雨讲理,找不出什么破绽也特别招恨,再加上他又公开了自己的出身,自然引来猛烈的围攻,一帮初中生就差动手了。全校出身不好却敢公开贴大字报反对对联的屈指可数,姜傻子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思想很左,对父亲态度生硬,冷冷冰冰,说不理就不理,似乎真把资本家父亲视为阶级敌人。文革前,他就表示要到西藏落户,从1968年起即开始策划步行去拉萨。为经费、纲领、人员四处奔走……到这年秋天,他终于从首都中学红代会处搞了些钱,组织了七八个同学,开始实行他步行西藏的壮举,走时轰动了全学校。

  那天,他带着队伍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留影宣誓,然后正式出发。全校有近百人去天安门广场为他们送行,有的女生感动得流了泪。但步行去西藏虽然很悲壮,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他们刚走出北京不远,在保定附近就被农村的民兵给抓住,逐一审查出身。

  民兵们对他们长征去西藏,走什么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根本不相信,认为他们在胡说八道,形迹可疑……扣留了他们好几天。最后县革委会指示释放,他们身上的钱财却被洗劫一空,连车费都没给留。最后,他们这行人又灰灰溜溜折回学校。为此,姜傻子的威信大跌……

  有人说姜傻子太爱出名,就想干惹人注意的事;也有人说他极左,步行到西藏完全是异想天开,根本不现实。

  大约是1968年秋,姜傻子报名去内蒙古,没批,显然是政审不合格。初冬,在去内蒙古的同学们走后不久,他买了张火车票,自己一个人悄悄闯到了内蒙古阿巴哈那尔旗,投奔47中牧区插队的同学。

  这次他一点没声张。走之前,他严正告诉母亲,继续上班,不要送。可那天,母亲还是提前回了家。他斥责母亲为什么回来?母亲辩解道我不是送你的,是身体不舒服。姜傻子离开家来到汽车站后,依然看见了母亲瘦小身影,偷偷跟随着他。

  姜傻子生气了,大声喝斥:你回去!有什么可送的。母亲只好假装返回,但没走远,继续躲在另外一处角落,目送着自己的独生子上了车(这是多年后,姜傻子的母亲对我讲的)。

  姜傻子给人的感觉,就是坚决要跟他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事事都要表现出对父母的敌意态度。他离开北京时对父母毫无眷恋之意。

  这次,他成功了,阿尔山公社接收了他,与我们学校下乡的同学相聚在一起。不久,因为挖肃(内人党,也就是所谓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详情请见“维基百科”中的“内人党事件”),北京知青与当地牧民发生冲突。因派性冲突,对立派的某武斗头目被知青失手打成重伤,后不治身亡。死者有个亲戚是旗公安局的,一定要将凶手和后台捉拿归案。姜傻子也成了通缉对象,因为他是这伙人中岁数最大的,被对方认为是武斗的策划者。在同学们的大力掩护下,他躲过了一次次抓捕,秘密逃回北京。

  旗公安局也曾派人到北京抓过他,但都扑空。这时47中的同学都劝他,傻子,你出身不好,那儿又出了人命,你赶紧另外再找地方吧,千万不能回去了。反正你户口还没办。姜傻子在北京同学家躲了一段时间后,风声渐渐平息。他感到弟兄们都在那边挨整,自己一个人跑了不像话,决定返回。他来到学校取户口。要将户口转到插队的地方。

  47中全校的人都知道47中去插队的知青参与当地武斗出了事,打死了人,已经抓了一个,还要再抓姜一凡。姜傻子恳切地解释:“那儿的同学们岁数都小,出了事最需要有人出面应付。我不能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离开他们。”在傻子反复要求下,学校只好给他办了户口手续。同学们都替他着急,说他回去是自己往虎口里送。骂他没有智慧,傻B!父母也急坏了,几乎要跪下给他磕头,乞求他别逞能。哪儿都可以插队,干吗非到出了人命的地方去?傻子却毫不犹豫地拿着户口又返回了内蒙古阿巴哈纳尔旗。在北京躲的这段时间,他虽然躲过了被抓之苦,良心却不舒服。

  果不其然,姜傻子一回内蒙古就被专政起来,说他是这帮打人凶手的黑后台……他被剥夺了各种权利,整日与队里的五类分子一起干最繁重,最苦的活儿。背过死尸、起过厕所、打过石头、赶过马车……幸亏当时挖内人党很乱,锡盟的公检法也半瘫痪,旗公安局内部也分成两派,结果没顾上逮捕他。他这一段经历如果写出来,肯定是本很有可读性的书,但由于时间久远,大多细节已经遗忘。5年后打死人的事终于不了了之,他才解除了本队监督改造的日子。

  慢慢的,阿尔山公社的知青们一个一个都走了,只剩下了他还在草原上放马。傻子爱骑马,也喜欢马,为了给本大队的马群改良品种,增加集体收入,他千方百计从种畜场搞来一匹种公马(据他神采奕奕对我讲,其实是骗来的,也可说是借用几天),并用两匹当地马从伊利特公社换来一匹卡巴金种母马。他还弄了不少参考书,花好大精力搞人工配种试验,兴致勃勃,鼓捣得有滋有味。

  下牧区后,他继续帮别人跑腿办事,这是他的生活习惯。每逢探亲回北京,他的小本子上写满了要给牧民办的事,整天整天给牧民买东西。所采购的物品堆了半屋子。父亲感叹道:“姜一凡要是把对蒙古老乡的感情给我们十分之一,就是个大孝子呀!”

