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正式出版的政治人物回忆录不可能不受到权力左右。一般读者看《杨成武回忆录》，注解详尽翔实，由不得人不信。但是运用日本史料来对照，不实之词就分崩离析。这本书的作者群大概始料未及：历史毕竟不能自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老高按：海内外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利用日本和各国的历史文献，包括侵华日军的各种档案，或个人回忆录。这对于廓清出于各种原因的虚夸忽悠之词，还历史本来面貌，实在是功德无量。尽管可能有人宁愿坚定不移地相信《人民日报》等中国官媒的报导，那也无妨，就像现在仍然有人相信地球是宇宙中心，坚称美国载人飞船登上月球是弥天大谎，认定“九一一”是美国政府的阴谋一样。
　　在检索日本史料、探讨抗战真相的学者中，姜克实教授无疑是非常突出的一位。近年来他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包括对“平型关大捷”、“狼牙山五壮士”等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抗战神话，运用日本史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辨析。我在博客中曾经数次介绍过他的研究成果，今天我要介绍他的《关于杨成武回忆录的价值和史料根据》一文。
　　对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录中谈及的黄土岭、雁宿崖战役，我不陌生。因为文革期间我在偷偷狂读的“禁书”中，有一本柳杞所写的长篇小说《长城烟尘》，写的就是这一段——正面描写了八路军如何用劣势武器，击毙了日酋阿部规秀中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小说中日酋的名字是阿部规雄）。
　　作者柳杞，是位1938年奔赴延安的老革命，1953年担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辑，1970年起任邯郸军分区副政治委员。这部小说，究竟出版于何年何月，我一时没有查到，根据曾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中国剧协副主席胡可的回忆，是出版于文革之前，但很快就遇到文革风暴而被扫荡。文革后重新出版，尤其是在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时被高度赞誉。小说规模并不太大，好像只有一百多页，我当时以一个十几岁孩子的阅读观感来看，很有诗意，也很有独特的创作个性。与其它当时我读过的那些写抗战的小说如《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等等相比，风格很不一样。我曾为之感到不平也不解：这本书为什么没像前列那几本一样广为人知？又为什么文革一来就遭禁遭批？书中所写的杨成武，在1968年3月垮台之前，那可是炙手可热的啊！
　　闲言少叙，回到正题。小说只是小说，是虚构作品，《杨成武回忆录》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隆而重之推出的众多将帅回忆录中的一部。而且据我所知，这样级别的元老，虽然个人署名，但正式的回忆录都绝非个人行为，而是由官方成立一个班子，参加者都领取俸禄来进行的，少说三五人，多则十来人。我打过交道、比较熟悉的林彪问题研究专家舒云女士，最早就是被遴选参加《聂荣臻传》的写作，她在接触了大量绝密史料之后，才萌生为林彪辩诬的动机的——当然，后来她那些一本接一本的有关林彪的著作，就与官方没有关系了，都是她的“自选动作”。
　　从以上介绍，不难看出：官方正式的回忆录，不可能不受到政治权力的左右。《杨成武回忆录》也不例外。我们一般人光看该书文字，注解详尽，出处翔实，由不得人不信。但是姜克实运用日本史料来条分缕析，不实之词就分崩离析！当年这本书的作者群——杨成武和协助他写书的众多枪手、助理、资料员，大概都始料未及：有日本档案在那儿呢！历史毕竟不能自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姜克实，日本冈山大学日本近代史教授。1991年获得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石桥湛山的思想史研究》获得日本第14届石桥湛山奖。

