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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大规模暴行能怪到毛泽东头上吗?
送交者: 大国如海鲜 2018年02月08日09:04:35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暴力是毛泽东和中共起家的传统、数十年如一日的一贯政策,已经进入中共的理论体系。现代国家有哪个政党敢宣称就是要靠暴力夺取政权、维持政权吗?谁敢这么宣称,必定会被视为“恐怖组织”。但一个泱泱大国的执政党及其领袖就敢这么宣称

  ◆高伐林

  前天下午,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宋永毅教授做了一次《历史明镜》视频访谈直播,题目是:“文革大规模暴行怪不到毛泽东头上吗?”到此刻48个小时,在YouTube的四个频道合计有六千多人观看,差强人意;几十则跟帖评论,鼓励居多。
  我事先向宋教授提交了六个问题(请见前天我的博客文章《毛泽东与林彪的“太子之争”》)。宋教授的回答,没有完全按这六个问题来,但针对我的上述大题目,他进行了分析阐述。
  在回答我的问题之前,宋教授介绍:今天(2月5日)早上,美国最权威的《纽约书评》,发表了普利策奖得主Ian Johnson(中文名张彦)的长文《谁杀的人多:希特勒、斯大林还是毛泽东?》,列出了大量数字。按照这篇文章,毛泽东统治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统治下非正常死亡人数之和。其中文革遇难者,是两百万人。
  宋教授认为:如果按照现代国家的问责制,作为最高领导人,当然要对政策重大失误、社会重大人祸承担责任。民主法治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受到各种制约,尚且应该如此;毛泽东作为口含天宪、一言九鼎的领袖,他的一个决定就能决定百万、千万乃至上亿人的命运,既然拥有无限的权力,就更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了。
  具体到毛泽东是否应该对文革中的暴行负责?宋教授说:当然应该负责!他讲了三条理由:
  第一,暴力是毛泽东和中共起家的传统,是其数十年如一日的一贯政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巩固政权也要靠枪杆子”这样的思想已经进入中共的理论体系。当今世界,西方国家有哪个政党敢于宣称,我就是要靠暴力夺取政权,就是要靠暴力维持政权吗?谁敢这么宣称,必定会被视为“恐怖组织”。但一个泱泱大国中自称“伟光正”的执政党及其领袖就敢公然这么宣称。
  宋教授还指出:不幸的是,暴力至上,也是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之一、是国人心理积淀中的价值理念之一。民众信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对“暴力夺取政权”的接受程度很高。认为武力夺天下、武力保天下,这是天经地义的么!“谁打下政权,就喊谁万岁”。自己对意见对立者,也习惯于暴力解决争端,“要压倒一切敌人”。他们天然地就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看成“行动指南”,对毛泽东“要武嘛”视作“最高指示”。
  第二,毛泽东在文革中关于暴力的指示和政策,经常是互相矛盾的、实用主义的。为毛泽东辩解的人,总愿意拿出他那些制止武斗的指示。没错,像《十六条》(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俗称十六条)的第六条里,确实讲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当时的社论中还说了,“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然而,“十六条”第四条,却又说:“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有了这样的最高指示,谁还敢搞“雅致”“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革命?那势必被骂成假革命!真革命,一定得反其道而行之,搞不雅致、不文质彬彬、不温良恭俭让的革命。宋教授说,这就导致毛泽东关于制止暴力的指示,不仅总是难以得到贯彻,更总是引发更大的暴力发生!