  他骑马骑罗圈了双腿,脸被晒得黢黑,满是疙瘩。与牧民亲如兄弟,整天喝酒吃肉,不住地抽烟。有一年春节他为了给一对新结婚的牧民捎高级蛋糕,不惜大年三十返回内蒙古,把老妈气得扑簌簌流泪。

  他本人是独子,完全可以办回北京,但他没有。他对我说,我这么老大不小了,回北京干什么?只能到工厂当个工人,一想到每天按钟点上下班就头疼,我自由散漫惯了,还是草原比较适合自己。

  直到1981年,盟检察院缺人手,检察长亲自请他去当信访接待员,他才同意了。挨过整的人,最知道上访的苦楚,最想混进公检法给老百姓干点事。1983年他又去呼市上了两年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回来继续在盟检察院干。工作起来后没日没夜,啥也不顾。全锡盟检察系统一提起姜一凡,没有不知道的。能喝酒,能拼命,能说一口流利地道的蒙语。由于他有群众基础,处理来访,解决纠纷都很有一套,下去办案从没出过差错。

  我现在回忆起来有件事,有点对不住傻子,隐隐作疼。这件事使我惭愧。姜傻子长年挨整,一直单身。大约1983年左右,我的一陕西插队同学问我:“有没有男的,帮帮陈爱红吧,她现在还没对象。”陈是我们学校老初一女生,文革初期去门头沟煤矿煽风点火,我们因为打了流氓而被工人团团围住。在和工人们辩论中,她挺身而出,临危不惧,表现出众,舌战群雄,把对方批驳得哑口无言。到陕西延安插队后,可能因为恋爱问题,精神受了刺激,有点不正常,弄得没人敢和她来往。再加上多年吃药,把她吃成肥头大耳,远不如学校时漂亮,成了困难户。

  我想,陈爱红这种病如果有了男朋友,结了婚,可能就会好的。就把姜一凡介绍给了她。当时曾有同学劝我,不要干这事,陈爱红有精神病。我却仅凭跟她谈过一次话,就断定她没病,同意了她本人的说法:是有某人害她,想封她的嘴,才说她有病,因为她知道这人干的坏事。

  姜傻子很快就和陈爱红结了婚,并还把陈带到锡盟住了一段。两年过后,再见姜傻子时,他苦笑着对我说:“她确实不正常,而且越来越严重,生活都不能自理。没一点记性,什么都忘。睡觉时就把一堆带血的月经纸扔在枕头旁边;屋里苍蝇成群,还不让打,说苍蝇也是小生命;衣服泡了一个月不闻不问,在水里都沤出了臭味。成天就是睡觉,什么家务活也不干。” 我望着姜傻子那饱经风霜的脸,无言以对。

  姜傻子每天下班后都要给妻子做饭,收拾被妻子扔了一地的东西。家被陈爱红给弄得像猪窝般乱,又脏又臭。有一次她竟然一丝不挂爬到房顶晒太阳,轰动了锡林浩特市的左邻右舍,给傻子带来了数不清的苦恼。

  我后来改变了立场,劝他离婚。他妻子也成天叫嚷离婚。但傻子的傻劲又上来了,虽然也埋怨过对方隐瞒了病情,却始终下不了决心。以后陈爱红的病情严重到砸锅砸碗,不让傻子吃饭。刚生的孩子也不管,宁肯抱着小狗把自己的奶水喂小狗,却不喂孩子,孩子给饿得老哭。没办法,傻子只好把陈爱红送回北京娘家治病休养。他们的小男孩姜炯,由姜傻子母亲照料。后经过反复折腾,听说妻子最后还是跟他离了。

  多年草原生活,让傻子有一大帮牧民朋友,这些牧民一到锡林浩特就找他喝酒。他成了个远近闻名的“酒鬼”,肝儿不好,还总大碗地喝。全身喝得胖了一圈。他回北京去见老同学聊天,总要带瓶白酒,一喝就是大半夜。

  1986年因肝病他回北京治疗,医生说傻子的病情很危险,已有肝硬化的症状,让他一定不能再喝酒。傻子一笑置之。出了院,就天天帮同事和牧民老乡采购东西。每次在京期间,他就是采购员的角色,大部分精力用来帮别人买东西。有一次为买个假眼球,他跑遍了全北京城。他父母感伤地对我说:姜一凡从没这么热心地为老两口跑过腿。

