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蜂新年采来第一花：《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著作权纠纷：

解放后，文革前，在文艺舞台上一直有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具体在“文艺表现什么人为什么人”问题上：是要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是“工农兵”。到1964年“全国文艺调演期间”，彭真跟江青就发生过冲突。江青在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后来编辑成为《谈京剧革命》，主张表现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过后，江青亲自介入指导了一批，在调演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剧目，比如：京剧《红灯记》、《沙家浜》和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现代戏。毛泽东周恩来都非常赞赏这种文艺改革。这批剧目当时被认为是革命文艺创作的榜样，称为"样板戏"。风靡中国十多年。

1964年这次全国文艺调演包含少数民族、解放军文工团的文艺调演，是建国以来最大的现代文艺检阅，这成为1966年文革的导火索。文革后，一股风全盘否定一切，《红色娘子军》也就被否定了。

在1992年之后，中央芭蕾舞团尝试重新排演《红色娘子军》。

1991年，中国通过的《著作权法》。早先《红色娘子军》的电影剧本作者梁信，得到这个“重新排演红色娘子军”信息之后，跟中央芭蕾舞团磋商，双方在1993年达成有效期10年的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五款和国家版权局关于'表演作品付酬标准的规定'中有关条款的规定，中央芭蕾舞团一次性付给梁信同志人民币5000元整"。

过后，中央芭蕾舞团安排《红色娘子军》作为舞团节目常年演出。

2003年协议期满，中央芭蕾舞团没有和梁信续约，梁信在北京西城法院提告，要中央芭蕾舞团停止侵权，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人民币55万元。

2011年梁信的女儿梁丹妮和女婿演员冯远征继续要求中央芭蕾舞团执行赔偿判决，索要从1993年至2001年的50万元稿酬，补偿2001年至2011年1月间100万元稿酬，并要求自2011年1月起芭蕾舞团每年向梁信支付30万元稿酬的要求。

北京西城区法院试图调停，但是，没有结果。在2015年作出判决说：中央芭蕾舞团没有侵犯著作权，但梁信应该获得赔偿。判决始终没有得到执行。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并没有相关保护《著作权》的法律；当时的作家都是挂靠在国家体制上，学校学习免费、工作有工资，外出有差旅费，创作主题有明确制定，作者有优先采访、查阅资料和调研便利，并获得免费协助，和国家安排的发布和采用途径。由此产生的文艺作品，多数属于集体创作，作者除了优先署名权之外，个别作者有少量稿费。

《红色娘子军》就是这样时代，这样方式创作的作品。梁信也是作为解放军作家，在1958年到海南采访了解红军女兵的事迹后创作了《红色娘子军》的电影剧本。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由著名作曲家由吴祖强、杜鸣心等人集体创作。这些曾经"留苏"的作曲家长时间深入生活收集中国民歌素材，并将其融入欧洲古典音乐和苏联风格的旋律，使《红色娘子军》芭蕾舞曲成为中国现代交响乐的经典作品。

一位新浪博客作者（钟晖）找到了1967年旧报纸上，整版刊登的"江青同志对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指示"，江青提出具体的艺术指导有31条之多。这位作者评论说：向样板戏剧组要钱，江青的家属也可以闹，没有江青，能有红色娘子军吗？

中央芭蕾舞团认为：北京西城区法庭法官是"滥竽充数"，司法腐败玷污了"为捍卫无数先烈用生命和热血染红的《红色娘子军》"。声明还指状告中央芭蕾舞团侵权的原告，中国一位著名演员"盗名欺世"，"是图谋将集体智慧窃为己有的拜金小丑"。同时还专门发布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作过程：

尊重艺术创作——《红色娘子军》年谱：

1954年，广东琼剧《琼花》开始创作演出，1957年初定为《红色娘子军》。

1957年8月，刘文韶根据《琼崖纵队战史》编写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

1959年5月7日，《海南日报》副刊连载琼剧《红色娘子军》剧本。

1959年9月，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琼剧版《红色娘子军》。

1961年，梁信的电影剧本《红色娘子军》摄制完成并上演。

1964年9月，中芭根据电影剧本改编的芭蕾舞《红》剧首演。

1972年，根据舞剧改编的京剧《红色娘子军》上演，其后陆续有沪剧、豫剧、汉剧等诸多版本上演。

查阅历史，比梁信电影剧本更早，并有文字记载可查的《红色娘子军》家谱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原娘子军连连长冯增敏同志于1957年7月为纪念建军30周年而写的回忆录《红色娘子军》、刘文韶同志1957年8月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琼剧《红色娘子军》剧本。而洪常青、南霸天等人物和姓名早在琼剧中已存在了。

1963年，周总理看完中芭演出的舞剧《巴黎圣母院》后说：“你们已经演了十年西方、苏联的芭蕾舞剧了，是不是可以创作一个革命题材的剧目？或者，你们可以创作苏联的十月革命，或者是法国巴黎公社？”1963年年底，中宣部、文化部在北京市召开“音乐舞蹈座谈会”，经讨论，决定创作排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1964年1月，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电话通知中芭，要求将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红》剧编导李承祥《证词》）。