　　关于杨成武回忆录的价值和史料根据

　　姜克实，爱思想网

　　【黄土岭、雁宿崖两战歼敌1400名的根据到底来自何处？是否是杨成武个人的“回忆”？本论对“歼敌1500名”之说的各种史料根据进行了解析，指出出处是八路军总部向蒋介石提出的报功请赏，要求抚恤的政治文件。特别是其中黄土岭的战果报告，发生在战斗结束一个月后，此时八路军通过蒋介石的照会得知阿部规秀中将死讯。立即在党中央指示下展开了宣传攻势，虚构出“黄土岭大捷”。歼敌900的数字，就产生于此背景。宣传的结果，黄土岭逐渐成为大捷的主角，掩盖了实在的雁宿崖的战绩】

　　2-1 杨成武回忆录的根据

　　抗战中1939年11月3日至4日，发生在河北省涞源县南方雁宿崖的战斗，如今不仅共产党称其大捷，日军在战史记录中也承认是一次耻辱的败战。驻蒙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辻村宪吉大队（独立步兵第一大队）在此地遭到八路军杨成武、陈漫远部的毁灭性打击。不仅枪炮，人员被缴获俘虏，更导致了数日后11月7日午后3时，指挥救援，报复作战的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在黄土岭战斗（11月6-9日）中的负伤（7日18时），死亡（21时）。有关雁宿崖之战的战果，当时的战斗指挥官，第一军分区司令杨成武将军在事后的回忆录中称
　　“六百多日军除被我们生俘十三名外，其余几乎全成了死尸，……只有极少数漏网”[1] ，“并缴获各种炮6门，轻重机枪13挺，步枪210支，骡马300匹”[2]。
　　对比之下，日军的各种档案，或个人记录中记载的死伤数字却仅为132名（内死亡者83名）[3]。
　　关于黄土岭附近战斗，《杨成武回忆录》称
　　在此“空前的胜利”中，“我们共歼灭九百多名日本侵略者（伪军不在内）缴获二百多满载军用品的骡马车，五门火炮，几百支长短枪和无数弹药，还生俘了十几个日本兵”。
　　对此，日军的档案记录为
　　“关于在雁宿崖黄土岭附近的战果，目前正在调查中，综合现在情报，敌死伤数约在千名前后，我方损失情况为战死约百员，伤约百十名，纷失或销毁山炮两门、步兵炮两门， 重机枪三挺、轻机枪六挺等”[4]。
　　若把八路军的“歼灭”数字，换算做日军记录的“死伤”，双方的战果计数也有7倍之差。到底是杨成武的“回忆”，还是日军的“档案记录”准确？从学问研究的角度讲，首先要追寻考察其数字的根据，来源。看看是否有史料佐证，其史料又是什么性质，可信度如何。从此点看，杨成武的“回忆”中记录的“战果”，显然要比日军的内部机密档案记录的己方“损失”的可信性要低得多。但读过《杨成武回忆录》的研究者也许可以觉察到，其回忆录整体还可以称是比较严谨的。虽然其中有不少创造，发挥的糟粕之处（如腰站阻击部分的独立团反击攻克驿马岭，又进军占领涞源县城等），又没有出示各史料根据，但对事件中的人名，地名，过程，日期，地点等基本情报都有相应记录。歼敌数字虽多有夸张扩大之嫌，但可认为不是臆断，出于同一口径，即共产党内记录的通说。
　　实际上，有很多研究和历史档案都可以佐证杨成武回忆录中的数据存在。比如编辑“历时十年，近百次的传主访谈，上千次的档案、文献资料的查阅核实，力求以严谨”的最有权威的《聂荣臻传》虽避开谈争议中的辻村大佐的死亡，却沿用了“雁宿崖、黄土岭两次歼灭战共歼日军1500名”的公式数字。并称其中900名是黄土岭战斗的歼敌成果（35章），与杨成武的说法一致。若上溯搜寻历史档案记录，可在当年的《八路军军政杂志》[5]中发现有关雁宿崖战斗的如下记载：

　　三日，涞源敌约千余，分三路向走马驿银坊进攻，第一路约五百余于拂晓进至三岔口，与我××团主力激战终日，将敌完全歼灭，计毙敌步兵大队长过村大佐及炮兵中尉各一名，生擒日兵九名（内翻译官一名）其余均被击毙。缴获重炮二门，轻炮四门，掷弹筒八个，重机枪五挺，轻机枪十挺，步枪二百二十余支…（51页）