  再例如,1966年8月红卫兵冲出学校杀向社会,大规模“破四旧”打砸抢,是不是暴力?毫无疑问。但《人民日报》马上发表社论《向红卫兵小将致敬》,而这篇社论,是经陈伯达批准、毛泽东同意的。
  第三,血腥暴力事件之后,毛泽东和当时的党中央,若真想制止,是并不难的。(此前宋永毅教授在作为嘉宾给我讲述湖南道县和广西大屠杀时,就说过,官方有足够的手段和资源来制止武斗,道县屠杀没有继续蔓延和扩大,是因为当时湖南领导人当机立断采取有效措施;这与广西全省范围旷日持久地大屠杀形成鲜明对比)。试想,若发生血腥暴力事件之后,毛抓住罪魁祸首,立即处理,马上就能镇住暴徒。但毛和党中央恰恰不是这样,处理从来不是认真的,而是敷衍了事的,像对“联动”暴徒,抓了没多久就放人(抓他们也不是因为他们对群众的暴行,而是因为他们反对中央文革)。这就使得暴力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制止。才造成全国大乱。
  一个小时的访谈,内容甚多。例如,还讲到了毛泽东批准颁布的“公安六条”。中共建政之后一直没有制订《刑法》,直到文革期间的1967年年初,才有了这个“公安六条”,明确了包括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内的都属要严厉打击的反革命,这就成了暴力迫害的尚方宝剑。在执行中,权力当局更是变本加厉、无限上纲,毛泽东语录印错了一个字、毛泽东画像被弄脏了一点、样板戏唱得不准……都可以被认定为“反革命”“破坏文革”而遭致迫害,关押,判刑,乃至枪决。
  宋教授承认: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曾经签署过杀人命令,而毛泽东在文革中确实没有签署过类似命令。但毛泽东在土改和镇反中督促各地方领导人多杀、快杀,白纸黑字。因为有了这样的指示,而且下放了杀人权限,巨大的历史惯性,必然使得文革中他不用签署杀人令,一句“要坚决打击”足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了。
  上面我只是根据记忆复述,很可能有复述得不正确的,好在视频都在网上,请各位观看和发表看法(众多跟帖也很值得一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VKHSG6vQhQ&t=59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ghgqej2RY&t=804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0jkU_Hqdnw&t=20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DBsQYTULco&t=122s


  关于文革,虽然官方有确定的口径,并设立禁区,但是民间的各种独立披露和研究,是封不住的。我前天介绍:
  为了解开我自己心中对文革的各种疑团,我一直没有停止阅读有关文革的回忆和研究专著。前几年接触比较多的一大类,是“林彪集团”有关资料,尤其是几名大将的回忆录(自己还参与编辑出版了几本关于林彪和“九一三”的书);另一大类,是已经进入人生晚年的武汉造反派人士的回忆录;前年以来,接触较多是“文革集团”有关资料,像张春桥传记、戚本禹回忆录和王力反思录,还参与编辑了关于广西和湖南文革大屠杀的中共内部机密档案47册。
  上面说的几类,除了最后的中共内部机密档案之外,都是野史。所谓“野史”,即官方正史上无记录,或者记录为“传闻”的史事。正史不一定就是真相——在中共管制下,甚至多有歪曲或隐瞒,多半不是真相;野史在挖掘还原真相上,颇具参考价值,不容轻视。甚至可以这样说,野史中呈现的历史真相,是正史远远不能望其项背的。
  不过,野史撰稿者也有各自的立场和局限,还有别有用心者来鱼目混珠,阅读野史者,必须多方参照比较鉴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而且要仔细研读那些独立学者(“独立学者”这个概念,曾遭到某些网友的抨击,其实,就是指非御用学者)的分析评论文章,哪怕他们讲得比较枯燥。
  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种“多发病、常见病”就是:因为自己已经有了预设的前提,于是对符合这个前提的说法就相信,不符合这个说法的就排斥,而且率尔成文,刚愎自用,看别人都是“垃圾”,唯独自己掌握真理,这种思维方式和口气,常常让我想起“四人帮”所说的:“从《国际歌》到‘样板戏’,一百多年都是空白”。
  例如,有几位读者在我转载的宋永毅文章后面跟帖,底气十足地斥责宋教授:“无知至极”“被共产党洗了脑的所谓史学家,根本就不懂共产党的历史!”“为魔鬼毛泽东涂脂抹粉”“昏了头了”“砖家”“书呆子”……
  但是考察他们的见解,却发现硬伤累累,不仅不符合逻辑,连起码的事实依据都不讲——当然,他们也是不屑于标注自己所说的事实究竟出自何种来源的,很有一股子“我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劲头。例如有位自称“查阅过很多史料”的可敬网友这么写道:
  宋(永毅)完全不懂中国的皇帝政治。什么张春桥文官接班?完全就是无知至极。
  毛倒开国功臣中的强力人物目的只有一个:让毛岸英接班,可惜镀金时死了。再栽培毛远新接班!让天下几百年内姓毛。如同金家天下一样。但因毛远新太年轻怕有人不服。十大把三十八岁的王洪文弄来试探大员反应,并表明王洪文只是个刘盆子。可惜毛没活到十一大。如果毛活到十一大,三十六岁的毛远新就会当上副主席。
  毛死前把左派张春桥、右派叶剑英都驱除出政治局常委名单,江青提名毛远新做十一大政治报告并说这是毛泽东死前安排。这说明什么?