1964年1月底，在中宣部、文化部领导下，中芭建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组，2月5日，创作人员和主要演员十多人前往海南岛采风、体验生活、创作剧本。途经广州时与电影《红色娘子军》剧本作者梁信座谈，梁信支持将电影剧本改编为舞剧剧本（事实上在那火红激情的年代，每个人都希望为那个时代、为国家做贡献。当时任何文艺工作者如能有机会参与这类工作，都毫无疑问会感到十分光荣和自豪，梁信怎会例外？哪会如他子女现今在电视上满口否认他当年曾热情表态支持中芭改编创作舞剧的事实，正如梁信自己所言：一部《红》剧改变了他的人生，因为原本他要被下放黑龙江漠河边境的，却因《红》剧被照顾留在大城市广州工作生活了，他该感谢谁呢？！）。

中芭三位编导（李承祥、蒋祖慧、王希贤）随即到海口集中进行讨论，由李承祥执笔写出舞剧剧本大纲。剧本大纲拿回北京后，就交由林默涵副部长、赵沨院长等领导审查。1964年4月初，创作组完成剧本创作，结束体验生活，回北京开始舞蹈创作排练。（《红色娘子军》创作组系列简报及“工作小结”——1964年，文章没有谈到江青的艺术指导，——蜜蜂）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艺术创作是完全不同于电影形式的，这就是为何1964年梁信与中芭创作组在广州见面后，他提出的一些舞剧创作建议都未被中芭采用的原因。舞剧从电影剧本借鉴的主要是大革命年代的背景、主要人物的斗争故事。但表现方式却完全不同于电影，是一项艺术上的全新创作。当时在中宣部、文化部的牵头和领导下，国家调集了全国的力量包括部队资源（总政、广州军区、北京军区等）都来帮助和支持舞剧创作。而创作队伍又集中了当时全国最优秀的艺术人才，包括编剧、芭蕾舞、中国舞、戏曲、武术、音乐、舞美等，拿今天话来讲这是一支艺术的“梦之队”。

海南采风回京后，中芭全体演员都投入到舞剧的创作排练中，除了舞剧的主创人员分别负责创作主要舞段之外，全体演员也分成若干小组，参与创作设计各自扮演的不同角色和群舞的动作，众所周知，由于舞蹈艺术表现形式的独特性，它是需要集舞蹈形象、音乐、舞台美术、文学、造型、视觉艺术等多方面的综合性创造而成的，故《红》剧这部独具创新、符合芭蕾特殊语言的中国芭蕾经典，是汇聚了无数艺术家和演职人员心血和智慧的作品。在彩排试演时，部队领导提出舞台上演员像娘子不像军的意见后，剧团随即组织全体演员下部队受训，经过部队精气神的训练，才使舞剧娘子军的形象在舞台上光彩夺目。五十多年历经几代更替，娘子军的奋斗精神代代相传，包括下部队受训已成每代演员的必修课。而舞剧也在代代相传中被不断打磨，并焕发出不同的艺术创新气息，每个不同时代演员的表演风格，都成就了艺术再创作的无限过程，这就是芭蕾为何被称为是活的动感艺术的魅力所在！

1964年9月，舞剧首演，周恩来总理观看演出后特别高兴地说：“我比你们保守了，我原来考虑，你们用芭蕾的形式表现中国的题材有点困难，没想到你们的演出如此成功。”1964年10月8日，毛泽东主席观看演出后评论：“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综上所述便不难看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那个年代在国家积极推行文化艺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大时代背景下，在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及中宣部、文化部直接参与和领导下，集全国歌舞剧编导、作曲家、舞台美术设计等各专业人员开展的体现国家意志的集体创作行为。它是特定历史时期凝聚文艺界集体智慧和心血的集大成之作，是国家创作意志的集中反映。舞剧在党和政府的安排下，从创意构思到改编创作，再到排练、合成、首演以及之后一代代的打磨演绎，无不凝聚了老、中、青几代艺术家和剧团多年来的集体智慧与心血，所有主创人员以及参加此项工作的演员、演奏员、舞美技术人员都为该剧的创作付出了辛勤汗水和青春热血。

1966年“文革”开始后，《红》剧被作为“样板戏”在全国范围被大量复制演出。“文革”结束后，有“样板戏”标签的《红》剧，自1976年开始，停演长达十六年。1992年，中央芭蕾舞团开始尝试复排《红》剧。

以上就是中芭创作《红》剧的经过。按照相关法律，1964年中芭完成改编创作后，中芭即拥有该剧全部完整独立的版权，因此，中芭演出自己的芭蕾舞《红》剧，是不需要征得任何人或任何方的版权许可或同意的！

~~~（蜜蜂参阅网络文章综合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