　　对黄土岭战斗云
　　综合以上连日战斗，计又毙敌八百余，缴获轻机枪二挺，步枪三十余支，战马三百七十余匹，其他军用品甚多。敌酋阿部中将，亦于此役为我击毙（52页）。

　　歼敌数字（五百余＋八百余），结果和杨成武回忆录内容基本相同。可以得知杨成武回忆录并不是个人的回忆，和聂荣臻传类似，应是一个写作班，以杨的回忆为基础，在核对过多种文献、日记、史料等记录后成卷的作品。价值远超过一般的个人回忆，此点也是杨成武回忆录被学界当作史料多处引用的理由。在史学界，严密的讲引用独家的回忆录写史是个禁断行为，但在没有档案记录，或不能接触档案记录时，此做法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现实。
　　雁宿崖战斗中“击毙辻村大佐”，黄土岭之役“歼敌900余名”等说法即使不实，也是一个统一过口径的公式见解，如同平型关大捷的歼敌1000名。此类档案资料中的歼敌数据统计的集大成，即是今日被国家、党史、教科书公称的“在八年全国性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等……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这一惊人的数据[6]。不算正面战场的国军，仅共产党军队自己消灭的日军（52.7万）。此数字远远超出了日本厚生省按户籍、军籍记录的，八年间日本军人、军属在大陆死亡（包括病死，事故死）总数的约39万[7]。此数据的鸿沟如何解释？是日本政府的户籍，军籍统计准确，还是共产党军队的歼敌战果报告准确？笔者当然信任前者。因为它是对自己损失的记录，又出于严谨的行政统计，存在抚恤，赔偿记录的佐证。后者（共产党的歼敌战果记录）虽然与事实相差甚远，但也不能否定它也是一个“历史记录”。到底错在哪里？如今史学研究者的任务，就在研究，寻找此类历史记录发生错误，失真的原因。以此为目的，下面分析几个之后成为歼敌数据根据的，共产党方面有关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档案记录。

　　2-2 国家档案局的史料佐证

　　雁宿崖、黄土岭之役歼敌1400名的根据，也可在国家档案局2014年9月13日公布的《浴血奋战——档案里的中国抗战》第二十集：《北岳区冬季反“扫荡”战役》的史料群中发现。下面是档案中的两个文件记录的内容：

　　图1 战后第四天的，雁宿崖的战果报告，可以说一近半符合事实

　　此件是1939年11月7日晚（虞亥），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左权）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何应钦、徐世昌发出的雁宿崖之战的战果报告，时为战后第四天，黄土岭的战斗正在进行中。电文称

　　“是役计毙敌过（辻）村大佐一炮兵中佐以下七百余，生俘日军十余名（内翻译一名），缴获重炮六门，山炮四门，重机枪五挺，轻机枪十一挺，掷弹筒十个，步枪三百五十余支，无线电一架，骡马五十余，其他用品甚多”（句读点为引用者加）。