  1988年秋,姜傻子父亲查出癌症晚期,他赶回北京守护照料。这时他自己的肝病也很严重,腹水使他系不上腰带。可陪床期间,一有空还出去帮别人跑腿办事买东西。来日无多的父亲望着儿子的背影,默然无语。

  等办完父亲的丧事,傻子匆匆来我家打个招呼就走了。同学们和老妈都劝他在北京住一段,好好养养病,恢复一下体力。这一阶段,他太累了。可他不干。他早已把草原当成了家,北京的家当成了客栈。离开草原时间一长,他总坐卧不宁,日夜思念。

  与老妈、孩子告别后,他拖着病躯返回锡林浩特。路上因身体疲倦,病情加剧,把公文包丢了,里面有持枪证。傻子心情沉重,到了锡林浩特就写检查,绞尽脑汁写。两三天后在办公室昏倒,住进医院。医生检查后通知了傻子的单位,姜一凡的门静脉性肝硬化已到晚期,日子不多。

  单位决定马上送他回北京,在母亲身边度过最后时光,并给他买了3张飞机票,让他能躺着回去。傻子却死活不同意。他固执地说:“赶紧把飞机票退了,给我留在这儿!不会有人比草原上的人对我更好了。我是这儿的人,是死是活我都和锡盟的老乡及同事们在一起,我要在这儿咽气。”

  检察长只好同意退票。是呀,锡盟各地来看望他的人,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在个小地方,他才显出了他的价值。在北京的茫茫人海哪有人知道他?1989年秋天那段时间,有个北京知青快死了,却不回北京死,一定要死在草原的消息传遍了全锡林浩特市。

  认识他的蒙古牧民送来了各式各样的营养品,把病床下面塞得满满。仍在锡林浩特的知青们,北京的、天津的、呼市的,认识的,不认识的都纷纷前来探视。他的几位蒙古族朋友,一到周末就提着酒菜与他相聚。大家知道他快要走了,聚会的机会有限。其中有个冷冻站的朋友,特地给他留下两罐液氮,以备后事。

  在3个月的住院期间,盟检察院的同志日日夜夜陪床,100多名干警都为他喂过饭菜,端过屎尿。用检察长的话说:“为了一凡,我们整天去照看,冒着检察院关大门的风险。”

  到最后时刻,他进入深度昏迷状态。一名女知青在病床前不断地呼唤着他:“姜一凡,坚持住,你妈妈就要到了,坚持住!”这名女知青用湿毛巾一遍一遍地擦拭着他干裂的嘴唇。任锡林副检察长亲自把他母亲和孩子从北京接到锡林浩特。但母亲走进病房,无论怎么喊他,他也无力睁开眼睛。

  4岁的孩子拼力大叫“爸爸,爸爸!”他毫无反响,孩子急得用小手揪着父亲耳朵,把嘴对着耳朵眼,使劲大叫:“爸爸!你睁开眼看看我呀!” 人们这才突然发现傻子的眼角处滚动着一粒巨大的泪珠。可他连睁开眼皮的力气都没有了。

  1989年10月8日,姜一凡因肝硬化死在了锡林郭勒盟大草原。留下了一个4岁小男孩和一个孤零零的老娘。牧民们痛哭失声,把一瓶一瓶酒往他身上洒,让他喝个够。有个蒙古老汉跪下来给姜傻子咚咚磕头,念叨着姜傻子临终前,还嘱咐同事帮这老汉把买药的钱垫上。

  知青们自发地凑了4000元送给了姜傻子的母亲。并对她说:当年和一凡一起来锡盟草原的有4000多人,您就当是他们每人都尽了一点心意吧。

  望着一拨又一拨来送行的人群,有人感叹道:姜一凡这辈子值了,咱盟检察院最大的官儿死了也未见得有这么多人来看望。

  姜傻子真正在边疆扎了根,把生命的终点选择在了草原,确实有点傻子精神!

  姜傻子在北京生活了21年,在内蒙古大草原上也生活了21年。他用他42岁的生命实践了当初去农村牧区落户的誓言。他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

  姜一凡的故事读完我无言。他义无反顾地插队内蒙牧区“扎根边疆干革命”,现在的说法叫走火入魔,信了邪。但他如此的热爱草原,草原上的牧民们也真诚地把他看成自家人,也确实让人感动。

  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就是生活激情当中,在认定自己的事业上达到忘我的程度,我还真羡慕和佩服。

  当初姜一凡真的相信中共“洗脑”的那一套?看来他是相信的,并不是装装样子。只是就是当时去“上山下乡”来说,也仅仅是极少数的人仍在“文革”几年后还执迷不悟,要不,怎么说他是“走火入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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