  宋的说法不过是为魔鬼毛泽东涂脂抹粉。

  “毛倒开国功臣中的强力人物目的只有一个:让毛岸英接班,可惜镀金时死了。”查毛岸英死于1950年11月25日,毛对开国功臣的第一次整肃,是1954年打所谓“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毛打倒开国功臣,是为了让一个死人接班?
  “让天下几百年内姓毛。如同金家天下一样”。根据何在?
  “十大把三十八岁的王洪文弄来试探大员反应,并表明王洪文只是个刘盆子。”毛泽东确实在十大之前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但用意为何?
  “如果毛活到十一大,三十六岁的毛远新就会当上副主席”。根据何在?
  “毛死前把左派张春桥、右派叶剑英都驱除出政治局常委名单,江青提名毛远新做十一大政治报告并说这是毛泽东死前安排”。根据呢?
  很多人在给报刊写文章时,比较严谨,但在网上发言,就相当随意,将“于史有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类信条抛到九霄云外,只凭着“一腔正气”加上模糊印象就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例如有人说:林彪出逃的飞机驾驶员潘景寅被定为“烈士”,可见三叉戟坠毁是中共预谋。是否“中共预谋”我不敢说,但至少关于潘景寅,其说法不确:
  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谈到“九一三”时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斗争,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邓小平用当时那架直升飞机的飞行员是好人,来推论三叉戟的飞行员也是好人,这种推论本身在逻辑上相当虚弱。即便如此,“烈士”一说从何而来?1981年12月23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做出潘景寅是“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发给其家属盖有总政大印的证明书,这种结论在空军通称为“随机正常死亡”。
  像这样的问题,在网上比比皆是。我多次被朋友告诫,网上不适合认真讨论,你认真你就是犯傻——不准确的信息太多,就算浑身是嘴,你怎么能计较得过来?再说,这些人既然敢这么胡写,他是负责任吗?他在乎真相为何吗?读者只图看个热闹,在乎谁说的更准确吗?我承认朋友的劝诫有道理,但我往往还是忍不住要犯傻。
  关于毛泽东是否打算搞“家天下”,是个很有争议的话题,有不少学者持这种观点,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此说大谬。他们辩论得非常激烈,我亲眼看见在研讨会上互相驳斥,火气十足,都认为对方的说法,实际上缩小了毛泽东的深远危害。但是,我没有见到哪一方的哪一位学者以高人一头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指斥对方“无知至极”“被洗脑”“为魔鬼毛泽东涂脂抹粉”“砖家”……对自己的观点和水平真正自信的人,用得着靠贬低对方和辱骂他人来显示自己的自信吗?今天有很多事要忙,我不能在此阐述了。或许今后有机会,我这个历史爱好者“半瓶醋”专门来晃荡晃荡,介绍一下对毛泽东是否要搞“家天下”的见仁见智。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2018年2月图片主题: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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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诞节前的那个星期天,镇政府必定将安排圣诞老人坐着消防车,到镇里的大街小巷散发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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