　　有关黄土岭战斗的战果报告见下件12月8日，八路军总部向蒋介石的报告《击毙第二混成旅团（长）战斗经过彚报》

　　图2 迟于战斗一个月后的向蒋介石提出的黄土岭战果报告。内容虚假。

　　报告在黄土岭战斗中，我杨成武部第二第三团，及由阜平急援到达的贺师（120师）特务团与敌2300名（其中包括7日后增援的700名）作战，“计是役敌伤亡旅团长以下千余人，缴获步枪百余支，机枪五挺，迫击炮一门，战马五百余匹，弹药军用品一部”。
　　可以说，以上两件史料，和前述《晋察冀战报》同样，都是作战后一个月内的统计报告，都可以佐证《杨成武回忆录》中的歼敌人数（1400-1500名）。但若仔细分析，对比以上两个文件和杨成武回忆录，会发现许多问题。笔者首先感到有以下几个疑点：
　　一，看“歼敌”数字，黄土岭之役比雁宿崖战果多300名以上，可为何缴获枪支数却不足雁宿崖的三分之一（百余支）？
　　二，黄土岭大捷的战果，为何在在战斗结束后一个月（12月8日）[8]才开始报告？
　　三，缴获的火炮数到底是几门？是雁宿崖，还是黄土岭的战果？
　　四，日军俘虏到底出现在哪一场战斗中？

　　大概是为了出示此史料的影像“证据”，国家档案局同时还公布了一张战利品的照片如下。解说称是“黄土岭战斗中八路军缴获的武器”。问题在战果正式统计的《晋察冀战报》中，并没有记载过缴获火炮，而前述八路军总部对蒋介石提出的黄土岭之役战果报告中，也提到八路军缴获仅为“迫击炮一门”（日军装备中没有迫击炮，迫击炮是国军与八路军的典型武器）。在火炮缴获问题上，这两个原始记录都应该比杨成武战后的回忆（1985年）要正确得多。即黄土岭战斗中八路军并没有缴获日军火炮。可是为何此照片中称在火炮是黄土岭战斗中的缴获？且数量变成了山炮4门？若按杨成武回忆，两次战斗缴获火炮共11门，可是按《晋察冀战报》仅雁宿崖战斗缴获火炮六门。此矛盾又应如何解释？
　　若对照日军的损失报告，疑点可一目了然。日军记录在雁宿崖战斗中“损失山炮两门，步兵炮两门”，和此照片映出的正好一致。所以笔者判断，这不是黄土岭，而是雁宿崖战斗的战利品，映出的4门火炮，从形状上可判明左边的一门是四一式山炮（日中战争中的联队炮），中间两门是日俄战争中使用的旧式31式山炮，而右边的小炮是92式步兵炮（大队炮）。所以此照片应是八路军雁宿崖战斗战果记录中的“缴获各种炮6门”（杨成武回忆录），或“缴获重炮二门，轻炮四门”《晋察冀战报》的实体。实际缴获的4门火炮，在报告书中变成6门，之后到杨成武战后的回忆录中（雁宿崖，黄土岭两场战斗）又被增加到11门。

　　图3 照片不是黄土岭，而是雁宿崖的缴获。数量，炮种几乎与日军战报记录相同

　　2-3 黄土岭和雁宿崖的地位倒转
　　
　　所以说，杨成武回忆录里的战果数字是有根据的，但并不实际。之后的回忆，宣传中还发生了扩大战果的变化。战果报告亦分对内，对外。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击毙第二混成旅团（长）战斗经过彚报》报告称两次战斗共歼敌1700名，缴获火炮11门的。此对外的申报数据，连报告者杨成武本人都不信，所以杨在回忆录中还做了部分数字修正，调整。将雁宿崖歼敌700名缩小到“600名中的几乎全部”，缴获火炮，也从10门减到6门。“缩减”雁宿崖大捷战果的意图在何处？笔者认为，一是为了订正夸张过分的战果，因为自己撰写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或八路军的公式记录《晋察冀战报》（12月25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的内容都与此对外宣传的口径不同。二是为适应写回忆录时（1985年）的形势发展，突出“黄土岭大捷”。所以杨把在雁宿崖战中缴获的火炮数（4门）、物资、生擒俘虏的战果，复制、挪用到了黄土岭。称：在此“空前的胜利”中，“我们共歼灭九百多名日本侵略者（伪军不在内）缴获二百多满载军用品的骡马车，五门火炮，几百支长短枪和无数弹药，还生俘了十几个日本兵”。
　　如同后述，黄土岭之役，日军只死亡20名，负伤59名[9] 。从八路军动员了3个整团，4700名主力，和一千余名日军作战3日，“我伤亡官兵共八百余人”[10]的结果看，并算不上是一个 了不起的“大捷”。没有俘虏，也没有缴获，只不过偶然用迫击炮击毙了阿部规秀旅团长。但之后在共产党大规模的宣传战中，由于沾了击毙日军中将旅团长的报道之光，黄土岭取代了雁宿崖一举跃为大捷的代词，直至今天。写回忆录时的杨成武，也意识到了这个变化，故意地将雁宿崖的部分战果挪用到、或复制到黄土岭之役中。可以说，黄土岭之役歼敌900名，又缴获了大炮，枪支，骡马行李，抓到俘虏之说，不同于战斗后三天及时上报的前述雁宿崖的战果报告，基本都是事后人为创作的（如歼敌900）宣传数字。并且之后还在不断地发展（如战后出现的缴获到火炮，俘虏等）。促使其注水的理由，是因为事后“发现”了阿部规秀中将的死亡，出现了藉此开展“黄土岭大捷”“涞源大捷”（左权报告）宣传的新的政治需要。

