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背后那些人性的晦暗与光亮

怡然

由严歌苓的原创小说改编的电影《芳华》上映后，引起广泛关注，对于电影《芳华》的评论褒贬不一，甚至引发争论。这会儿，冯小刚一定在哪儿偷着乐呢。其实这是很正常的，艺术家辛辛苦苦弄出来一部作品，读者观众喜爱也好痛恨也好，最怕的是无人问津。小说和电影我都看了，相比之下，我感觉小说写得要好很多，电影试图将跨越三十多年的人物命运浓缩在两个小时的画面里，可惜不太成功，其表现力和深度都远不及原著小说。

我相信作家写小说，绝不会仅仅满足于讲个故事。故事不过是小说的载体，它承载着作家力图表达的某种东西，这东西或是思想的曲直，或是情感的幽徽，抑或是心理的困惑。总之，作家是想借助于小说道出点什么。至于道出的东西有无亮点，新鲜还是老朽，深刻还是肤浅，这就是好小说与差小说的分野所在了。

读了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感觉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这是最贴近我自己、最贴近我亲身经历的一部小说。” 严歌苓在“我为什么写《芳华》”一文里是这样表述的，“《芳华》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我在叙述人和我自己之间游离变换，似乎是真的，又似乎是假的。有很长时间，我一直在想，人群里对一个弱者的迫害欲是从哪里来的，这是我们人性中的一个弱点，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现象，导致了小说中四个女兵不同的命运。

小说《芳华》也的确写出了人性晦暗之种种，比如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等等。一帮男兵女兵对于何小曼（电影里叫何晓萍）的欺负侮辱，比如对于好人刘峰做好事行为的漠然习以为常甚至冷嘲热讽。芳华的岁月，是一个提倡讲坏话的大时代。电影《芳华》里有这样一段旁白，“一个始终不被善待的人，更能识别善良，也最珍惜善良。”这话讲得何其深刻，正象饱汉不懂饿汉饥一样。

我观察到，对于《芳华》的批评，很多不是从电影艺术或文学创作的角度，而是变成了对于作家本人人品的质疑或指责。我认为，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写高大上很容易，而透过文字揭示人性中那些难于启齿或见不得人的东西，却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搞不好会惹火烧身，你无法阻止人们在背地里揣度，你既然能写出来，那么是不是你就是这么龌龊的人呢？

严歌苓在《芳华》里写了这么一段话，值得我们回味，“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他有着令人憎恨也令人热爱，令人发笑也令人悲悯的人性。并且人性的不可预期、不可靠，以及它的变幻无穷，不乏罪恶，荤腥肉欲，正是其魅力所在。” 作家的价值观的确会影响到其作品的格调，但真正有深度的小说，一定是从人性的角度，展示给读者那些未被挖掘或不曾被意识到的东西。象卡夫卡和博尔赫斯，写了那么多怀有“龌龊”心理的人物，我们会不会因此就断定，这俩家伙也不是什么好人呢？

对于《芳华》的另一种批评，是质疑它所描述的文工团故事的真实性。有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现身说法，好象是说，我没看见过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应该说，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并非是一一对等的关系，两者之间是存在某种隔膜的。有这样一道隔膜，我们品读小说，才会有花似花雾似雾的感觉，而不是花是花雾是雾。况且，小说本身就是创意写作的产物，它完全不同于非虚构写作。

在西方，随着意识流手法的引入和兴起，对于小说真实性的考究，已经越来越弱化了。举个例子，美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作家，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曾写过一篇非常著名的短篇小说《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小说从女主角爱米丽小姐过世写起，一层层地写出了她这个人一生的命运，其中一个重大的悬念就是，爱米丽小姐钟情的人荷默.伯隆先生，莫名其妙地就不见了，谁也没有再看到过他。在爱米丽小姐去世后，人们终于可以打开她那个神秘的宅邸，看看里面究竟藏匿着什么。小说是这么写的，“那男人躺在床上”，他已经死了。爱米丽小姐守着这么一具僵尸，过了四十年。（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一读这篇小说。）

有人会问，这可能吗？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几率有多大？但是，不管它可能与否，《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已经成为文学的经典。直到今天，大学的创意写作课，还是把它当作范本来宣讲。

关于《芳华》讨论得似乎太多了，都有些腻歪了。我倒是觉得，与其争论那个年代的“芳华”，何不写写自己的芳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芳华岁月，倾心写出来，都会是动人的故事。所以说啊，还是写写我们自己的“芳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