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怎么形成的

冬儿写了诗经大雅里描述的周朝历史。

周朝历史有据可循。

周人的祖先据说是后稷，后稷的爹是帝喾，娘是姜嫄，不过后稷不是帝喾和姜嫄所生，而是姜嫄某一天踩到了巨人的脚印，有孕而生。很神奇嘛。

其实远古朝代的祖先都类似这样登场。夏朝老祖大禹是由其父鯀剖开自己肚子产下的－－鯀是男生哟！商朝老祖契则是一个叫简狄的女人吃了一个鸟蛋而被生出。

商朝的存在有甲骨文可考。夏朝就不好说了，没有文字证据，只有挖出来的一些遗迹，被历史学家认定为夏朝的东西。

中国的很多文人想将中国的历史推到五千年前，越古老越有渊源嘛。不过有文字的历史只有三千年。三千年之前的历史怎么办？就得靠想象了。

有人说口口相传的历史也是可信的历史。

同学们有没有看过电视台的娱乐节目里有一种“口口相传”的游戏，十个人站成一排，主持人附耳告诉第一个人一句话，然后依次每个人听了前一个人的悄悄话，再悄悄地告诉下一个人，最后第十个人大声说出听到的话，基本上和主持人说的话风马牛不相及。

把网上搜来的一些信息放在下面，同学们可做个参考。

课本上告诉我们：夏朝的开国太祖叫禹，也就是治水的那个大禹。这家伙有本事，但私心重，废除禅让制，把江山传给了儿子启，拉开家天下的序幕。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可如果说大虫治水，你会不会一脸晕菜。

有人考据说，大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虫。谁这么牛呢？近代著名史学家顾颉刚。顾颉刚不相信什么大禹治水，说中国的远古历史，全是“胡乱伪造”，必须“把中国的历史重新整理一下”。顾颉刚在1923年写给同为大家的钱玄同的一封信，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观点。

最早提出大禹是条虫的，是顾颉刚的老师崔适。崔适考遍古籍，认定大禹不是人，而是虫。大禹的父亲鲧当然更不是人了，但不是虫，而是一条鱼。

然后，就是顾颉刚提出，禹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禹为动物，出于九鼎”。九鼎是夏朝时铸的，后来落到周人手上。周人看了看鼎，发现了本是一条大虫的禹，那时科技落后啊，就以为大禹是夏朝的开国始祖。从西周开始，大禹建夏才流转开来，一直传到现在。

至于大禹究竟是条什么虫，顾先生说：此虫不是昆虫，或千足虫的软体爬行动物，而是动物的总称。你可以把大禹想像成一头大象，一头猪，一匹马，一只蚂蚱。如果你实在想像不出大禹到底是啥，你干脆就记住：大禹是条虫就行。大禹既然是条虫，那夏朝的大王们，当然也都是虫子虫孙了。不过呢，顾颉刚虽然认为大禹是条虫，但他没否定夏朝的存在。

而夏朝的夏，其实也是一种虫，就是蝉，蝉往往代表着夏天，也代表着高洁，大家看唐僧其实是金蝉子就知道了，蝉的地位很高。

大概是看中了蝉这种神秘色彩，所以夏朝以蝉为国号，而蝉的甲骨文演化到后面，就成为了夏字。

接下来就是商朝，《诗经》有《商颂》，其中《玄鸟》篇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商人的祖先其实是鸟生的。

《史记·殷本纪》也记载，“有娀氏之女名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

这个名叫简狄的女人，在某年某月某日，和一群来路不明的闺蜜在河里洗澡，有一只鸟正在产卵，不小心就让简狄得到了。可能是饿了，简狄一口就把蛋给吞了，有点像《天书奇谭》中的蛋生。没想到很快就怀孕了，生下了契。

契的生父，其实就是玄鸟。契因为帮助“大虫”禹治水有功，被封为商邑，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

契的团伙就称为“商”。契生子，子生孙，一直生到汤这一辈。再生多少辈，老祖宗是头鸟，子子孙孙都是鸟。商人很尊重老祖宗，就把玄鸟当成自己的图腾，让子子孙孙都记住，咱们的祖先是鸟，咱们都是“鸟人”。

这个还真不是司马迁胡说，后来出土的甲骨文，也证明了这一点。

商的甲骨文其实是从凤字演化过来。所以，商的国号其实也是动物。

如何理解顾颉刚先生的“古史是层累地造成”？

作者：松子

顾先生的层累说，其原初所指，乃谓周秦之前的上古史，是经过后人多次的删改编篡，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研究历史，不能仅关注史料所述之史实，更要首先关注史料本身的时代。按照最一般的理解，史料之时代距所述史实之时代越近，则其可信度越高。而越晚出的史料，较之早期的史料，往往时代更加久远，事迹更加详细，体例更加完整。但这反而证明了其中窜入了大量的伪造的内容。按照顾先生常用的例子：诗经中只提到过大禹，商人和周人的祖先；而到了论语中，就有了尧舜；到了战国，才有五帝之说；邹衍之后，黄帝成了华夏共祖；而比黄帝更早的伏羲神农，要到汉代才流行起来，至于盘古开天辟地，是魏晋才有的记载。再比如，在国语中，各个地域和民族，是有其自己的祖先传说的；但到了《帝系》中，各地各族的先祖都变成了黄帝的子孙。大概类此。