　　2-4 史料的性质分析

　　为什么档案记录会出现夸张？若认真进行史料的检证，批判，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奥秘。即以上国家档案局出示的两个报告原本，并不是八路军内部的战果统计，都是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特别是黄土岭的捷报，可以说是一个自我宣传的政治文件。前者雁宿崖的战果报告是朱德、彭德怀通过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博古，叶剑英等转交给军事委员何应钦、徐永昌的文件。而后者黄土岭的战果报告转发对象则是委员长蒋介石本人。
　　此种国共合作期间的战果报告，因为目的很大程度是为了通过宣传战功，到达提高共产党军队的政治影响力，增加军饷，补充武器弹药，发放抚恤资金的目的，所以宣传，夸张的水分较多，内容绝不可轻信。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政治宣传，对外“敌工”策略。平型关大捷时也常见这种国共间的应酬。如下面出示的1937年9月26日的捷报。是八路军本部（参谋部）公开发给“前总和各（电）台”的宣传速报。也属于国共间的应酬。

　　图5 平型关大捷的宣传文件（国家档案局）

　　称平型关大捷的“九月廿五日，我八路军在晋北平型关与敌万余人激战，……将进攻之敌全部击溃，所有平型关以北之辛庄、关沟、东跑池一带阵地完全夺取，敌官兵被击毙者尸横山野，一部被俘虏。缴获汽车、唐克车、枪炮及其他军用品甚多……”
　　由于是对外宣传，内容当然不真实。一方面蒋介石明知八路军在夸大战果，但为了稳住共产党，维持抗战协作，鼓舞国民的抗战士气，也只得忍气吞声以“歼寇如麻”等奉承，表彰來回酬。不分析应酬的对象，背景，把此中数字当作“史证”的方法，怎可能解明历史真相？对平型关大捷的战果，笔者已有过落实到人名的精密研究，115师伏击的日军总数两队合计不过450名，其中的战果，也不过是死伤200余名。但宣传时能说成“与敌万余人激战，被击毙者尸横山野”。这就是事实与宣传文件的差距。研究中史料批判的程序，就是要判别史料性质，指出其真伪。
　　杨奎松曾指出过平型关大捷中八路军对外宣传中虚报战功的现象，并引用了1937年9月26日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的电报，称“对于八路军平型关作战力主从振奋人心的宣传角度加以夸大的是毛泽东”[11]。一方面，据杨的解释，此种文件中友军的死伤损失内容却比较准确。因为己方的损失容易统计，且“按照国民政府这时的相关规定，每笔抚恤必须落实在具体人头上，且要接受军委会的调查核实，因此，朱电亦不能随意夸大”。
　　以上黄土岭战果报告文件也包括此类友军死伤和要求抚恤面的内容。称“我伤亡官兵共八百余人”，……贺师特务团一营长以下干部五员阵亡”。因为和申请抚恤金发放有关，笔者认为此数字也有夸张。杨成武在此件之后写的对内报告中称“雁宿崖，黄土岭两战损失545名（内死亡136名，失踪37名）”[12]。

