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红包、欧美的小费 中国人没有给小费的习惯，却有收红包的传统。或许是泱泱大国，散碎银两不过瘾，没有大块撒金银的痛快，也就从简了。就领受者而言，也觉得一点小意思，既不能一夜暴富，还有损尊严，拿了小费，好像自己是讨吃要饭的一样。一个不愿意给，一个不愿意要，小费在中国，就没了市场。 倒是红包，大行其道，“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一个Big红包，寄托着中国人发财致富的梦想。逢年过节，长辈的红包，对年少儿郎，是一笔不小的“外财”。上级每一次有纪念意义的重大事件，更少不了红包。 有个笑话是这样说的：某县太爷的夫人过生日，下属为了巴结县太爷，送了一只金老鼠，因为，县太爷的夫人属鼠。县太爷见了金老鼠，喜笑颜开，然后叮嘱下属，老太太也要过生日了，属相是牛。下属听完，晕倒。 最近，有一个新闻。当然，在中国，早已司空见惯，算不上新闻了——山西一个贫困县的县委书记，收了近千万元的“红包”，超过了该县当年的财政收入。人常说“富可敌国”，该县长虽不“敌国”，但足以敌县。这个新闻，揭示了中国红包的路线图——红包多是“劫不足而补有余”，自下而上，下级上贡上级。 小费源于何时，我未加考证。但，我觉得这种习惯，好。第一，小费是对服务满意程度的最直接奖赏和对他人劳动的尊重。比如，去饭店，所付账单是对饭菜质量、就餐环境的报酬，付款之后，进了老板的腰包，和服务生没有直接关系。小费却是给服务生的，服务生得到的小费越多，他的服务就会越好，这样的正反馈作用，于顾客、老板、服务生都有益，皆大欢喜。 第二，小费是对低收入人群的一种直接的转移支付。从事服务行业的人群，受教育时间短，文化不高，有些来自边远山区，也有在校学生，这些人的收入在社会中处于中下水平，甚至，他们还要担负一个家庭的生活，经济状况较差。此时，小费的意义就不只是对服务者劳动的奖赏，而是一种隐形的转移支付——分担了政府对于社会弱势人群的救济。比起捐钱捐物给某基金会，再由基金会转发给贫困人群的方式，付小费要更直接，也更安全，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很多基金会都是“肥了自己”，没有把钱用到真正需要救济的人身上。 这是我的理念，且，我是知行合一的，想到、说到，也做到。因此，我是随手给小费的。有时，反倒是接受小费的人，不习惯。前几日，我的自行车车筐，坏了。换一个新的，要15元。我给了修车师傅16元。他说，是15元。我说，多余的一元是给你的小费。修车师傅说，这是他第一次收到小费。 近日，爱因斯坦的两张亲笔题字，以百万美元的高价被拍卖。这两张字条，其实，是爱因斯坦给服务生的小费。将近百年之后，小费变成了巨款。 1922年，爱因斯坦出访日本参加国际会议，在日期间，一位邮递员曾为爱因斯坦送信，可是，当时爱因斯坦没有零钱付小费，又不想让邮递员空手离去，于是，给邮递员留下了2张亲笔题字，以示谢意。 其中，一张纸条是东京帝国酒店的便签纸，爱因斯坦用德语写道：“安静简朴的生活，比一味追求成功，能带给人更大的愉悦，而后者则只会带来无尽的烦扰。”第二张题字，写在一张白纸上，其上是列宁的名言：“只要有毅力，就会成功。” 假如，处于社会高位的人，能够秉着尊重劳动，尤其是尊重体力劳动的信念，“从我做起”，养成给“小费”的习惯，那些在城市中做最辛苦工作的“民工”的境遇就会有所改善。特别地，经济社会中，沟通全体民众的纽带，最有效的润滑剂莫过于金钱。“小费”之妙还在于，它会诱发连锁反应，当你把关爱以切实的、看得见的货币赠与他人的时候，终有一天，接受赠予的人会把这种赠与回馈给你，仿佛古代印第安人的魔法——“飞去来器”，这大概是一个良性社会的开始。 红包和小费，好像无关宏旨，不过，我们不妨“夸大”一下其效用。“小费”的路径是自上而下的，是由地位、阶层、收入较高的人，不弃锱铢地赠予收入微薄、地位低下的民众，涓涓细流，汇之成海，如果，每一个处于相对上位的人能将这种帮助，毫不吝惜地施与那些相对低位的人，那么由此形成的累积效应，或许可以大大削弱贫富差距，并缓解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隔膜心理。 红包则是自下而上，由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阶级进贡给拥有公共权力和资源的人，这就意味着，红包之流行，必然带来“马太效应”——强势集团所得大大超出了其理应所得，社会的贫富差距由此扩大，阶层之间的对立和积怨由此加深。西方社会文明日进，民风渐淳，盖由“小费”而起；中国社会古风不存，阶层之间，相互割裂，红包之盛行，或是一种原因。因此，弃“红包”而改行“小费”，或许是拯救世风的一种可行尝试。 “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词儿写得好，韦唯唱得更好。但是，如何实施呢？不能只在晚会上同唱一首歌，然后，座中泣下如雨吧。窃以为，只要把每个人的“一点爱”换成小费，社会良好风气必定会蒸蒸日上。 因此，从现在起，给小费吧！ 2017年11月14日星期二； 北京—乌鲁木齐飞机上，修改未完； 2017年11月15日星期三； 和田市、宏瑞宾馆204房间。 全文完。 | 