作者：怀剑听雨

顾颉刚提倡的科学分析是正确的，但是继承他的派系的那些研究历史文献的，很多都挺学究和脑残的，懂得不够多，就开始胡乱推理，又缺乏自我批评和细致思考，所以把一大批典籍都说成是伪造的，现在很多都被考古出土的竹简打脸了。
比如《太公兵法》之所以内容荒诞，很可能是因为这书原本的文字太古老，把它翻译成现在这个版本的人，很多字看不懂就胡乱猜，所以弄得很荒诞，让这书较为缺乏史料价值，但是这书的现在这个版本，考古证明已经是战国时代的东西了，不是后世伪造的，司马迁《史记》很多对古文材料的翻译引用也不对，但是我们还能见到一部分他参考的原书，所以能评判对错，《太公兵法》只能看着玩了。
有个东西叫文字传承，还有个东西叫口头传承，有一天，大批的口头传承变成了文字传承，就被说是造假？某天，某个道士或者酋长给你讲了他所传承的历史故事，是所有人都没听过的，又是晚出，于是他就一定是在造假，而不是应该用各种科学手段去考证他的话是真是假？随着识字的人越来越多，必然会有大批的口头传承变成了文字传承，而我们不应该简单否定它们，而是先放着，用科学方法和逻辑来判断
顾颉刚的某个再传弟子某知名上古史教授，居然连孔子尚书的来历和王子朝盗书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知道，连对先秦史料的十大毁史事件都知道的不全，对史料的保存和流向都没梳理，就开始胡乱推理上古史。

再比如迷信《竹书纪年》的人，也是缺乏知识，魏国史官不是正统一脉的史官啊，毕竟最后得天下的是秦国啊，占领洛阳典籍灭掉东周的是秦国，得到大量王子朝东周典籍的是楚国，孔子是靠鲁国与周的亲密关系得到图书馆抄书的权利。天知道魏国史官靠什么办法得到这些秘学的，魏国史官根本不是正规传承人，道听途说、东拼西凑，这种自学成才的东西能叫传承吗？不能用现代人眼光看待先秦，先秦的历史是皇家秘学，孔子这个奇葩为什么能弟子三千，就是靠手里的尚书材料，诸子百家的著作里，就只有儒家的历史学知识最强大，墨子和庄子都只有看书或听书的权利，只有孔子利用鲁国特权把书给抄出来了。我有个学文学的朋友历史不太行，但他不服气我，有次就考我秦始皇是哪一年统一中国的，我立马答不上来了。在皇家图书馆不允许抄书和有限的学习时间里，各国史官拼命背诵日后好用来装逼的，只是记事的左史的年表和帝系而已，而不是冗长而内在逻辑关系复杂的记言右史记录的对话。所以魏国史官的年表是值得信赖的，但是内容就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那么大能耐比孔子关系还铁。
再比如说《周礼》是伪经，仅仅是因为周礼里包含了一些春秋战国才有的东西，那么《新唐书》《资治通鉴》因为是北宋编的，所以就是伪经，而《旧唐书》就是真货？《周礼》这种周公写的书，所用的是周朝初期的文字风格，到了春秋战国文字不同了，必然会被重新翻译，翻译者加点自己的私货，就变成伪经了？
战国是上古史资料井喷出现期，是因为战国时，文字才开始普及大众，才有大量民间著作，才能把原本口耳相传的东西变为文字流传下来。
隋唐和南宋都是上古史资料井喷出现期，不是这些材料是假的，是很多祖先的传说史料，被南方人的家为巫史给传承了下来，隋朝统一南方、南宋南迁，懂书写汉字的文人与南方巫师酋长们交流，才导致材料的增加，而南北朝因为迷信佛教道教反而压制了历史典籍的收集传承。

因为古史辨能害国，所以他的不俏再传弟子们日子被人资助的都很滋润，自然传人众多，遗害深远。

作者：匿名用户

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研究。明代曹钦兵变“谋反说”初探--一个“层累造史”的典型例证

这篇论文指出，曹钦谋反说充满疑点。若以《明英宗实录》和李贤《天顺日录》为原始史料，则：一、曹吉祥叔侄谋反动机不足，兵变过程仓促混乱；二、李贤在兵变被镇压后居然立即上书请求宽赦曹钦的胁从余党；三、尽管英宗宣称曹吉祥“遽行反逆”、“心怀怨望，谋为不轨”，但他并未以谋反罪论斩曹钦余党。

而曹钦谋反说显然在明代出现了层累造史的过程，具体改变有四，这里也稍微介绍（copy）一下。

兵变过程的变化。成化朝首辅彭时《彭文宪公笔记》变更了兵变过程的行动顺序。稍后于彭时的黄瑜《双槐岁钞》的记载则看起来更加符合谋反逻辑。

“魏武之对”的出现。成化朝王锜《寓圃杂记》中出现了“魏武之对”，稍后的祝允明《野记》对此事的描述更加生动。

兵变人数增加。原始史料中无兵变人数。嘉靖朝高岱《鸿猷录》称兵变人数“党羽不数十辈”，稍后的邓元锡《皇明书》中兵变人数大为增加。

曹吉祥本人权位大为提升。原始史料中，曹吉祥的官位是司设监太监，司设监太监是一个冷衙门。万历朝尹守衡《皇明史窃》载“时吉祥为司设太监，掌司礼者”，明朝遗老万斯同《明史稿》载“升吉祥司礼监太监”，司礼监太监权势不下内阁首辅。

明朝文人士大夫用手中的笔不断弥补原始史料中“曹钦谋反说”的简陋之处，清朝修史基本采纳了明人层累造史后的“谋反说”，录其于《明史》，成为定论。可见，层累说不仅可用于古史。层累造史是普遍发生的。所以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

作者：宇文烨

历史作为一种理想化的集体记忆，总是在被不断地改写。所谓古史，就是书契之前的史。而作为凭借记忆和口口相传的东西(oral tradition)，更容易被不断地重新解构又重组，以符合传承者的需要。这种不断的解构与重组就是所谓“古史是层累地造成”。
参考文献：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