　　2-5 共产党中央的宣传攻势

　　前面笔者曾提出过黄土岭大捷的战果报告，为何在在战斗结束后一个月（12月8日） 才进行的疑问（雁宿崖的报告，出现在战斗后第四天）。可推测，若没有阿部规秀中将被击毙的通知，黄土岭之战的战果，并没有要特别宣传的价值。战斗本身没能取胜，自己的伤亡又远远超出日军。使延安、八路军本部振奋起来的，是蒋介石11月19日致朱总司的如下电报。

　　据敌晧日播音  敌十加过村部队本月江日向冀西涞源进犯，与我第一百二十师激战，当将该敌击溃。支日阿部中将率部来援，复陷我重围，阿部中将当场毙命等语。查过村大队确系独立第二混成旅团之第一大队，阿部中将似系该旅团旅团长，经我歼灭，并将阿部中将击毙，足见我官兵杀敌奋勇，殊堪嘉慰。希饬将上项战斗经过及出力官兵详查具报，以凭奖赏，为要。中正 [13]。

　　如此，战斗结束后近两周，通过蒋介石的电报通知，延安才得知阿部规秀中将死亡于八路军之手的消息。但还没掌握有关其死亡的任何细节。甚至还不能确定到底是自己哪一部队的功劳。三天后11月22日，日本各大报刊同时报导了阿部中将的死讯，从报导的内容中，八路军得到了有关阿部规秀战死的时间，地点等重要情报。明确了“雁宿崖”，“张家坟”，“司格庄”，“上庄子”等作战的具体地点，和阿部死亡的原因（中迫击炮弹），时间（11月7日21时50分），地点（上庄子南）。确定了这是黄土岭战斗中，杨成武或贺龙部队的功劳。
　　首先行动起来的是中共中央。两天后11月24日，党中央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等关于“阿部规秀被我军击毙之件”向八路军总部，聂区（第一军分区），新四军，重庆，西安，桂林等，即全军和共产党全部涉外机关发出如下指示，要求“查确阿部被击毙（事实）以便斥‘我游而不击’之诬言”[14] 。

　　图6 中共中央11月24日电报  国家档案局公布

　　推测杨成武通过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的通知得知阿部规秀被击毙的消息，在此电报命令之后，杨成武受聂荣臻之命才开始认真的战果调查，为了配合毛泽东的“斥‘我游而不击’之诬言”的指示，经两周调查最终借“日军民夫”之口，推算出“歼敌900”，构创出虚幻的“黄土岭大捷”形象。
　　从以上经过可看出，黄土岭的战果汇报，是应蒋介石委员长的要求进行的战果调查报告。由于被中共中央利用于粉碎国民党内部“顽固分子”的“八路军游而不击〞之诬言”，此报告的意义更超越了单纯的报功请赏文件，成为借击毙阿部规秀中将报导之潮，展开的一场针对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全党，全军的宣传攻势的重要一环。 上述12月8日八路军总部发送给蒋介石的《击毙第二混成旅团（长）战斗经过汇报》，就是在此背景下的产物。
　　至此，发生在对国民党宣传攻势之后的，黄土岭战斗战果报告的背景，内容，及上述国家档案局公布的《北岳区冬季反“扫荡”战役》的诸文件的性质已经很明白，目的并不是为了汇报事实真相，而是借阿部中将战死的消息报道，来宣传共产党的抗战实绩。当然，其内容不免要发生失真，夸张。

　　图7 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藏

　　以上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所藏的晋察冀军区12月10发布的战报号外，也是一个对外公开的宣传品，可以说是继上述12月8日对蒋介石汇报战果的政治宣传余韵。这里称雁宿崖，黄土岭两战“打死日寇一千八百余名，缴获大炮六门，轻重机枪十余挺，步马枪三百余支”。在此歼敌数比对蒋介石的报告又增加了数百人。而且明确是“打死”不是“毙伤”。这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档案史料。今日我们的抗战史研究到底以哪一个数字为准？
　　笔者认为，脍炙人口的“神炮手李二喜”的故事，也是“发现”阿部中将死亡后的宣传攻势所为。黄土岭战斗中与日军对战的是杨成武独立第一师和贺龙第120师两支部队。日军的“迫击炮”报导，把胜利者的奖牌颁发给拥有“迫击炮”连的杨成武部，之后又形成“神炮手李二喜”的英雄故事。此判决使徒手持枪的贺龙部下十分不满，至今仍耿耿于怀，说死于炮击是日军的政治宣传[15]。从黄土岭战斗日军的作战地图看，八路军在包围圈外的南北两个高地设有迫击炮阵地。但都距离上庄子的司令部约两公里。接近迫击炮的极限射程。绝不可能瞄准射击。若从此地发射的炮弹击毙阿部规秀，只能说是一个侥幸。陈正湘团长用望远镜发现阿部规秀之后，调李二喜炮组上山用两发炮弹击毙阿部规秀之传说，应是一个战后创作的故事，至少战斗后一个月内，陈正湘和不知道击毙了敌酋，李二喜的上司，炮兵连长杨九秤也没有出现在请赏的名单里[16]。换而言之，若没有日军的阿部规秀死亡报导和共产党中央展开的对外宣传攻势，如今也不会出现“神炮手李二喜”的革命故事。
　　在此，笔者的目的并不是否定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攻势。作为一个与强大的政敌（国民党）博弈的弱小集团，此种宣传的政治手段在当时是有必要的。可是在今日的战史研究中必须明确，此类档案资料只不过是一个带水分的宣传内容，并不能成为记录战史的根据。使用前必须进行严谨的对比分析和史料批判。

　　注释：
　　[1] 《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29页。
　　[2] 杨成武《“名将之花”命丧太行山——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纪实》福建党史月刊，1995年第2期。
　　[3] 「陸軍中将阿部規秀戦死に関する報告」陸軍省-陸支普大日記-S15-5-226，452页。（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7091447900.
　　[4]  陸軍中将阿部規秀戦死に関する報告　 C07091447900.
　　[5] 1939年12月25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一卷第12期（《晋察冀战报》（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辑部，1982年9月）。
　　[6] 《中国近代史纲要2015》（国定大学历史教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7] 厚生省援护局「大東亜戦争における地域別兵員及び死没者概数」1964年3月1日。
　　[8] 电报记载日期仅为“齐亥”（8日21时），从内容判断不会是11月，而是12月。
　　[9] 『岡部直三郎大将の日記』芙蓉書房，1982年，251页。
　　[10] 前载《击毙第二混成旅团战斗经过彚报》。此数字也是一个为了争取抚恤的夸大数字。
　　[11] 杨奎松《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修订）》，网络文章。
　　[12] 《杨成武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 88页。
　　[13] 《八路军军政杂志》1940年第3期9页。
　　[14] 国家档案局2014年9月13日公布《浴血奋战——档案里的中国抗战》第二十集：《北岳区冬季反“扫荡”战役》。
　　[15]杨嘉瑞《回忆120师特务团在黄土岭战斗中》《党史文汇》1988年第2期。
　　[16] 前载《击毙第二混成旅团（长）战斗经过汇报》中请赏名单为“杨成武支队长，第一团长陈正湘，该团第一营长林必之，第三营长杨上堃，第二团长纪亭谢，该团第二营长懋尚琳，贺师特务团长杨家瑞等七员”。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十二月图片主题：嘉树）

　　台北近郊阳明山。虽然是元月，但我看到了一片盎然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